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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2年底，累计中国培养的无线电人才达500多人。
当然，这些人才大多都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不过还有很多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
林子轩找到了一位上海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叫做苏组圭。
苏组圭出生于1900年，祖籍福建永定，192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系，业余时间爱好钻研无线电技术。
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广播电台的消息，上海万象广播电台将在11月底向全市进行广播。
这家广播电台是万象书局和美国东方无线电公司合办的，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万象书局，想要毛遂自荐，参与到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的建设之中。
没想到林子轩拿给他一台矿石收音机，问他能不能自己组装。
这是苏组圭第一次看到收音机，虽然是第一次接触，但难不住他，他拆卸了几次，觉得只要有零件，组装没有问题。
矿石收音机不像电子管收音机那么复杂，所用的都是市面上常见的无线电零器件，组装较为简单，没什么技术难度。
林子轩让他估算了一下零器件的价格，大概在30块银元左右。
这些零件国内没有生产，只能通过洋行从国外进口，唯一的区别是在国内组装，节省了人工和运费，想要降低价格，就需要从零件的国产化开始。
就算是这样，一台矿石收音机卖上40块银元，也有较高的利润。
林子轩和苏组圭商议，他出钱从洋行进口零部件，苏组圭组织人手进行组装，获得的利润双方六四分成。
在这个生意上，林子轩没打算赚钱，主要是想对付奥斯邦。
苏组圭回家后，发动家里的兄弟姐妹，组成了一个家庭式的小作坊，从此走上了一条山寨收音机的道路。
他并不满足于山寨矿石收音机，还准备研究电子管收音机。
于是，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就这样成立了。
美国人奥斯邦高估了中国富豪对于无线电的热情，中国人向来都很保守，他们连电台广播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会花钱购买。
只有那些洋场阔少们对于这种新鲜玩意感兴趣，也不在乎钱财，在半个月内，奥斯邦销售出去大概400台收音机。
虽然奥斯邦幻想中的万人抢购的热潮没有到来，但眼下的业绩也让他收获颇丰。
他相信随着电台的开播，这些中国人见识到电台广播的奇妙之处，一定会来抢购他的收音机，于是，他决定用这笔钱再从美国运来一批收音机。
奥斯邦是名销售员，他明白一旦发现收音机有利可图，上海租界内的其他洋行也会介入收音机的生意，到时候竞争激烈，价格势必会下降。
所以，他要抢占先机。
说实话，对于电台播放什么节目，奥斯邦不怎么关心，只要广播电台能够发出声音，有人来买他的收音机就行了。
他想得是赚一票就走的心思。
奥斯邦不关心，林子轩却不能不闻不问。
他询问了技术人员，因为设备使用材料的问题，这个电台没办法全天播音，用久了机器会发热，甚至会烧坏设备，每天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小时。
这已经是极限了。
林子轩安排了一下，上午一个小时播放评书或者戏曲，下午两个小时播放音乐，晚上一个小时读报或者讲故事。
按照这种节目方式，完全是非营利的广播电台。
林子轩也有盈利的方案，不过不愿意现在拿出来，等到把奥斯邦赶出去之后，就可以把播放音乐换成电台点歌节目。
可以为亲人点歌送祝福，无论是过生日，还是离别送行，或者生病祈福，只要一块钱就可以在电台中播出。
这个节目绝对符合那些洋场阔少们的口味，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表白手段，花费又那么底，想来会成为一种时尚。
而且，还可以加入广告。
这需要等到收音机普及之后才会有广告商上门，没关系，他可以每天用二十分钟的时间来宣传明星电影公司的新电影。
1922年11月13日，林子轩参加了上海大学内部教师的聚餐会。
1922年春，牧师王礼堂以提倡新文化为号召，在上海闸北青岛路青云坊创办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然而，校长王礼堂贪财缺德，办学完全为了中饱私囊，致使教职员的薪金发不出，学生的伙食无法供应，因而爆发了一场“倒王风潮”。
王礼堂灰溜溜地离开学校后，学生们为了继续求学，要求改造学校。
1922年10月23日，在孙仲山和陈独绣的提议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成为上海大学，邀请于右仁出任校长。
校舍为老式石库门2层楼房10余间。
蔡元赔、汪精为、章泰炎、张静姜等人担任校董，邵力字为副校长，邓仲夏任总务长，瞿秋百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第一批学生只有一百多人，林子轩被聘为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客座教授。
第一百三十五章 曾经有这样一所大学（）
所谓聚餐会，就是提供一个教师们认识交流的平台，地点是学校的大礼堂。
上海大学的校舍在一条弄堂内，条件非常简陋。
校舍只是一座老式石库门楼房，两层楼共十余间房子，学校把楼上并排两间房子的隔墙拆掉改为大礼堂，也算是大课堂，其它客厅、厢房都是教室。
来参加聚餐会的人员中，有一半是像林子轩一样的社会名流，是被聘请的客座教授，另一半才是学校的教职员工，这些教职员工同样赫赫有名。
比如，中国管理科学先驱杨性佛，南社著名诗人叶初伧，日内瓦大学理学博士张乃雁，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何时桢等等。
