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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觉得，得转换方法论，得提前把恐怖分子给识别出来，而不是保护一些重要目标。可是，识别恐怖分子太难了，传统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通过情报来找源头。可是，恐怖分子往往都是在中东的山里和沙漠里，这个源头怎么找？世界上哪有那么多007？
第二，监控信息和情报，就是电信监控。可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么发达，信息如海洋一般，怎么从中把恐怖分子的通信信息给识别出来呢？而且，很多恐怖分子根本不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用的还是口耳相传的原始通信方式。
第三，监控资金来往。可是，恐怖分子也不怎么花钱，比如，发起“911事件”的那个团队也就那么点儿人，一共花了30万美元，并非大宗的银钱来往。
这就把搞恐怖分子防范的那些专家愁死了。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霍斯利（其实他也不算是经济学家，只是银行的一个码农）给破解了。他原来的工作是帮银行识别那些可能发生诈骗的账户，为此，他研发出了一整套方法。说白了，就是用大数据的方法判断一个人的银钱来往有什么异动。
英国政府请霍斯利去帮忙，看他能不能通过查询银行账户来往的方法把恐怖分子识别出来。霍斯利识别了半天发现，很多数据都非常粗略。比如，当地的穆斯林肯定值得怀疑，他们的银行账户如果有一大笔钱存进来，然后动不动以小额现金的方式去领取，那么他们是恐怖分子的概率就比较高。再比如，星期五下午，他们一般不会到银行去做任何存、取款的操作。因为星期五下午，英国的穆斯林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他们没有空。可是，这些条件不管列举出多少，都是在讲同一群人，我们并不能缩小怀疑的范围。
霍斯利最后发现了一个条件，一下子把恐怖分子的怀疑范围缩小了。后来，英国警方根据这个条件果然抓到了恐怖分子。什么条件？就是这帮人不买保险，而一个二十多岁的英国公民或者长期居住者，不可能不买保险。对英国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左派国家的福利非常好，发福利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保险。只要买一份很便宜的保险，医疗问题基本上就会有保障了。而穆斯林普遍结婚比较早，孩子也比较多，20岁以上的男子不可能不买保险。
但是，恐怖分子不会买。因为保险兑付的时候，即购买者死了之后，保险公司赔款给他的家人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这个人不能是恐怖分子。只要他是恐怖分子，就不会获得任何赔偿。这是保险业的行规。这只是蝇头小利，但恐怖分子就是会受这个蝇头小利的影响，最后被大数据识别出来了。
可见，即使是自认为道德非常高尚的恐怖分子，其人性当中贪小便宜、规避损失、会做成本和收益核算的这一点点念头，还是会让他暴露。所以，人性是掩藏不住的，随时随处都有可能会暴露。
用经济学底层思维看点球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是这套书里的。懂足球的人都知道，罚点球的成功率是极高的，大概是75％，近乎于一罚就中。因为点球的速度极高，时速都在100千米小时以上，所以守门员在球飞过来的时候再去判断方向，根本就来不及。守门员这个时候唯一的策略就是，赌定一个方向，朝左边或者右边扑过去。
对于罚点球的人来说，存在好多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往左边和右边踢，这实际上是跟守门员做概率上的对赌。第二种选择是左上角或右上角球门门框的位置，因为即使守门员方向判断准了，一般也扑不到那两个位置。但是，朝那个位置踢，需要很厉害的准头。为什么踢点球很容易踢飞？往往就是踢了那两个位置中的一个。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踢球门中间，直直地往守门员站的位置踢。按照大数据分析，守门员往左扑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几的概率，往右扑是百分之四十几的概率，而留在中间只有百分之二的概率。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性的、懂数学、懂大数据分析的被罚点球的运动员，你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往中间踢。
但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往中间踢呢？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因为这不符合踢球者本人的利益。往左上角或右上角踢，如果踢飞了，可以归结为运气不好。往左边或往右边踢，让守门员给堵出来了，也可以说运气不好。唯独往中间踢，万一这个守门员是个笨蛋，反应慢了半拍，没来得及扑出去，你的球让他扑住了，那么所有的观众，包括评论员都会觉得：你根本就没使劲，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球员。
输赢是全队的事，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名誉为代价，去赌一个更高的概率呢？我为什么不显示一下我的球技，选择一个即使输了还有推脱之辞的选项呢？所以，最理性的方案不见得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最终会选择的方案。这就是经济学的魅力。
为什么经济学家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
为什么经济学家和我所提到的那种聪明人，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和普通人不太一样？而且，他们的结论往往很气人，往往很不道德，正如这套书的书名。
这可不只在中国，在美国也一样。美国的工会也天天跟政府请愿，要求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中国人太讨厌了，抢美国工人的工作。如果拿这件事去问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基本上都会跟政府讲，千万不要提高中国的关税，因为自由贸易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包括美国的工人。再比如说，美国的底层群众希望政府发这发那，希望教育、医疗、住房、食物全部都免费。可要去问主流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会跟政府讲，不要过度提高穷人的福利。这不仅对富人没好处——要多交税，对穷人也没有好处。
