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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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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炼丹术有没有什么科学发现呢?有,搞出了火药。但是,为什么它没有引出现代化学,而炼金术却引出了现代化学呢?就是因为炼丹术追求的结果不同。炼丹术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可是长生不老这件事很难验证。一个皇帝吃下道士炼的丹药死掉了,到底是因为他心不诚,还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的呢?这很难验证。

    可是,炼金术要的结果是确切的,一定得炼出金子。有这样一个实证性的思维在,根本不怕你的缘起是不靠谱的。所以,炼金术搞来搞去,就演化出了现代化学。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化学符号都是牛顿这样一批炼金术士搞出来的,代表火的三角形,代表水的倒三角形,都是牛顿当年用过的符号。

    关于神学、炼金术,牛顿留下了很多研究手稿,后来被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买了下来。在牛顿诞辰300周年的时候,还搞了一个纪念会。凯恩斯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他说:“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

    隔了几十年,我们再来看凯恩斯讲的这句话,依然没错。在这个观念地层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很难说得清牛顿到底是什么人,他既是上一个时代的魔法师,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奠基人。

    为什么牛顿能够构建出观念地层?

    我们就把牛顿和他的小伙伴作为一个切片,来观察人类精神世界某一个特定的层级,是怎么被构建出来的。

    前面我们讲到科学方法,但科学方法说来也是平平无奇的,因为它只是实证研究,每一个人都相信眼见为实的实验证据。我们作为普通人,即使不懂科学大道理,有时候也是相信眼见为实的。

    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比如先秦的墨子,他也搞科学实验。很多人对大自然都充满了好奇心,都相信眼见为实,但是为什么没有构建出一个观念地层,而牛顿和他的小伙伴们却构建出来了?而且,后来整个现代世界的大厦都坐落在这个地层上,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一个解释。

    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原因:科学家群体的出现。这是人类科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某个国家的某个小圈子里,突然冒出来一群人。比如牛顿、胡克等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个现象在科学史上称之为“汤浅现象”,因为发现这个现象的是一个日本人,叫汤浅光朝。

    16世纪,全世界的科学重心都在意大利,咕嘟咕嘟地冒出来伽利略等一帮人;17世纪挪到了英国,冒出来牛顿这一帮人;18世纪又挪到了法国;19世纪轮到德国大面积地出人才;20世纪,是美国大面积地出人才。所以,有人就顺理成章地推断,说风水轮流转,该轮到中国人霸占21世纪这个汤浅现象了。

    这个现象的出现也许很神秘,但是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当一帮人出现之后,才能够破土而出,构建全新的观念地层。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机理,比如,原来欧洲那些学者、科学家也有零星的发现,但是互相之间都是保密的。每一个孤立的发明者都把自己的成果看得像命根子一样,不让别人知道。但是,科学群体出现之后,就没有这种事了。你发明了什么,大家都知道,那个荣誉就非你莫属。这成了一个群体性的网络现象,可以彼此确证谁是发明者,所以大家就敢于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了。

    科学家群体出现之后,还有一个附带的效应,就是大家说话的方式出现了变化。以前,英国上层阶级之间要通一封信废话多了去了,什么“我斗胆把这几张破纸放在你的面前”“我就想着怎么成为你房间角落里的黏土,做成一个合适的容器,才盛得下您的高贵”“我打心眼里就想成为您最低贱、最温驯的仆人”等。正话还没说几句,废话已经铺了半篇纸了。

    可是,科学家之间是要讨论具体问题的,怎么能用这种方式说话呢?所以,原来贵族阶层看不起的那种很粗鲁、很直接、不文雅的表达方式,就成为科学家群体里的主体语言。从拉丁文到古英文,再到现代英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简化的趋势。这其中,科学家群体的功劳也很大。

    还有一个附带的效应,科学家群体出现之后,科学家之间开始进行激烈的竞争,尤其是一些科学成果的发明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的争论。

    牛顿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胡克,也是一辈子的生死冤家。胡克就是发明胡克定律的那个人。胡克是1703年死的,那一年牛顿继任为皇家学会的会长。他把胡克的实验室拆了,搬家的时候甚至把胡克的所有东西都扔了,包括实验材料,甚至是胡克的最后一幅肖像。所以,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胡克他老人家长什么样子。

    但是,这也有好处,因为科学家的成果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形成了一个叫“研究成果”的市场,这本身对科学发明也有促进作用。

    不是每一代人都这样幸运

    我们反复提到了一个词——观念地层。也就是说,往往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圈层里的人,才有机会构筑一个观念地层,把整个人类文明往上抬升一大截。但是请注意,不是每一代人都能这样幸运。

    牛顿之后,一直要等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就是爱因斯坦那一代人出来,才能够构筑下一个地层。这中间的好几百年时间,科学家们在干吗?他们也有非常丰硕的成果,但是本质上都是牛顿这个地层上长出来的东西,没有决定性的突破。

