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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安石定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块钱，到年底的时候还一块二，在今天看来这个利率很高，但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很低的利率了。
对这些奸臣来说，只有一个目标：对王相公负责。既然王相公说要借钱给老百姓，然后收利息，那我们就要多收利息。春天借给老百姓一次，秋天再借给他们一次，不管他们要不要借，都要强行摊派给他们。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赋税，当然民不聊生了。
奸臣发挥的作用可不仅如此，虽然狠心欺负老百姓的奸臣没有那么多，但由奸臣或者说操守不是那么好、廉洁度不是那么高的人构成的系统，它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叫制度成本。
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王安石变法时民间的情况，假设高利贷普遍的标准是年利四分，现在官府推出一种贷款年利才二分，这当中有两分的差额，请问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笔贷款的额度当然就会成为各种各样“寻租空间”的额度。
就像今天我们的政府会给创新企业、文化企业一些补贴，市面上就出现了一种公司，帮这些企业去申请这种补贴，等补贴申请下来，再跟这些企业来分。宋代也一样，既然有这个利差，就一定会有人利用这个利差，往自己腰包里搁钱。
为什么说火车票应该提价？因为火车票没有达到它的市场价格，是国家使用补贴把价格压了下来，表面上对老百姓有好处，实际上这个系统会把价格再弹回去——内部人偷票或把票给票贩子，等等。老百姓买票的时候，如果不到票贩子手里去买，就得彻夜排很长的队，用支付自己时间成本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给支付掉。
所以制度运行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制度设计得再好，如果把制度成本算进去的话，其实跟市场自然形成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市易法”，那是一个多么高明的设计，当一个商品的价格低了，国家赶紧收储；价格高了，赶紧抛出平抑价格。可问题是，当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是高价还是低价呢？既然让官员去判断，如果他的廉洁度不够，最后他会买什么？一定是紧俏货、高价货，因为有人给他塞钱，反正是国家出钱，所以“市易法”迟早会搞得国家入不敷出。
但是王相公也说了，市易法应该有收益，不是低吸高抛嘛，所以找那些官员要钱。那些官员会怎么办？只好拼命去压榨那些商户。所以市易法被废除的时候，社会是什么情况？最后有4万家商户欠政府钱，市易法的执行机构雇了1000多人在全国讨债，那当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结果了。
所以你看，制度成本这个变量一旦代入系统之后，你会发现，新法想要给老百姓制造的好处其实并没有出现。
第五步：坏人发起反攻
紧接着，第五个逻辑出现了。新法可能会失败，但是皇帝任用的这批坏人已经站在朝堂上了，他们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他们要反过来攻击新法的发起者——王安石。
王安石后来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被贬到了南方。临走的时候宋神宗还在征求他的意见，问他觉得谁当下一任宰相合适？王安石就推荐了他最信任的那个人，吕惠卿。吕惠卿当了宰相之后，最害怕的事就是王安石回来，因为王安石是他老师，对他恩重如山，王安石一回来他就得靠边站。所以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把王安石搞掉。
于是，他跟邓绾两个人一合计，就诬陷王安石参与了一个亲王的叛乱。幸好王安石还是有一定政治经验的，日夜兼程赶到开封，跟宋神宗把这件事情摊开说清楚了。
宋神宗说，既然这事说清楚了，要不你回来当宰相吧。又把王安石任命为宰相，这是王安石二度当宰相，吕惠卿只能靠边站了。按史籍上的记载，从此只要能害王安石的事，没有吕惠卿不参与的。
这个时候，改革者的悲剧就出现了。王安石跟宋神宗虽然表面上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毕竟不是一个人。王安石原来跟吕惠卿关系好的时候，经常跟他商量变法的细节，他跟吕惠卿说，有人批判新法，这事你不要跟皇上讲。他俩大量的书信来往都涉及这个话题。
吕惠卿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书信整理了一下，一起端到了宋神宗的面前，这就是你信任的王安石，你还信他吗？宋神宗一看就傻眼了，彻底失去了对王安石的信任，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这是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的标志。
第六步：贻害无穷的党争
事情到此算结束了吧，实际没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到此为止，王安石怎么会在南宋历史上留下那么大的骂名？仅仅由于变法失败，怎么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在第五步逻辑之后，还有第六步的逻辑，这才是影响更深远的逻辑。
所有的效率型改革必然会有余波，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强大的后台老板支持下搞的改革，后台老板一死或者撤除支持，原来被强权压制的那些力量就会反扑。
为什么历史上的改革家下场往往都不好？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比如商鞅、吴起，最后都死于非命。王安石变法，这个逻辑同样在起作用。虽然王安石已经死了，但是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就成为了打击目标。
宋神宗一死，表面上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宋哲宗，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他的老妈高太后。高太后一直觉得宋哲宗这个孙子在胡闹，忍不住自己上了台，把新党全部撵下台，把旧党请了回来，那谁来执政呢？就是司马光。
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元祐是年号，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了高太后这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所以叫“元祐”。什么叫“更化”？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掉。
