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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消息，尤其的惊人。
虽然后期为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但林缚兴杂学，赵舒翰长年累月在江宁草堂著讲授杂学匠术，是立了大功劳的；赵舒翰也绝对是能与宋石宪、姜岳、葛司虞比肩的大宗师级人物。
赵舒翰早年在整理历法资料时，就注意到同次日蚀在不同地方记录有时差的问题，但“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太深根蒂固，叫赵舒翰不敢细想下来。
实际上，早年测星术也是因为与“天圆地方”的圣人之说相违，才给为圣人立言的儒学正统斥为异端邪说而遭禁止。只是测星术在航海上，比罗盘还有着更广泛的用途，故而在海民之间偷偷的传下来——
淮东能纵横东海之上，还得益于测星术的推广。要没有这个后世给称为等纬航法的技术手段，淮东就没有办法实行崇州与济州岛之间的直航。
赵舒翰毕竟跟传统的腐儒有着天壤之别，淮东测星术的完善，还有他的功劳在内，对“日蚀时差”现象会推演出“日心说”，差不多在宴席之间与宋石宪简单的交流之间，就彻底点透。
其实除了日蚀时差之外；近千年以来，在天文历法上有极深造诣的大家，对星相的实际观察，实际上有很多是跟“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的圣人之言相违背的，恰恰又能拿“日心说”来解释。
这些观察记录，没能列入儒学主流，而是在文人笔记里陆陆续续的记载下来。
赵舒翰花十年之功，编写《匠典》，差不多将半辈子读过的杂学册，都系统的梳理过一遍，几乎是当世读最多之人，对种种异端邪都认真细致的推敲过。可以说主流儒家所传的圣人之说，早就在他的心里支离破碎了。只是限于传统的势力额外庞大，赵舒翰不敢去追根问底，也没有能力发出冲击力极强的异端声音。
这次的测日，是林缚大力支持，目的就是推翻儒学旧说。
有掌握天下军政、背后又有四十万精锐兵马支撑的林缚的支持，儒学旧说的传统势力影响再深、再庞大，至少在明面上，赵舒翰他们讨论颠覆性的新说，也不用担心会受到公开的迫害。
赵舒翰与宋石宪都是杂学上的大宗师，以往囿于政见，绝少交流，这时能有机会在济州同席而宴，谈起来二人都擅长的天文星历来，自然是趣味想投。
不知不觉之间，两人是越谈越深，很快就将陈恩泽、马一功、张玉伯一干人等，都置之一旁、不予理会。
陈恩泽、张玉伯还好，毕竟对天文历法有所涉及，能勉强听得懂宋石宪与赵舒翰所谈内容，马一功及藩闻叔、罗文虎等将领以及列席的其他官员，则听得如坠云雾之中。
只不过，宋石宪是林缚亲点列为崇学馆大学士的人物。
崇学馆大学士只是一个名誉头衔，要说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林缚也自领崇学馆大学士，就是要将崇学馆大学士的名誉，抬到叫别人仰望的高度，以此强化杂学在世俗中的地位。
宋石宪虽说实权远不及都指挥使、都督一级的军政将臣们，但马一功、陈恩泽等人，还真就不能对宋石宪马虎了，即使听得再枯燥，还得耐着性子坐着。
要是给扣一个不尊重杂学大宗师的帽子，指不定隔天就给调到哪个旮旯去牧马了。
倒是张玉伯放得开，与赵舒翰、宋石宪笑道：“你们谈得入迷，这酒便冷了……”
宋石宪在江宁，有一些能与他对话的准宗师级人物，这次带了一大群人来海东观察日蚀，但这些匠师学识都及不上他，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倾心交谈的人，逮到赵舒翰也是算是难得谈一个痛快。
听着张玉伯闹意见，宋石宪说道：“你们喝酒，不用理会我们，”想着旁人也听不懂他与赵舒翰所谈的天文历法，拉赵舒翰起来，说道，“走，我们另找地方谈去，莫影响他们吃酒……”便将一干人等丢下不理。
马一功等人对宋石宪的不通人情也是苦笑，偏偏林缚将他视作宝。当然，宋石宪的不通人情在淮东内部也是出了名的，众人自然不予理会，将宴席很快进行下去。
张玉伯、藩季良、陈臾三人宴后都寻不见赵舒翰，便先回住处去。
在马车上，藩季良压不住心间的疑惑，问张玉伯：“崇国公这次声势浩大的观测日蚀，意在推翻‘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绕地而行’之说，以立新学，但随之也将从根本之上动摇‘承天命’之说——崇国公意欲何为啊？”
藩季良在席间没有吭声，旁人只当他听不明白宋石宪与赵舒翰的谈话，但藩季良能给前相陈西言依重、礼聘为幕僚，又岂是平庸之辈？
林缚当下所做的许多事情，就是为废元自立做准备，但既然林缚要登基为帝、开创新帝国，怎么会去动摇天命之说的根本？
为圣人立言的儒学能彻底成为主流，实际就是融合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以“承天命”为核心，为帝权天命所授创造出一整套的理论基础。便是朝国更替、确立国号，也是要依从“五行之德、彼此相克”的理论，这自然也是“帝王之术”的根本。
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自然不会相信“承天命”的说法，而一些野心勃勃之辈，更是怀着“帝王将相、焉有种乎”的叛逆思想，但要帝权巩固，必然需要一套叫普罗大众信服的理论。
