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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和沈丛文约在《世界晚报》的编辑部见面。
《世界晚报》创刊于1924年4月1日，还是一份比较新的报纸。
报社的创办人成社我做过北平《益世报》的编辑，在北大组织过编译社，办过《真报》，当过教育部的秘书。
但似乎都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
于是，成社我当了大衣和手表。凑了200元，以自己的私宅作报社，办起了一张四开四版的《世界晚报》。
该报初期一版为全版广告，二版为中外要闻。三版有各地新闻、要闻简报，四版为副刊，叫做“夜光”，刊发连载和文艺随笔。
报社设在北平手帕胡同35号成社我的住宅，他的妻子是他的好帮手。
报社没有印刷设备，报纸由私人印刷局代印。
这个时期的报纸。多由报贩子批购零销，批发价一般是打七折。
成社我有意要打破这一书报市场的秩序，提出五折优待，于是报贩们纷纷转向批购《世界晚报》，使晚报迅速占领了市场。
一个月下来，依靠报纸敢说真话的风格和张痕水的《春明外史》吸引了不少读者，从而打开了销路，有了两千多份的销量。
此时的《世界晚报》只能算是小报。
林子轩的《通俗日报》自从变成每日发行后销量大增，有三万多份，发行量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成为上海市民消遣娱乐的主要报纸。
他看了看《世界晚报》的办公环境，说实话实在是不怎么样，不过成社我这个人倒是一个办报的人才。
万象书局在北平有发行网点，但这个时代地域文化的隔阂较为严重。
比如上海人喜欢看的杂志，北平人不一定喜欢，上海人喜欢时尚潮流，外国的新鲜消息，北平人喜欢政治话题，国内的时政要闻。
所以在上海畅销的杂志，北平人可能根本就不感兴趣。
林子轩想要找一位熟悉北平环境的报业人员来为万象书局打开局面。
以《万象杂志》为例，可以根据两地的文化差异办两个版本，上海版在南方发行，北平版在北方发行，每个版本都有当地人喜欢看的内容。
这就和美国的《时代周刊》一样，它后来就推出了国际版、欧洲版、亚洲版等等。
林子轩准备和成社我谈谈，打算注资《世界晚报》，在北平建立一个万象书局的翻版。
不过这件事不能急，还需要观察。
等到沈丛文来到手帕胡同，林子轩带着张痕水和沈丛文找了个地方吃饭，介绍两人认识，顺便打听成社我的为人。
张痕水对成社我称赞有加，虽然成社我较为节俭，甚至节俭到吝啬的地步，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他没钱呢。
如此林子轩便放心了，他选择合作对象，一看才能，二看品行。
就在这个时候，《晨报》副刊刊登出了林子轩在北大的演讲，他提倡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要兼顾的观点在北平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论。（。）
第二百二十四章 第三条路（）
林子轩的文章叫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我见》。
他开篇就提出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不矛盾，也不对立，而是可以互相融合，相辅相成，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中国文化偏向于精神，可以称为精神文明。
西方文化偏向于科技和物质，可以称为物质文明。
当两种文明碰撞的时候，没必要一味的推崇一种文明，从而把两种文明人为的割裂开来，而是应该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接受新文明的同时，继承旧有的文明。
精神文明偏向于道德，物质文明崇尚科学。
两者的融合能够让我们在追求科技的同时谨守道德的底线，有了道德的约束才能更好的发展科技，这是互为补充的关系。
他批评了新文化的过激论调，指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弊端。
那就是失去本民族文明的根基，一味的推崇西方科技，最终就是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他还批评了保守势力思想的狭隘，对于西方文化，不能一味的排斥，要敢于接受新的文明，不能固步自封。
林子轩第一次提出了新文化的第三条路的观点。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他提出了要有选择的对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比如封建礼教中对于女子的迫害应该批判，而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要继承。
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难道也要批判？
儒家文化中也有真儒和腐儒，不能一概而论，孔子的儒学和程朱理学差异很大，所以我们要研究传统文化，从而加以区分。
西方文化同样驳杂，只是一个统称，美国文化和欧洲文化不尽相同，欧洲各国的文化也不相同，西方各国的文化之间也在争论不休。
不要看到是从西方传来的就是好东西。盲目的崇尚西方文化，只有适合中国的才合用，否则脚上穿着小码的鞋子，不仅走不快。还要活受罪。
林子轩的文章可以说把目前中国思想界的学者差不多都批判了，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有人说林子轩是在唱老调，在清朝末年洋务派就提出过“中体西用”的论调。
这是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
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西方科学为实用。
这是在歪曲林子轩的观点。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可没有批判儒家学说的意思，反而是为了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也就是封建体制，是为清政府继续统治服务的。