但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自然做不了几年主，老太太一死，宋哲宗就会亲政。宋哲宗说，对，你是宋神宗的母后，以母改子没有问题，是符合孝道的。我是宋神宗的儿子，我要以子继父，这也符合孝道啊。所以就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
这段历史叫什么？叫“绍圣绍述”。这名字听起来很别扭，绍圣是宋哲宗的年号，“绍”和“述”都是继承的意思，“圣”指的就是宋神宗。“绍圣绍述”就是说，宋哲宗要继承宋神宗神圣的使命，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于是，新党又上台了。
可是宋哲宗执政没几年也死了，又上来一个太后，就是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别讨厌新党。于是，新党再次被赶下去，旧党又被召回朝廷。这一段有两个年号，一个叫元符，一个叫建中靖国，这俩年号都是有意思的。
什么叫“建中靖国”？就是说，我们新旧两派不要再争斗下去了，搞一个中庸的东西，这叫“建中”；“靖国”，就是平静的意思，就是不要再闹了。但实际上向太后还是倾向于旧党的，所以又扶植了大量的旧党上来。
向太后没有几年就下台了，然后是谁亲政？就是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他又开始搞宋神宗那一套，旧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
如此一来，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像翻烧饼，这面烤煳了翻另一面接着烤，不断地折腾。新党上台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搞改革，推行王安石的那些政策？
没那回事，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已经沦为两个政治符号，没有什么实际的改革措施了，就是互相指着鼻子骂，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云云，朝廷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型的政治。
在宋徽宗年间，党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下宋徽宗的年号，崇宁，什么意思？就是要崇拜熙宁年间宋神宗做的那些事。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刻了一副“元祐党人碑”。当年高太后搞的那一套不是叫“元祐更化”吗？宋徽宗认为，上台的旧党都是奸臣，所以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司马光、文彦博都在上面。刻下来干什么呢？立在开封，告诉大家，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朝廷永不录用。
后来宋徽宗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当然，其他碑上面不是宋徽宗的字，而是大奸臣蔡京的字，元祐党人碑就作为蔡京的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元祐党人碑上刚开始只刻了100多个人的名字，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300多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这个党争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一直到南宋，还在折腾。
讲到这儿，大家可能才会理解，为什么王安石是国家由统一到分裂的罪人。都是因为他搞变法，才导致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
这段故事真是让人感慨。你可能会问，罗胖，难道你想否定王安石吗？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是正确的吗？谁都不正确，一个正确上台，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要把前者推翻。所以到底是王安石对，苏东坡对，还是司马光对，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谁都不对。
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把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效率型改革有一个天然的前提，就是要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房子肯定会盖走样。
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它只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赶下去。这就是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改革开放：活力型改革的好教材
你可能又会问，如果罗胖你是王安石，应该怎么改革呢？这事别问我，我也“穿越”不回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真的有一本好教材，那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其实这个逻辑可以倒过来理解，第一步是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它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不争是非。
第二步就是“摸论”，就是大家分别去摸，有人能摸到帮助过河的那块石头就好。那么，那个人就是逮着老鼠的好猫，判他是正确的，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它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的一个样板。
老子的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理念，叫“不尚贤”，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尊重贤人。这不是很脑残、很反动的话吗？为什么老子会说这样的话呢？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尚贤？把一种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