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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何况，这场战争日本最终取得了胜利，剧本中不乏有展现日本官兵勇往直前的片段。
作为一部中国人拍摄的电影，能做到这种程度真没什么可挑剔的。
这么说来，林子轩这次并不是和日本作对，是他们太多疑了。
但有了《津门大侠霍元甲》的前车之鉴，日本人对林子轩的狡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没有掉以轻心，而是继续研究剧本。
他们察觉到这部电影和《津门大侠霍元甲》一样，都是爱国主义影片。
整部电影把邓世昌塑造成为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观众想到邓世昌这个人就会联想到爱国，和霍元甲一样。
一旦这部电影放映，邓世昌就会成为一个爱国符号，一种爱国精神。
若是这类的电影再多一些，唤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对日本将极为不利。
在上海虹口区，东方通讯社的总部，一群日本情报人员针对这件事出谋划策。
有人提议咱们可以丑化邓世昌，中国人说他是民族英雄，咱们就找历史资料来证明邓世昌不是英雄，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总会有缺点。
就算真的没有缺点，咱们也能栽赃他。毁掉他的英雄形象。
还有人说这场战争是咱们日本赢了，咱们海军也有自己的英雄，不如宣传咱们的英雄。
更有人提议咱们也拍摄一部电影，从日本的角度看待中日战争，丑化中国人。
这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本人把各种意见提交了上去，等待上级的命令。
对于东方通讯社的建议。日本情报部门觉得在中国展开大力宣传的时机到了。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一直是日本势力潜伏中国的最大据点。
日本的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并成立支那研究所，以此为掩护，进行中国情报收集调查，并编纂《支那年鉴》。
这个所谓的东亚同文书院就是一所间谍学校，创办人中岛真雄本身就是一名大间谍。
在对中国的宣传上，日本一向是不遗余力。
日本人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在上海创办多家报纸。
可以说，上海是日系报纸在中国的发源地。也是日系报纸最多的地区。
比如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有《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和《上海新报》等。
中岛真雄不仅自己在上海及其它城市投资报纸，他的很多学生大部分也进入了各地的报馆中，充当主编、编辑和记者。
除了报纸上的宣传，这些年，日本在中国做了不少的工作。
比如在东北支持张座霖，在中国各地建立日本人聚居区，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他们对中国的社会名流采用各种拉拢手段，争取这些人的支持。
随着电影的发展。日本人意识到光是报纸还不够，电影和广播都是非常好的宣传手段。
然而。和中国电影一样，日本的电影行业并不发达，无法和欧美等国家相比。
日本最早的正式影院是1903年建立的东京浅草的电气馆。
最早的制片厂是1908年由吉泽商行在东京目黑创建。
直到1920年，日本松竹电影公司成立，采用了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拍片制度。日本电影才逐渐进入正轨。
在林子轩的影响下，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电影。
不少日本商人甚至会把中国电影带回日本放映，影响到日本电影行业的发展。
日本情报部门觉得东方通讯社的提议很好，拍摄一部反映日本海军在中日战争中英勇作战的电影，有利于宣传日本的正面形象。
但这部电影不能由日本的电影公司来拍摄。那样容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反感。
日本可以暗中支持中国的电影公司拍摄。
他们经过仔细甄选，找到了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死对头的天一电影公司，也就是张时川和邵醉嗡的电影公司。
日本人出资金，连军舰都可以用来拍摄，只是要借用中国电影公司的名义。
他们甚至提出入股天一电影公司，全力支持天一公司和林子轩抗衡。
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张时川和邵醉嗡的态度并不相同。
邵醉嗡虽然被林子轩逼的只能向南洋等地发展，但拒绝和日本人合作。
张时川则犹豫不定。
日本人打听到张时川看重利益，便不断的增加筹码。
作为一位电影人，张时川也想着和林子轩一较高下，日本人在上海和很多商家合作都没问题，只是拍电影而已，何况还有这么丰厚的报酬。
于是，他答应了日本人。
1926年9月，张时川离开天一电影公司，注册资金10万元，创立了中华电影股份公司。
日本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张时川和一些他在电影圈的朋友成为公司的小股东。
华影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叫做《中日海战》，直接向着明星电影公司叫板。
一时间，两部讲述甲午海战的电影同时拍摄，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成为上海的热门话题。
这是一场明星和华影的较量。
林子轩作为上海电影协会的会长，很容易打听到张时川背后是日本人。
这让他想起以后日本人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成立的满洲电影公司，专门拍摄宣传军国主义思想，鼓吹日满亲善之类的政治宣传电影。
想不到日本人这么早就插手中国的电影行业了。
在上海，日本人控制的报纸都在为张时川说好话，称赞张时川是中国最好的电影导演。
他们还把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是美国公司的消息散播出去，宣称中华电影股份公司才是真正的中国电影公司。
