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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很好的理性的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变形。先看第一次变形，那些地方上的官老爷一看，王相公要搞青苗法，我们的前程都攥在王相公的手里，当然要执行好了。假设你是一个宋代的县官，你会怎么把款贷下去呢？你怎么知道哪个老百姓需要贷款呢？很简单，摊派，把各个地方的乡长、保甲长全叫来进行摊派。因为缺乏需要贷款的农户的具体数据，所以好的法令产生了第一次变形。
第二次变形紧接着就出来了，那些保甲长拿着这个任务回到村里，平时看张三不顺眼，就对张三说，朝廷有令，让你们贷款。张三敢不贷吗？不需要也必须贷。这成了害人的一种手段。
第三次变形，有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觉得，这一进一出，就可以从中挖上一勺，利润就是他们的了，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
有些老百姓被迫贷了款，秋天的时候把自己的口粮都还进去了，导致没饭吃。怎么办？只好找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大户借高利贷，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这是第四次变形。
所以，王相公在东京汴梁自己家书房里设计出来的完美无比的大方案，在民间发生了几次变形后，就全完了，这次变法走向了它的反面。
这话当时有没有人说？当然有人说，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这些有经验的大臣，早就跟皇上讲过，王安石这套搞不得，想得挺好，一下去就会完全变形。皇上不听，偏要相信理性设计，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在这几次变形的过程当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担忧——人类的知识是分散的，不要指望有一个天纵英才的圣人出世，了解所有的情况，然后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不可能的。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有一次他到湖南长沙开会，开完会，几个经济学家包了一辆车去岳阳游览岳阳楼。到了岳阳，长沙的司机不认路。这时候周其仁说，不认路没关系，你放我下去。周先生下了车之后，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后面人说：“跟着我的车走。”然后跟师傅说：“走，去岳阳楼。”
这个简单的情景里其实包含了一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不要觉得知识这个东西只有大知识分子才有，周其仁这样的大经济学家固然知识丰富，但是怎么走到岳阳楼这个具体的知识，周其仁不知道，怎么办？还得向劳动人民请教，当地的出租车司机知道。
哈耶克这一派经济学家就认为，知识是分散的，是扩展秩序下的一种知识的结网和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你不要看不起胡同口炸油条的，他可知道怎么炸出让人放心的油条，用什么样的油，以及哪个居民楼的张大爷起得早，可能买第一根油条，哪个大妈爱吃回锅油条。这些知识都是市场的一部分，而这些知识的掌握者是一个个具体的市场参与者，而不是那颗中心化的大脑。
如果你不信这一套，觉得人类很理性，我们可以靠手段、靠科学、靠计算机、靠大数据，那么，你还真错了。比如说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搞的一套东西，一家养几头猪、几只鸡，全部分配得好好的。可是后来计算机专家一分析，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太平天国时期根本没有实行。因为即使用现代化的计算机计算每家每户应该养几头猪、几只鸡，也无法分配得那么均匀。天朝田亩制度的口号是“天下无一处不饱暖，无一处不均匀”，这根本做不到，现代化的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
我们再看苏联，当年它也是迷信理性的力量，想靠计划经济来排除资本主义那些弊端，通过中央计划部一点一点地弄好，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可是前苏联不仅生产能力不行，生产的产品也很丑，为什么呢？你想啊，它的信息只能止于一个非常浅的层面，它能算得出来今年老百姓需要多少台电冰箱，可是大家需要什么颜色的、需要什么款式的，是双开门的还是单开门的，有几个冷藏箱的，它可就算不出来了。
我们假设今天苏联还在，它有可能花重金把乔布斯弄去生产一台苹果手机。可是它怎么知道全世界现在有几百万种苹果手机壳呢？这些知识、偏好是属于每一个消费者一时一地的决策，中央计算机是算不出来的。所以自由市场经济最后遵循的原理，是扩展派的知识建构的原理。
看到这儿，你可能就会理解撒切尔夫人当年为什么要说“我们的政府只相信英镑”了。
保守主义者从来不相信革命
第二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者在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从来不相信革命。把传统全部斩断，然后跳跃式地进入一个红彤彤的新天地，这件事保守主义者从来不信。说白了，保守主义者从来都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词如果剔除它的负面含义，安在保守主义者头上，一点儿都不冤枉。
第71章 成长的坐标（7）（）
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这本书里讲，你们干吗非得把国王杀了搞宪政，你们法国人搞什么宪政？你们不要羡慕英国搞宪政，我们那是站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有当年的大宪章，有所谓的光荣革命，我们是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你们今天学我们，然后一下子就能跳跃到那儿吗？门都没有。你们有你们的传统，你们应该建立在你们的传统上，一点一点往前拱。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纵使一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很有保守主义的智慧。我们每天拱一步卒，也比一年来一次将军要强得多，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但是我们拿中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比就会发现，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两个国家使用的手段和过程是有区别的。英国人当年也是王权一支独大，可是他们怎么把王权逐步搞掉呢？英国人就用切香肠的方法，把香肠搁在这儿，一小片一小片往下切，用的正是“日拱一卒”的手段。
