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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和英国大力士约战，和日本武馆的切磋，创建精武体操会，最终死亡的猜测等等。
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很有传奇色彩的电影。
不过在拍摄之前，还要经过霍元甲的家人和精武体育会的人同意，特别是剧本方面。
这是对爱国武术家的尊重。
精武体育会是个庞大的组织，而且后台强硬，你要是敢不经过他们允许拍摄霍元甲的电影，他们分分钟教会你怎么做人。
1910年7月7日中国精武体操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闸北旱桥以西王家宅。
霍元甲亲自授拳，还有其徒刘震声及后来的赵汉杰、陈其美、农劲荪也常来指导。
第一批学员73名，采用武术传统的教授方法，以师带徒，传授拳术。
在霍元甲去世后，为了继承霍元甲的遗愿，一批中坚学员陈公哲、卢炜昌、姚蟾伯等共商重振精武大计。
1911年3月3日精武体操会迁入万国商团中国义勇队旧址，设有两个练习室、图书馆及宿舍，还有摄影室，称为第二会所。
此后，陈公哲慷慨献出提篮桥培开尔路73号宅地2亩，众人集资动工建造了新会舍。
1916年4月6日迁入新会舍，并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
从1910年到1920年，十年中该会会员发展至1100余人，并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
1920年7月3日，应国外华侨人士的邀请，上海精武会派了五名骨干成员去香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宣传精武体育会的武术事业并协助建会。
在精武历史上被称为“五使下南洋”。
在最高峰时，国内外分会达42个，会员逾40万人。
像这样一个组织林子轩绝不敢轻易得罪。
更何况在1919年，精武体育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孙仲山亲笔题赠“尚武精神”匾额，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还为该会特刊《精武本纪》撰写了序文。
其实，精武体育会和上海商界的关系颇深，很多商人都会赞助精武体育会。
精武体育会的学员成分复杂，他们不能光是学武，还要讨生活，给富商当保镖是一条好出路，一些爱国商人身边都有精武体育会的学员。
林家和精武体育会也有关系，这让林子轩有把握说服精武体育会的主事人。
他要拍的是动作片，不是文艺片，不会涉及到霍元甲的私生活，也不会去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他需要的是励志和热血，影片不会有什么主角的阴暗面，只会宣扬民族精神。
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伟光正”的男主角。
在这个时代，就需要这样的民族英雄，而不需要去找英雄身上的缺点。
想必这样的剧本精武体育会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扮演霍元甲的演员最好是真功夫出演，这样还能通过电影传播迷踪拳。
这就需要精武体育会的配合，从中挑选演员，如果由霍元甲的后代出演就更好了。
此时，霍元甲的次子霍东阁主持精武体育会，在1920年受邀到广东精武分会任教，时年二十五岁。
在郑证秋看完稿子后，林子轩和他说起自己的想法，让郑证秋激动不已。
如果真的能由霍东阁来扮演霍元甲，这部电影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能够参与到这部电影的拍摄，他与有荣焉。
林子轩知道事情成了，他郑重邀请郑证秋加盟他的电影公司，一起为中国电影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
郑证秋欣然应允。
到目前为止，林子轩的电影公司还是个空壳，不过郑证秋有这方面的人脉关系，加上他的资金支持，可谓珠联璧合。
郑证秋向林子轩推荐了周剑允，这人具有经商才能，对经营公司很有一套。
林子轩让周剑允为电影公司的经理，负责公司的经营，郑证秋为艺术总监，负责公司电影的摄制工作，而且还要成立艺人部门，准备签约演员。
不过在郑证秋的建议下，准备成立一所演艺学校，自己培养演员。
林子轩要创立的不是但杜予那样的家族式小公司，而是一间专业的电影公司。
只有这样的公司才能在以后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否则只能沦落到破产或者被其他公司吞并的命运。
三人在一间狭小的编辑室内热切的讨论着，一间电影公司的雏形就这样形成了。
林子轩出资两万元，占有公司百分之九十的份额，郑证秋和周剑允各占百分之五，这算是以技术和才能入股。
其中五千元用来购置拍摄设备，五千元用来建立演艺学校，五千元用来租房子，招聘其他工作人员，公司的日常运营开支，剩下的五千元则用来拍摄公司的第一部电影。
他们商议后决定，公司的名字叫做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他们就是明星公司的三巨头。
第三十七章 诗坛风波（）
1921年8月28日，郭沫偌的诗集《女神》横空出世，共收录56首新诗。
这是创造社的第一次亮相，这套《创造社丛书》还包括后来出版的郁达浮的集《沉沦》和郭沫偌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女神》以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情怀迅速获得进步青年的喜爱，在新诗诗坛引起震动。
