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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后世的林子轩自然认为科学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想要强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传统文化也不能丢弃，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发展好中国，这在后世已经被证明了。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一些学者太推崇西方社会了，反而对自己的文化大加批判。他们批判孔子，批判旧文化，以为摆脱了旧文化，中国就能迎来新生。
殊不知，抛弃了自身文明的根基，中华文明就不复存在了。
林子轩赞同泰戈尔重视东方传统文化的理念。但同时反对泰戈尔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拒绝，他的观点是“拿来主义”。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进行严格的筛选，精华要继承，糟粕要抛弃。
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不应该全盘的批判和接受，只有适合中国的才是最好的。
只是，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应和者不多，无论是陈独绣还是胡拾都推崇西方文化。胡拾要看的更远些，所以他在整理国故，为新文学寻找思想基础。
陈独绣写信给胡拾，要他一起来批判泰戈尔，胡拾没有答应。
在东南大学体育馆的现场，泰戈尔的演讲匆匆结束，中国学者大都知道国内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争论，西方人则有些茫然。
西方社会在这个时期很推崇泰戈尔。
他们认为泰戈尔的泛神论为浮躁的西方社会带来了信仰和希望。特别是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对泰戈尔更是推崇有加。
诗人叶芝曾说：“每天读一句泰戈尔的诗。让我忘记人世间所有的苦痛。”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淡化了泰戈尔，不过即便是在后世，泰戈尔在西方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赛珍珠是个中国通，林子轩不用和她解释泰戈尔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她还是为泰戈尔叹息。以为如此伟大的诗人不应该被抵制。
在西方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中国可以接受那么多的西方思想，却容不下一个印度人的观点。
林子轩甚至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已经“亡国”了，泰戈尔作为一个“亡国”之人没有资格来拯救中国。
中国还没有亡国，所以比印度强大，不需要一个印度人来中国说教，学习印度只能导致亡国，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世界。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说法还很有市场。
这就是推崇强者，轻视弱者。
此时的泰戈尔已经察觉到了中国社会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没有在南京停留，在4月22日前往济南，在济南省议会发表演说。
4月23日，泰戈尔从济南赶往北平。
徐至摩对泰戈尔的遭遇极为气愤，连夜写文章批驳那些驱赶泰戈尔的人，言辞颇为激烈。
他恳求林子轩也写篇文章，对这种无礼的行为说些什么。
林子轩想了想，便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礼仪在哪里？》。
他较为客观的写了泰戈尔在东南大学的遭遇。
认为中国的文化界没有必要这么急着驱赶泰戈尔，中国不会因为泰戈尔的到来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赶走泰戈尔就能强大起来。
中国的文化界要具有包容的心态，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泰戈尔，只能说明中国文化界的狭隘，一个自称的礼仪之邦，却要赶走来访的客人。
泰戈尔没有带着枪炮，而是进行文化交流，你们担心什么？
对于泰戈尔的主张，林子轩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适合中国的要进行学习，不适合中国的就抛弃掉好了。
可你要是连听都不听，就急忙的赶人，这不是作为地主的态度。
只能说明自己没有礼貌，不懂的待客之道，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君子之风在哪里？
这篇文章由徐至摩投给了北平《晨报》的副刊。
这是新文学三位旗手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泰戈尔来访的意见，胡拾和鲁讯依旧保持沉默。
这时候，泰戈尔已经来到了北平。
在北平，泰戈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包括以梁启朝、蔡元赔和胡拾为代表的北平文化界到车站迎接泰戈尔。
泰戈尔将在讲学社和商务印书馆的安排下进行演讲。
林子轩没有参与其中，来到北平，在安顿下来后，他首要的是去拜访周氏兄弟。
当初，他的诗歌是周作仁推荐发表的，鲁讯进行了点评，这都是人情，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登门拜访是应该做的事情。
唯一让林子轩为难的是这两兄弟已经闹翻了，住在不同的地方，否则可以一起拜访了。
按照关系的远近，他先去拜访了周作仁。
与此同时，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得到保泰派欢迎的同时，也遭到了批泰派的驳斥。（。）
第一百一十四章 一步走错，便是一生（）
周作仁住在北平八道湾胡同11号，这是鲁讯在1919年出资购买的院子。
整座院落是大宅门格局，邻街是一溜院墙，进门楼见影壁，前后两进，九间瓦房，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
当时的价钱是三千五百块大洋，在北平算是豪宅了。
按照后世北京的房价，这绝对是白捡的白菜价。
鲁讯1909年回国参加工作，1912年到教育部任职。
他在教育部的职务是佥事，月薪有300块大洋，他还给报纸写文章获得稿酬。