其实，看看上海大学的校董就知道，无论是蔡元赔还是章泰炎都是教育界顶尖的人物，其他人也是这个时代的翘楚。
更别说还有孙仲山和陈独绣在后面支撑着。
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出面，但却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上海的社会名流怎么会拒绝这份聘请，这就导致这样一所只有一百多名学生的大学，光是有名望的教授就有几十位。
这样强大的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全国独一家了。
林子轩同样无法拒绝这份聘请，来不来讲课是次要的，主要是把这所学校的名气撑起来，因为这是两个党派第一次合作的成果。
事实上，后来就流传着这样的俗语：“武有黄埔，文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
可见这所大学日后的影响力。
此时的上海大学只有两个科系，一个是文学系，一个是美术系。
文学系分为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系主任叫做张军谋，英国文学系主任叫做何时桢。
在上海，还没有新文学的根据地，不像在北平，有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学的中心。
上海大学文学系提倡新文学，林子轩身为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自然要参与其中。
事实上，以他在新文学中的地位，完全可以做中国文学系的主任，但他知道自己的斤两，抄袭一下还可以，真的教授文学，那是误人子弟。
张军谋对林子轩很热情，目前的上海大学处于草创阶段，需要各方面的教师人才。
比如中国文学系，虽然提倡新文学，但开设的科目以国学为主。
副校长邵力字讲授的是《易经》，陈忘道讲授的是文法和修辞学，叶初伧则是旧体诗。
上海不比北平，想要找到新文学领域的教授并不容易。
别看有那么多社会名流，那些人来演讲可以，讲课就没有时间了，主要是为了撑场面。
创造社的郭沫偌那批人还在日本和上海两边奔波，以沈燕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正在和鸳鸯蝴蝶派激战，只有林子轩既有名望，又没什么正事。
当然，这是外界的看法，林子轩表示自己其实非常忙。
中国文学系还算是好的，英国文学系主任何时桢可是学习法律出身的，不过此人有美国留学的背景，管理英国文学系问题不大。
张军谋想让林子轩开设一门有关新文学的课程，无论是还是诗歌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要讲《红楼梦》这类传统文学了。
林子轩在复旦大学讲了八节课的《红楼梦》，奠定了他在红学界的地位。
他系统而全面的讲解了红学的各个派别和研究方面，很多红学研究者悲观的认为以后只要按照林子轩指明的方向研究下去就行了，红学被他讲完了。
这不是说《红楼梦》不需要研究了，而是指没有其他研究方向了。
林子轩讲的是高屋建瓴的大方向，其中的细节还需要不间断的研究下去，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被发现，红学研究只会更加繁荣。
特别是评论派，不同时代的人对《红楼梦》的解读都不同，这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林子轩彻底打开了红学研究的大门，接下来的事情他就不管了。
他把在复旦大学的讲义编成一本《红楼梦初探》，出版后就不再提《红楼梦》的事情了，其实他也没什么可说了。
面对张军谋热情的邀请，林子轩只好答应下来。
他需要认真考虑要讲什么内容。
上海大学的学生和复旦大学不同，他们更具有进步倾向，为了扳倒前任校长王礼堂，他们四处奔走，各方联络，甚至为此进了监狱，这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对这些学生讲传统文化肯定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林子轩决定开设一门新文学的写作课程。
这个写作课程不仅仅是写，还包括写诗歌、写话剧、写电影剧本等等。
有道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林子轩抄了那么多部，也看了不少书籍，对于如何写作还是颇有心得的。
有了后世的见识，他在这方面讲的可能不够精深，但却足够宽泛，主要放在启发学生的思维习惯，让他们不被这个时代所局限。
同时，也是为了给电影界培养编剧人才。
现在的中国很少有人会写电影剧本，就算在美国正规的电影剧本也不多见，都是有了一个大概的提纲就开始拍摄，碰到问题到时候再解决。
这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资金，还影响电影拍摄的质量。
在后世，一个标准的电影剧本的篇幅大约有120页，或长两个小时，不论你的剧本全用对话、全用描写，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可按一分钟一页来计算。
电影剧本中的一页等于银幕时间一分钟。
林子轩也写不来这样标准的电影剧本，不过他写出的剧本至少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和对白，包括用什么样的镜头。
这其实和话剧剧本差不多，洪慎看过后大受启发，觉得以后电影拍摄需要更为详尽的剧本，要把电影剧本当成一种文学文本来写作。
不愧是专业人士，林子轩对洪慎这种把什么都能理论化的人非常佩服。
讲课这种事情就应该请洪慎这种理论知识丰富的家伙来，而不是他这种半吊子。
吐槽归吐槽，林子轩还是要认真备课的。
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将来或许都会有远大的前程，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教书育人的好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桃李满天下。
第一百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