    理解了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牛顿身上也有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可以算一下,他出生于1642年,到了1666年,他24岁的时候,几乎已经搞完了他的所有重大发现,后来都是一些零零星星的突破。他老人家活到84岁,后来的60年都比不上24岁这一年的质量,为什么?不是牛顿堕落了,而是历史的观念地层的突破仅仅有这样一个小窗口。他倾尽才智也只能完成这样的突破,后面更大的突破得再等上好几百年。

    这不是什么真理,只是一个视角——一个观察人类文明史或者科技史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后面得出来的结论可就不一样了。比如,对科技的未来,你到底是悲观还是乐观?以前,我们介绍过一个观点,是乐观的,叫2046奇点来临。就是科技发展是一马平川的,它会越来越快,到2046年就会迎来一个奇点,此后就是科技大爆发。这是乐观的观点。

    但是,在美国也有一派悲观的观点,它的名字叫“低垂之果”。什么意思?我们这一代人好像科技也很发达,但是我们所有的成果都建立在一个观念地层上面。这个地层是由“二战”前后,冯诺依曼、图灵他们那代人构筑的,他们创建了计算机的基础原理。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看起来眼花缭乱,其实都没有突破那个基础原理。我们都在吃他们栽种的果子,而且是低垂之果——这棵果树上有很多果子低垂下来,我们伸手就可以够着。但是,这些果子吃完之后,再往上够就难了。如果想要有巨大的突破,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构筑下一代的观念地层。所以,持这一派观点的人认为,美国的繁荣快要到头了,所有的低垂之果都快吃完了。

    这只是一派观点而已。我介绍这派观点,其实只想说,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层累结构(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本意是说地壳是一层层地铺就的,现在被引申到了很多领域)。不管我们现在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从对和错的角度来看自由、民主、法制、私有财产、市场经济这些东西,其实太浅了。要深知,我们是站在人类的一个观念地层的顶端。每一个我们确认的观念,都有它逐渐发育的过程。换言之,它并不是天然正确的东西。

    这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仍然热爱阅读的人的优势,别人只知道什么是对的,而热爱阅读的人可以往下看,不仅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且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才变得对的。这就让我们一边品尝知识的果实,一边可以避免知识带来的傲慢。

第7章 从经济学开始升级认知(1)() 
为什么经济学思维特别重要?因为它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实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社会结构、社会协作和人心的复杂度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的。只要我们带着这个思维方式,尽可能地去认知更多的事实,那我们不就变成了一个聪明人吗?

    01聪明人怎么看世界

    经济学鬼才——史蒂芬列维特

    “魔鬼经济学”这套书有两个作者,我主要介绍一下第一作者——史蒂芬列维特,他因为这套书在美国可谓是家喻户晓。这套书曾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雄踞40多周,也就是说上榜将近一年,因此在主流人群中广为人知。

    为什么这套书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符合文科生的胃口:这四本书里面,没有一个数学公式,所以看起来不太像经济学著作。关于这一点,列维特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之所以没有数学公式,是因为我的数学太差。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在一个社交场合,他突然看见了他以前的数学老师。因为当时已经成名了,他就上前去嘚瑟,问老师:“您还认识我吗?”数学老师说:“怎么不认识啊,我一眼就认出来你了!我教了一辈子数学,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微积分只考两分的。”可见,他的数学成绩之差。

    当然,这话也不能全信。史蒂芬列维特本科读的是哈佛大学,博士读的是mit(麻省理工大学),最后做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终身教授,这样的人数学能差到什么地步?

    但是,在经济学界,他做学问的路数和其他经济学家确实很不一样。史蒂芬列维特走了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路,就是专门研究一些跟经济学无关的问题。这套书里面的话题经常会吓到我们。比如,都说毒贩子能大发其财,但为什么他们还跟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他们自己没钱买房。再比如,应该选择星期几去抢劫银行最合适?他还研究:妓女和百货商店里面装扮成圣诞老人的员工,这两个职业之间有什么共同点;3k党和房地产经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怎样去说服一个不愿意被说服的人而且,史蒂芬列维特得出来的每个结论都会让我们大跌眼镜。

    纽约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

    史蒂芬列维特最为著名的一个研究,就是美国纽约的犯罪率为什么会突然下降。纽约的犯罪率,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缓慢爬坡,到了60年代突然开始飙升,到了80年代的时候,从民间到政府都已经被犯罪问题严重困扰。但是,1990年之后,尤其是2000年之后,政府发现犯罪率突然降下来了。这是政绩啊,所以各级行政官员包括政客都来争功:典狱长说,“是我们监狱搞得好,犯人都改邪归正了”;警察局局长说,“不对,是我们的破案策略正确”;议员们说,“是我们那条法案提得好”。市长更要争功了,因为犯罪率下降,是市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这个时候,史蒂芬列维特站出来说:“别扯了,这些原因都不对。看我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我一个数学公式都不用。”他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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