这套四合院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由此可见，公务员在任何时代都是让人羡慕的职业。
而且，他把绍兴老家的一套老房子卖掉，得到了1600块大洋的房款。
在北平有了房子，他请假回到绍兴，把母亲和第一任妻子朱按，弟弟周建仁接到了北平。
这时周作仁也带着一家人从日本回来，三兄弟便住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大家庭。
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两兄弟闹翻。
鲁讯和朱按搬出了八道湾，迁居西四塔胡同61号居住，周作仁和周母留在了八道湾。
于是，后世就有人猜测周作仁是为了霸占八道湾胡同的宅子才和鲁讯闹翻的，提出这种说法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讯的儿子周海英。
周海英在《鲁讯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写了周家兄弟在八道湾生活的内幕。
在周海英的讲述中，主角是一个叫做羽太信子的女人，她是周作仁的妻子，掌管着八道湾的经济大权，花钱如流水，挥霍无度。
而且。这个日本女人残酷无情，诡计多端，先是赶走了老三周建仁，又用计谋挑拨鲁讯和周作仁反目成仇，最终达到了自己独霸房产的目的。
甚至连周母都不愿意在八道湾这种残酷的环境下生活下去，而是搬去和鲁讯一起生活。
整个过程更像是一篇宫斗。
然而。周海英是1929年出生的，他从来没有在八道湾生活过，鲁讯过世的时候他才七岁，这些所谓的内幕不过是道听途说和自己的猜测罢了。
至于是谁告诉他的就不得而知了。
先说周建仁，他是鲁讯的三弟，娶得妻子是羽太信子的妹妹。
在1921年，周建仁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妇女杂志》的助理编辑。
并从事著译工作，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普及科学知识。
此人在上海的时候还和一名女学生同居了。
这似乎和被羽太信子赶走的关系不大。
而鲁讯和周作仁的绝交恐怕不是因为经济原因那么简单。
八道湾的宅子是鲁讯用卖掉老家房子的房款加上自己的积蓄来购置的，所以算是他们一家人的公产，只是名义上属于鲁讯。
当时签订了一份契约。
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周母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周母养老送终的费用。
周海英控诉周作仁的是在鲁讯过世后，周作仁把八道湾宅子的户头从鲁讯改成了周作仁，并且有段时间没有担负起周母的抚养费。
周作仁每个月给周母的生活费是50块。周海英认为以周作仁的收入来说太少了。
这和后世一家人争房产闹的不可开交的事情何其相似，只是因为发生在周氏兄弟这种名人家中才显得格外的引人关注。
林子轩对周氏兄弟的家事兴趣不大。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看热闹罢了。
1924年4月25日，他来到八道湾11号。
周作仁穿着日本和服出来迎接，和他一起的还有《晨报副刊》的主编孙福园。
孙福园1921年北大毕业后一直主持《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人称“副刊大王”。
在主持晨报副刊时，鲁讯的《阿q正传》即在该报首次连载。
还发表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等许多后来被熟知的作品，并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
可以说。《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的一处宣传阵地。
他和周氏兄弟的关系都不错，对鲁讯尤为敬重，把鲁讯当成自己的导师。
当然，他后来和鲁讯决裂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林子轩的那篇《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就是孙福园刊发的。作为对陈独绣等人的反击。
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赞成泰戈尔访华，中国不少新文学作家都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不少青年人也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只有受到陈独绣影响的青年才会反对泰戈尔。
所以，北平的很多文学刊物都不会刊登陈独绣等人的文章。
陈独绣的文章大多刊载在上海的报刊上，而且是非文学的报刊。
泰戈尔到中国访问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既是媒体追逐的中心，也是文坛议论的焦点，周作仁和孙伏园也在谈论这件事。
他们赞成林子轩在文章中的说法。
泰戈尔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拿着洋枪利炮，只是讲几句东方文化，批判西方文化，难道就能导致中国亡国么？
那些人太小题大做了，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科学和玄学的争论强加在泰戈尔的头上，是对泰戈尔的误读。
然而，自从泰戈尔来到北平，陈独绣加大了批判泰戈尔的力度。
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一文中又借“北京有人说他”的话，上纲上线批判泰戈尔“是一个政客，不是诗人”。
“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向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做说客。”
其实，泰戈尔一直致力于印度的独立，并为此做出极大的贡献，他是一个爱国者。
不能因为泰戈尔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拿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就非要说泰戈尔被西方收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说客”。
这么说显然有失公允。
在谈论中，林子轩注意到周作仁家中明显的日式风格，或许家中的女主人是日本人的缘故，周作仁似乎更为习惯日本的生活方式，他在日本生活了五年时间。
他穿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