这话听着很气人，为什么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因为经济学家和聪明人看到的世界的复杂度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普通人看世界，是通过自己的直觉去判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世界。
什么叫现代人类社会？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被卷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协作网络之中，这种互动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普通人看到的都是身边的协作关系，家人、亲朋、同事这些简单的关系，再隔几层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的认知和世界的真实情况之间有一个落差。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个落差的。
关于这个复杂度，我分三个层面跟大家简单做个交代。
社会结构的复杂度
第一个层面，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复杂的。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自鸣得意，觉得自己找到了思考这个世界的终极方法，就是推己及人。别人的想法我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假设自己处在他的处境下会怎么想，虽然我嘴上不会说出来，但我知道他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以此为前提，来判断我应该怎样行动。这一招还真在年轻的时候帮了我，我变得更加倾向于跟他人协作，也更加尊重协作伙伴。
可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一套“推己及人”的思考方法完全没用了，因为所有人开始坐在一张桌子上说话，在一个锅里乱搅和吃饭。一个大学教授跟一个12岁的小孩在微博上辩论的时候，推己及人还有什么用？我们根本不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举个例子，世界骗局史上有一个著名的骗局，叫“尼日利亚骗局”，因为这个骗局最早发生在尼日利亚。这个骗局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到处跟人说：“哥们儿，你有没有银行账户？我是尼日利亚的，我们那个地方政局动荡，发生了政变。一群有钱人要把财产转移到海外，能不能借你的账户用一下？金额不多，大概五亿美元，从你的账上过一下，仅仅产生的利息你都赚了。”
“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你能不能给我交点手续费？”
这个骗局是多么拙劣，骗子先给你许诺一个大好处，但是你先得给骗子一个小好处。等你把这个小好处给了他，他就跑了。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在中国有一个很常见的骗局，叫“重金求子”，有时候贴在电线杆子上，有时候也在微信里传播。
“我是一个美貌的少妇，嫁给了一个大富豪。但是很可惜，他没有生育能力，为了分他的家产，我必须要有一个孩子。怎么办呢？我现在需要一个年轻人，你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有生育能力。我跟你做一次爱，把孩子生下来之后，我给你五百万元人民币作为酬谢。”
有人相信吗？还真有人信，那些没太受过教育的人就觉得，既能跟少妇做爱、生孩子，还能挣钱，这么好的事哪里去找？他们就真信了。然后，对方就会要求他给点手续费或者什么东西，总而言之骗钱的方式多得很。因为向往一个巨大的利益，所以在小的问题上就放松了警惕，然后丧失底线，继而损失钱财，这是很多聪明人也会落入的一个陷阱。
为什么这么拙劣的骗术却屡屡管用呢？这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时代的骗术。互联网时代有一种电信诈骗，会故意在行骗的邮件里面犯很多语法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上当的人一定是阅读能力不是很好、理解能力很差的人。骗子把这批人筛选出来后再施展行骗手法，就容易得手多了。像我们这种人，对语法问题通常很挑剔，一看有那么多错别字，就知道肯定是骗子，就不会轻易上当了。
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度，千万不要推己及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动作引发的后果，我们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越聪明，往往就越没法想象。
协作的复杂度
第二个层面，协作的复杂度。人类其实始终处于战略猜疑的状态，就是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但你的真实想法未必会直接说出来。你要顾及我的想法，加工之后再说出来一番话。每个人的智商不同、知识储备不同、情商不同，所以大家就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网络中。一个行为出去之后到我们这儿，再到其他人那儿，最后会变得我们根本就不认得了。
比如，我们经常听到司机肇事之后直接把受害者杀掉的新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法律在这一点上不够完善。交通肇事把人撞死后，要赔多少钱都是有标准的，可如果把对方撞成了残废，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险体制还不发达，司机一辈子还指不定要赔对方多少钱呢。所以，很多司机把人撞了以后，会选择倒车把人轧死。你不觉得这也是一个理性行为吗？虽然很不道德，但是司机避免了后半生家庭的财政状况落入地狱。这就是社会协作的复杂度带来的一个行为结果。
再比如，“禁止卖淫嫖娼”这条法律很符合社会主流的道德标准，可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结果。前些年，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那些在中国底层生活的女子其实是非常可怜的一群人。中国底层的刑事恶性案件中，她们是被杀害最高发的一个人群。
为什么？对抢劫犯来说，最容易下手的可不就是她们吗？第一，是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反抗力量比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