比如说17世纪后期的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跑掉了，议会一商量，没国王传统就要断绝，不行，还得请一位国王来。一看詹姆斯二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女婿在荷兰执政，就让他们回到英国来当国王，这一对夫妻高高兴兴地就来了。下议院跟他们说，你们这个权力是白来的，所以不妨让点儿步，给老百姓点儿权利，保护自由产权，等等，把王权限制住了一点。到了18世纪早期，英国的国王是从德国请过去的，就是所谓的乔治王。乔治王有好几代，最早的两代不懂英语，到下议院去的时候，大家都听不懂国王说什么。后来乔治王干脆不去了，把国王的权杖搁在桌上，说你们就跟它说吧。拱来拱去，把国王的权力又限制了一点儿。
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老太太在位的时间可长了去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丈夫的去世，她整日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英国那帮贵族一边安慰她，一边偷偷摸摸把女王的权力一点一点篡夺了。
其实英国人在所有领域基本上都是搞这一套。我们都知道法国启蒙时代群星璀璨，一堆大知识分子都在强调社会的巨大变革和进步。英国虽然也有启蒙大师，可是基本上都是苏格兰传统里的人，比如说休谟、亚当斯密。在英格兰传统里面还真的找不出几个大师，它的启蒙时代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就像今天的松鼠会搞科学杂志，只是给人讲点现代化的科学道理，根本没有大师，它就是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英国人搞科学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从牛顿当皇家科学院院长一直到赫胥黎当皇家科学院院长，这中间隔了200多年，请问其间有任何一任皇家科学院院长老百姓认识吗？都不太出名，为什么？英国很少出那种划时代的大师，他们往往愿意当老二，跟着别人学。
别的国家改朝换代，从君主制变成共和制，往往要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埃德蒙伯克天天吐槽，说最后弄出来的不还是个流氓嘛！王岐山先生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在讲，法国大革命搞来搞去好像没什么进步，法国社会的面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这个时候已经血流成河了。
我还记得雨果在九三年里面写道：“他们判路易十六死刑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一个月又三个星期。人类嘴里的气息多么短促和可怕呀！”此时从历史后端倒回头来看，什么人落着好了呢？没有。
中国也一样，当年我们要搞革命，把满清皇帝的皇冠打落在地。这个理想当然是好的，救亡图存嘛。可是一旦所有的目标和手段都诉诸革命，我们就会发现，它会一点点地出现异化，让当时的人很纠结。
首先是手段上的异化，比如说1905年的时候，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这是要改革了。革命党一看，你哪能改革呢？结果，这件事情就延迟了。
更深刻的伦理上的纠结，发生在我老家安徽。那时候安徽的省会在安庆，1906年的时候，安徽的巡抚叫恩铭。说实话，此人并不是个浑蛋，不代表满清腐朽王朝，而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官员，上任之后就搞教育，推行各种新政。后来刺杀他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其实是被作为新派代表送到他面前的。恩铭一看徐锡麟是新派人物，就想重用他，不想却被他干掉了。
他们俩当时其实是恩师和弟子的关系，所以徐锡麟被逮着之后，马上就问：“恩铭大人现在情况怎么样？”审案的官员说：“你还有脸问，都是你害的，他待你不薄啊！”徐锡麟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关心他是属于我们的私人交情，杀他是属于国家正义。
这话虽也讲得通，但是你们不觉得这已经有一点儿伦理上的纠结，已经有一点儿强词夺理了吗？只要选择去做一个跨时代的革命者，这种难题就会留在具体的人和事里面，让当时的人面临艰难的选择。而保守主义那一套，慢慢来，切香肠，日拱一卒，反而没有这些烦恼。这就是保守主义者在社会进步上的价值观。
我们能从保守主义中汲取什么养料
还有一条，保守主义者是不是都是人呢？不相信伟大的理性，不相信辉煌的革命，像一只土拨鼠一样一点一点地打洞，往前拱，可不就是一群人吗？
听了刚才那两条，你们心里可能会想说，革命怎么搞、左右派怎么分关我什么事？我之所以会讨论保守主义这个话题，并不是想说“中国向何处去”这种高大上的命题。我想说明的是，当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在面临最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能从保守主义这个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当中汲取什么样的养料。
保守主义者的整套价值观听起来特别像中国人讲的那句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是一种二流子哲学。因为他们既不相信理性，也不相信智慧；既不相信权威，也不相信圣人。那他们信什么呢？保守主义者会给你一个答案：信自己。所以保守主义恰恰不是一种贴地爬行的土拨鼠哲学，它是一种强者的哲学、鹰的哲学。
投资哲学：保守主义的智慧之灯这本书的作者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