它创造了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
《女神》的时代精神，首先表现为强烈地要求冲破封建藩篱，彻底地破坏和扫荡旧世界的反抗精神。
这种情绪与“五四”思想解放的大潮流相一致，获得很多新文学支持者的赞誉和推崇。
《女神》的大获成功，不可避免的和林子轩的诗作相比较。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无论在北平还是上海，只要是讨论新诗，讨论《女神》的，都会对郭沫偌和林子轩的诗作进行分析和比较。
有支持林子轩的，认为林子轩的诗作风格多样，文艺性更强。
也有支持郭沫偌的，觉得这才是新时代需要的声音，我们不需要什么爱情，我们需要战斗的号角。
较为中立的则认为两人都是新诗的开创者，各具特色。
还有人从两人受到的教育背景来分析，林子轩留学美国，郭沫偌留学日本，从而得出两人诗作风格迥异的原因。
林子轩自然也看到了评论文章，他心态平和，没什么反应。
然而树欲静而风止，其他人则不会这么想了。
正当林子轩忙于创建电影公司的时候，他的妹妹林晓玲气呼呼找他，还带来了一份报纸。
这是一份《时事新报》的副刊。
《时事新报》是1911年5月18日由著名出版家张远济、高梦单等筹组创办，由《时事报》和《舆论日报》两个小报合并而成。
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宣传立宪政治，辛亥革命后，成为进步党的报纸。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增辟《学灯》副刊。
《学灯》初期主要内容为评论学校教育和青年修养，主旨是促进教育，灌输文化。
和北平《晨报》的《晨报副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北平《京报》的《京报副刊》一起被称为新文化中著名的“四大副刊”。
是“五四”时期新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林晓玲如此气愤，是因为《学灯》上刊载了郭沫偌的文章，针对了她哥哥的诗作。
自从知道哥哥写了新诗之后，林晓玲就成了哥哥的崇拜者，维护哥哥的尊严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她特别关注这次新诗的争论。
看到赞扬哥哥的就高兴，看到贬低哥哥的就痛骂，还把那些贬低林子轩的人找个小本子记下来，到林子轩面前打小报告。
林子轩对此很是无语，又不好打击妹妹的一腔热情，只好听之任之。
他拿起《学灯》，看到了郭沫偌的文章。
浏览完了之后，大致知道了郭沫偌的意思，此人主要写了三点。
其一，郭沫偌解释了《女神》的诗作是他近几年陆续写成的，这次一起结集出版。
他提到了胡拾的《尝试集》和林子轩的诗作的写作时间，胡拾的《尝试集》是1920年出版的，而林子轩的诗作是1921写成的。
他的新诗则是1919年就开始创作了，只是一直很少发表而已。
胡拾的《尝试集》只能说开了用白话文写新诗的先河，在文学性上真没什么好说的。
比如其中一首叫做《蝴蝶》的诗作。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个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过谁让人家开创了先河呢。
而且，据说胡拾从1916年就开始创作《尝试集》了。
郭沫偌的意思很明显，我的诗作创作即便没有胡拾的早，也要比林子轩的早，我就算不是新诗的开创者，也是新诗的奠基人。
这是针对有人说林子轩是新诗的奠基人，郭沫偌只是追随者的反驳。
其二，他认为林子轩的诗歌太过小资情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狂风暴雨，而不是斜风细雨。
林子轩的诗作没有变革的力量，迟早会被世界所遗弃。
他直接忽视了林子轩的《一代人》，《一代人》虽然只有两句话，却发人深省。
其三，林子轩的诗歌在形式上仍然被旧体诗所束缚，不够自由，没有彻底解放。
郭沫偌所说的彻底解放是指他的自由诗体，不需要节奏，不需要押韵，只需要感情的喷发，大声吼出来，发泄出来，这就是他推崇的自由。
从某方面来讲，这样的诗歌的确具有鼓动人心的力量。
可这种自由自在缺乏应有的约束，自由成章，语风散漫，总显得平铺直叙，一览无余。
这种过分直露和明快的毛病不仅使诗作本身缺乏应有的意境和充沛深刻的感情，也从整体的构成上丧失了诗歌的美感。
所以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郭沫偌的自由诗体。
林子轩对郭沫偌的这篇文章毫不意外，郭沫偌此人好名，喜欢争这些东西。
1920年10月10日，《学灯》副刊出版“双十节增刊”。
依次发表周作仁译波兰作家的《世界的霉》、鲁讯的《头发的故事》、郭沫偌的历史剧《棠棣之花》、郑震铎翻译的《神人》。
《棠棣之花》排在了周作仁和鲁讯之后，郭沫偌大为光火。
于是，他写信给《学灯》的主编李时岑，表示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不能把后者放在前者之上。
这表面上是为创作争地位，其实是为自己在文坛上争地位。
对于新诗奠基人这个称号，如果他要是不争的话那才奇怪。
林晓玲看到哥哥无动于衷的样子，心中郁闷，她缠着哥哥，要林子轩发出反击，让那个郭沫偌哑口无言。
林子轩对此无所谓，他脑子里还有不少诗作，为了让妹妹高兴，就来一次小爆发吧。
第三十八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
既然要打脸，就要打的彻底。
林子轩又看了看郭沫偌的文章。
郭沫偌认为林子轩的诗作偏向于爱情诗或者象征性太浓，没有反抗精神，不具有进步意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