这个消息给明星电影公司招来不少批评的声音。
认为林子轩的电影公司既然是美国公司就没有资格成立电影协会，更没有资格做会长。
连一些小电影公司也聒噪起来，以为这是对付明星电影公司的大好时机。
林子轩毫不手软，直接把这些电影公司赶出了电影协会。
他手里掌握着上海八成的戏院，戏院放映什么电影他说了算，他一点都不担心那些电影公司造反，霸主的地位可不是那么好动摇的。
既然张时川投靠了日本人，那就只有赶尽杀绝了。（。）
第三百四十一章 两个凡是（）
在此之前，林子轩虽然针对张时川等人，却没有下死手，而是留有余地。︾
他的主要目的是规范中国的电影市场，促进中国电影的正规化。
只要张时川等人加入电影协会，按照规矩办事，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必要闹得你死我活。
但张时川投靠日本人就触及到了林子轩的底线。
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商人都和日本有贸易往来，这种事不是喊两句“抵制日货”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其中牵涉到庞大的利益关系。
就拿林家从事的纺织行业来说。
日本纺织厂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出产的布匹不仅质量好，品种繁多，更关键的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布匹的价格。
质量好，价格低，各家店铺愿意进货，中国百姓也愿意购买。
这是中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巨大困境。
以往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将会被淘汰，只有升级转型才能抵御日本纺织行业的冲击。
林家作为上海纺织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在积极应对，在提高技术的同时降低成本，和日本纺织厂打价格战。
林子轩对此有切身体会。
国产的布匹质量不好，成本高，就难怪老百姓要购买进口的洋布了。
所以，对于那些购买日本货的百姓他无法指责什么。
和后世类似，不少人嘴上喊着“抵制日货”，其实家里用的都是日本产品。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向日本开放多处通商口岸，日本商人大肆的进入中国。进行商品贸易，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链条。
这种事情林子轩想管也管不了。他只能保证在自己掌控的领域内尽量削弱日本人的影响。
电影就是他的领域。
中国的电影圈子并不大，他对张时川的华影公司下了封杀令。
林子轩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华影的电影都不能在他的影院放映，凡是华影的演员和员工电影协会旗下的电影公司都不会接收。
这就是要逼着上海电影圈子里的人站队了。
这一次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动真格的。
他在电影协会的会议上非常认真的下了死命令，三天之内还没有脱离华影的人，以后一旦华影倒台，这些人就不要想在上海从事电影方面的工作了。
有人私下里认为林子轩太霸道，已经超出正常商业竞争的范畴。
商场上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如果彼此不是真的有深仇大恨，很少有这么死磕的。
但林子轩坚持己见，他要让张时川就算是有钱也找不到工作人员拍摄电影。
想想就知道，日本愿意出资金支持张时川拍摄电影，肯定是用来宣传和美化日本。
在这个年代，一旦牵涉到日本，就不再是个人恩怨那么简单了，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在封杀令的威胁下，有些人退出了华影。对这些人林子轩不会让他们失业，明星电影公司全部接收，安排工作。
张时川只能以高薪利诱，才留住一部分贪婪的人员。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人不甘示弱，从国内调集了一批日本电影行业的从业者来到上海。
他们对张时川并不放心，只有他们自己人才能放心。张时川只是一个幌子，日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迷惑中国观众。
这是日本进军中国电影行业的第一步。
林子轩知道以后和这家中华电影公司有得斗争了。下一阶段恐怕就是争抢影院了。
这时候，赛珍珠从美国归来。
她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英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一年过去，她获得了硕士学位。
她的毕业论文是《论西方对中国生活和文明的影响》。
在美国期间，她还写了一篇叫做《一位中国女子说》，讲述了一对不同种族的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
这部短篇发表在《亚洲》杂志上。
赛珍珠拿过来给林子轩看，期待得到点评。
她以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随笔，记录对于中国的看法，或者是自传式的文字，讲述她的生活，这还是她第一次认真的创作。
按照她的说法，她的写作理念就是尽可能的还原真实的生活。
“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离奇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真实正确地出现。”
林子轩看了这篇后发现了中西方作家写作上的区别。
无论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多少年，她受到的教育还是西方式的教育，基督教深入她的内心深处，所以她的文章中带着基督教说教的意味。
而且，在中国她只是一个旁观者，有限度的参与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她看到的真实并不一定就是中国农民的实际想法，而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
中西方文化的鸿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