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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些人拿他没有办法，你可以说是文人的清高。那我就清高了。
况且，孙传方在上海待不长。北伐军一到他的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只能和吴佩浮一样成为中国政坛的匆匆过客。
5月9日。孙传方以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名义邀请上海商界的名流前去议事。
林子轩也在被邀请之列，他拒绝过一次，这次就不好不去了。
反正只是开会而已，估计是走走过场，竖起耳朵听听就好了，会议的事情当不得真。
龙华镇位于上海的西南方，是民国时期上海官署的所在地，因镇上的龙华寺而得名。
每年农历三月，龙华寺香汛、三月半庙会及三月桃花盛集于一时。是上海市民踏青赏春的好去处，每年都会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会议的地点设在一处别院内，院内桃花朵朵，景色宜人。
院子里摆满了桌椅，还有茶点招待，众人坐在其间，畅谈上海的未来，不失为一桩美谈。
林子轩觉得孙传方有点附庸风雅的意味，不过总比在会议室聊天有创意。
孙传方四十岁出头。正值壮年，看上去有一股英武之气，讲话给人志得意满之感。
此时，他不会想到。一年之后，他会兵败如山倒，就此消失在中国政坛。躲到天津租界内苟且偷生，数年后。被仇家刺杀而死。
主持会议的是总办丁闻江，此人是位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
他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
1916年，他与章虹钊、翁闻灏一起组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担任所长。
这个地质调查所可不简单，在整个中国的地质学界，地质调查所处于核心地位，培养了大批中国的地质人才。
丁闻江成了中国早期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和胡拾在新文学中的地位相当。
丁闻江和李司光之间有一段公案。
他在1919年向蔡元赔推荐李司光在北大任教。
1920年5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司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李司光的家庭条件不好，丁闻江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就安排李司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
随后，丁闻江又为他找到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250元。
这一时期，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
在丁闻江过世后，李司光还写了缅怀丁闻江的文章，表达了对这位丁大哥的尊敬之情。
到了1951年，李司光开始批判丁闻江。
他把死了十几年的丁闻江排除到中国地质奠基人的行列之外，还把丁闻江划到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之中。
让丁闻江这个名字在中国地质学界消失了几十年之久。
丁闻江不仅是地质学家，他还是社会学家，曾经和胡拾一起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政治评论，在“联俄仇俄”的讨论中属于坚定的仇俄派。
如此，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就不稀奇了，他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次会议相当于联欢会，重点是安抚上海商界，稳定人心。
会议结束，不少商人直接离开，还有人偷得浮生半日闲，留下来观赏桃花。
丁闻江则找到林子轩，他看了林子轩在报纸上发表的苏联游记，想借着这个机会问一问苏联的真实情况，探讨********的出路。
他和胡拾是朋友，和林子轩不算陌生。
两人坐在桃花丛中，喝着茶，随意的闲聊着。
丁闻江觉得林子轩提出的那些经济政策有为苏联出谋划策的嫌疑，不应该发表出来。
如果苏联真的照做的话，很可能变得更为强大，有强邻在侧，不是中国的福音。
林子轩倒是不怎么担心，只要斯大林还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就会实行重工业计划，想必不会因为看到这些经济理论就会改变苏联国内的政策。
作为一名地质学家，丁闻江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地质勘察。
他跑过不少地方，见过中国各地百姓的生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生。
他对比了中国和苏联的现状，颇为担忧，苏联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中国还处在军阀混战的阶段。
他帮孙传方做事，就是希望孙传方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的局面，造福于民。
闲谈中，丁闻江还说到了另一件事。
在他勘察地质的时候，时常会发现古生物的化石，所以说他也算是一位考古学家。
1918年，在丁闻江的协助下，北洋政府雇佣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平周口店考察时发现了古生物化石。
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挖掘序幕。
在这个过程中，丁闻江发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贩卖文物的现象。
不少西方人打着考古的名义来中国盗墓，对于挖掘出来的文物，他们要么以“学术考察”的名义公然带走，要么是中外奸商勾结贩运，还有大批经古董市场“合法”购买。