林子轩赞同批判传统文化，和洋务派的观点截然不同。
保守势力认为林子轩是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提倡西方文明，中国文化具有独特性，不能和西方文化融合，那是对传统文化的玷污。
他们极端排斥西方文化，不允许西方文化进入中国。
以陈独绣为首的激进派则认为林子轩是对保守势力的妥协，新文化以打倒旧文化为目标。不需要妥协，他们反而觉得还不够激进。
于是，在保守派眼中林子轩是激进派，在激进派眼中林子轩是保守派。
不过，也有少数人觉得林子轩的这种观点很新颖，把中国和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进行融合，这是一项很有开创性的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这种争论甚至超过了泰戈尔的新闻。
对于林子轩所谓的“第三条路”，各方把林子轩定义为了“妥协派”，就是既不赞同保守派。也不赞同激进派。
对此林子轩颇为无语，他并不是妥协，而是提出了一种可行性的方案。
但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论战中只看立场，不去管林子轩的观点有没有可行性。就算他们觉得林子轩的说法有点意思，也不会理会。
这就是这个时代思想界的混乱状况，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坚持的是对的。
同时，对他歪曲的攻击也不少。
甚至有人认为林子轩的那首《沁园春》是用来吹捧泰戈尔的，把泰戈尔当作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为此不惜贬低历朝中国的皇帝。
这种不了解事实而随意歪曲的情况也是民国文坛的一种风气。
他们还拿林子轩写通俗的事情说事。认为林子轩就是藏身在新文化中的蛀虫。
同样有人用林子轩写外国的事情证明林子轩是西方文化的代表。
总之，因为一篇文章，林子轩成了众矢之的。
这里面还有几个原因，以往林子轩虽然名气大，却很少参与论战，就算是论战，也是点到即止，不会有什么倾向性。
这一次，林子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还是一种两面不讨好的观点。
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机会，攻击名人可是成名的捷径，这一点创造社已经证明过了。
以后他们也可以吹嘘，林子轩算什么，还不是被我骂的无话可说。
还有一点就是这里是北平，而林子轩来自上海，地域差异非常重要。
不少北平文坛的文人认为一个上海人跑到北平还敢如此嚣张，不骂你骂谁。
林子轩虽然又写了几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在一片骂声中根本没有人关注他到底要讲什么，大家陷入了一种批判名人的狂欢之中。
他们前一年因为胡拾去了趟故宫，逮到机会痛骂了胡拾。
如今找到了机会痛骂林子轩，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愈发的珍惜，也骂的更为起劲。
林子轩最后也不理会了，还劝阻了新月社的人继续参与论战。
等哥们回到上海，咱们再算账！
没有自己的媒体和使唤的小弟，终究是不如意。
他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准备回到上海后，专门办一份报纸，天天刊登文章骂这些家伙，然后把报纸寄给这些骂人的家伙，不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恶心这些人，出口恶气。
当然，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他既然提出了这种主张，就要贯彻下去。
作为文坛的土豪，他不差这点钱。
在这种纷纷扰扰中，时间来到了泰戈尔的生日。
5月8日晚，协和学校大礼堂，名流云集，谈笑皆鸿儒，北平文艺界的中外人士都有出席，可说是一桩文坛盛事。（。）
第二百二十五章 合影（）
泰戈尔的生日会由新月社操办，这是新月社成立一年来第一次搞这种大型活动。
新月社一直都是较为松散的组织，包容性比较强，可以容纳各家的观点，比如闻易多就是一位泰戈尔的批判者。
这是徐至摩借鉴英国文坛的模式形成的一个文学交流圈子。
在英国，以弗吉尼亚伍尔芙为首的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同样如此，并非所有成员的观点都一样，那样也没有交流的必要了。
正因为思想观点不同，才能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来。
坦诚的交流，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他们的宗旨之一。
新月社聚集了一批从欧美留学的精英，有诗人，有文学评论家，还有社会活动家等等，他们以文学为纽带，谈论各种话题，各人的思想大相径庭。
有提倡自由主义的自由派，有像闻易多那种爱国热情高涨的革命派，还有倡导资产阶级政治的改良派，甚至有不少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公子哥。
林子轩在北平的这些天，都是新月社的成员陪同，对他们有所了解。
他觉得这样挺好，没必要弄出一个文学主张来让大家都遵从，不遵从的就开除，他也不想把新月社变成自己的私人地盘。
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
就像是这次他提出“第三条路”的主张，不少新月社的成员就不认同，但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坦诚的交流，也可以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
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是最为宝贵的东西，应该坚持。
徐至摩对这次泰戈尔的生日会尤为重视，或者说他对泰戈尔尤为尊重，这也让他受到了不少的攻击，他也写文章做了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