儒家后奉四五经为根本经典，但实际将四五经里与天命之说相违的一些内容，彻底删改。而杂学匠术不得兴起，其根本也就在此。杂学匠术兴起之后，必然会对传统的“帝权天授、承天命”之说造成颠覆性的冲击，先人早就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
林缚因为实际的需要，立匠术兴杂学，可以理解，但他此时已经功成名就，就将要另立新朝、继承大统，他不去加强“承天命”这个理论基础，反而要去推翻这个理论基础，实在叫藩季良、张玉伯这等人物费心理量……
当然，林缚即使不需要“承天命”附会之说来巩固他的权柄，也已经将天下军政大权掌握手里，但他以后要传位于子、子传于孙，没有这一套理论，怎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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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观星台（）
宋石宪率弟子、匠师数十人，林缚要陈恩泽照顾一切，将观察日蚀一事，暂时都置于海东行营军参与高丽内战之上。
宴后，其他人皆散去，陈恩泽这个济州都督反倒不能马虎，问过随从，才知宋石宪与赵舒翰往安澜山而去。
安澜山是济州城北的一座独山，高不过四十余丈，但在林缚决定令宋石宪、姜岳二人主持观察日蚀之时，也先一步命令济州这边做好准备，待宋石宪过来即进行观测日蚀。
陈恩泽近一个月都在海州，城北安澜山乃济州知县事周贵堂所选建观星台的地址。
下船后，宋石宪给陈恩泽拉到济州城里，但其子弟及一些匠师则拉着数车观测仪器先去了安澜山营地。
时间很紧迫，除了观察日蚀外，还要进一步的观测天体星象，以证“星移斗转”。
所谓的“星移斗转”，实是千余年之前，阆中天文历学宗师落下长公总结前人星学之经验，认识到随时间推移，星象在浑象即星表上的相对位置会发生变化的一种现象；故而千百年来文人骚客，常用“星移斗转”来形容时序变迁、岁月流逝。
除了时间因素外，随着南北方向的不同，星象在浑象星表上的位置实际也会发生变化；当前淮东海商船纵横东海、南洋使用来比对南北方位的测星术，就是起源于这个原理。
宋石宪他们这次到济州来，还要顺便观察一下，在东西方向上不同的观测点，会不会发生“星移斗转”的现象。
虽说当世的天文观测手段还颇为简陋，日蚀之观察仅仅是用目视，但对星象之观测，早在数朝之前就能够制造出精密、能准确定立当年历法的浑天浑象仪来。
姜岳便是因主持监造浑天仪而名噪天下。
他所监造的浑天仪，可以说是集有史以来天文历法及机械制造之大成，仪高十丈，耗铜数十万斤，星表仪环皆用流水驱动——便是姜岳没有在杂学匠术上，为淮东所做出的种种贡献，仅以他监造浑天仪一事，就足以叫他站在当世宗匠的颠峰。
燕京陷落时，有近十层楼高的浑天仪，自然没有办法从司天监的观星台转移出来，落入燕胡之手。
不过江宁为元越之陪都，同样设有六部九寺等中枢部寺，江宁司天监也同样正常运作着。
虽说江宁司天监没有燕京那么大型的精密浑天星象仪，却也有两座从前朝传承下来的铜仪，皆大有丈余，能人置其中、以观星象。虽说姜岳、宋石宪等人有意再造一座超大型的浑天仪，只是一直没有这个精力；两座小仪，说小也不小，足以应付当前的修历所需。
宋石宪这次便是要将其中的一座，永远的安装于济州城北的安澜山上，用于观测星象。
陈恩泽坐马车赶来安澜山，宋石宪已经迫不及待叫子弟连夜将浑天仪安装于刚刚铺下石础的观星台上。浑天仪的安装、调准，远非一天能够成功，倒在石台上，先架起一只长筒望镜。
陈恩泽登上安澜山时，宋石宪正要拉赵舒翰一起借望镜观察星空……
“都督大人，也赶过来了。”赵舒翰看着陈恩泽登台而来，欠身致意。
面对赵舒翰的小翼姿态，陈恩泽心里不好受——赵舒翰受林缚所邀，在江宁竹堂讲授杂学之时，陈恩泽、胡乔寇、胡乔中以及曹子昂之子曹文龙等人其时还是少年，实际也是皆从赵舒翰学习杂学基础。
在因政见不合而生隔阂之前，林缚视赵舒翰为友，陈恩泽等人又何尝不是视赵舒翰为师？
只是时过境迁，陈恩泽时年才二十八岁，已身居济州府都督的高位；赵舒翰偏偏自我放逐来海州，在济州都督府仅领参事之闲职，与陈恩泽站在一起，上下之别便颠倒过来了。
陈恩泽笑道：“我便想赵师给宋学士拉来这里，”看向稳当当架在支架上的望镜长逾一米，跟宋石宪说道，“我在海州里，听说在造观星望镜，没想到真造出来了……”
“双镜乃葛老工官亲自用水玉磨制，堪堪制好两架，我拿了一架到济州来。”宋石宪说道。
陈恩泽想着打消他与赵舒翰之间的尴尬，故意指着长筒望镜，问道：“赵师可知此镜为何物？”
“泰西国传有幻镜，能使远山水近如眼前，”赵舒翰学究天人，虽说还没有站到望镜前细看，但凭着过人的见识，便侃侃道来，“适才宋学士尝言，此镜不能视日，视日如灼，久之必瞎，又言此物乃水玉所造，白琉璃亦可造——前汉方技《淮南万毕术》记有：削冰取火之法，而前朝《苏沈良方》里也记用火诸法，云：‘凡取火者，宜敲石取火，或用水玉镜子于日得者，太阳火为妙’；前朝《陈》记载，‘东南海中有婆罗国，出火齐珠，大者如鸡卵，扁圆类水玉，日中以艾承之，则得火，置蚁字之上，视之如蝇，又名朝霞大火珠，后入占城国，贵人视之为天下珍’……而其种种世人不察之妙，世宗时进士赵友钦在其《革象新》，称之为‘煦透想聚’之故。而《墨子》亦尝言，‘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