这种状况相当普遍，让人触目惊心。（。）
第三百二十四章 就从我们开始做起吧！（）
在后世，电视新闻上经常出现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消息，为了追回文物经历多少困难，还有爱国人士在国外高价收购等等。
能弄回来一件文物都要在新闻上播报，可见应该是真的不容易。
那时候的林子轩只是一介小民，看电视的时候感受不深，骂两句文物贩子也就过去了，反正他也做不了什么。
穿越之后，他和古董行业接触的不多，他不懂这个，也没有附庸风雅的爱好。
林家说到底是商人家庭，不是书香门第，林子轩算是个异数，一不小心成了家。
但他是冒牌家，对于这个时代文人认为风雅的事物都不怎么感兴趣。
不过，他虽然不了解上海的文物市场，却有所耳闻。
比如，上海《新闻报》的大股东加拿大人福开森就喜好收集中国文物，此人自1887年来到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之久，收集了数千件中国古玩。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早已有之，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抢掠无数文物。
根据《清季野史第一编都门识小录》记载。
“庚子间，《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器物。武进刘葆真太史拾得数册，视之皆《永乐大典》也。”
这只是一个开端。
中国的这些文物被带回西方，引起了西方人的高度重视。
西方的文物贩子和学者们不顾风险的蜂拥而至，他们要来东方抢掠宝藏，甚至有西方的博物馆开出中国文物的收购单据，明码标价。
那些士兵不识货，拿古籍当砖头。但这些文物贩子不同，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有价值。
一些外国商人还在北平上海天津等文物汇聚地开起了贸易商行，专门收购中国文物。
有些中国古玩商也开起了专做洋人生意的古玩铺。
于是。双方勾结在一起，大量文物就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的运到了国外。
清朝末年。法国驻华第三公使魏武达以搜集中国文物出名，是鉴定中国古玩的专家，卸任后他在巴黎开设中国古玩店。
北平最大的古董商岳斌就是由他扶植起来而发财致富的。
这一时期，北洋政府既无禁止文物出国的法律法规，又缺乏对旧书业古玩业的必要管理，导致文物外流畅通无阻。
久而久之，这些外国的文物贩子不满足于市面上的古董。
为了牟取暴利，找到更有价值的中国文物。他们和中国国内的盗墓贼联合起来，开始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盗墓挖掘。
形成了盗墓销售运输一条龙的文物走私产业链。
丁闻江曾见过类似的情景，说起来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
因为不光有盗墓贼参与其中，还有各地的大小军阀为外国人提供方便，甚至这些军阀都参与盗墓，换取钱财。
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军阀盗墓事件要算是孙殿应于1928年在河北遵化的疯狂盗墓行为。
他选了两座陵墓，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在林子轩的记忆中，有两处地方的文物流失让他印象深刻。
一处是敦煌的莫高窟。一处是洛阳的龙门石窟。
在后世，他看过余秋羽写的《文化苦旅》，其中第一篇叫做《道士塔》。讲的就是敦煌莫高窟的故事，里面的那位王道士让人痛恨不已。
王道士原本是位普通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负责看守莫高窟。
有一天，他偶然在莫高窟的一个隐秘洞穴内发现了大量的文物。
他并不明白其中的价值，便拿了几卷经书送给县长，县长又送给了甘肃学台。
这位学台是位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便建议送到省城保管，但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犹豫了。
最终。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被当作礼物送来送去。
后来，这些经卷被外国人发现了，他们如获至宝。
大批欧洲的学者考古学家冒险家们不辞辛苦的赶到甘肃，赶到莫高窟，只为了能获取洞窟中的那些经卷。
他们最后面对的就是那位看守着莫高窟的王道士。
一场完全不对等的交易在莫高窟前开始了，王道士的开价并不高，甚至低的可怜。
1905年，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法国人怕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这位王道士并不知道从他手中交易出去的是一个灿烂的文明。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几卷经文！
在洛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龙门石窟。
1931年，美国人普爱伦去洛阳参观，游览了龙门石窟，他对这些石雕感兴趣，将其中的《帝后礼佛图》拍摄来。
《帝后礼佛图》雕刻的是北魏孝文帝和文照皇太后礼佛的情景。
普爱伦返回北平后，同北平的古董商岳斌商议，签订合同，以5年为期，4万元为代价，将《帝后礼佛图》运往美国。
岳斌趁当时时局动荡，买通洛阳当地驻军，将《帝后礼佛图》凿成碎块，运回北平。
他请人将碎石块粘对修配，最后拼凑成《皇帝礼佛图》和《皇太后礼佛图》两块浮雕，卖给了美国人。
可以说是罪大恶极。
人民的愚昧，当权者的不作为，西方文物贩子的贪婪，是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主要原因。
正如《道士塔》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我好恨！
恨没有早生一个世纪，恨没有挡在莫高窟前，恨没有拦住那些驶往西方的货轮……
林子轩穿越到了这个时代，有了一点力量，他觉得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