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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巡抚毕沅就立马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说皇帝让我搜捕大盗,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搜着,我自罚三万两银子。这封奏折一递上去,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觉得小毕真聪明。于是各个地方的官员都蜂拥而来,要求自罚。最荒唐的是毕沅后面的一任河南巡抚,我看了他的故事真是笑喷了。
他说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写奏折,但是不小心把香灰弄到奏折上了,我就惶惶不可终日,觉得自己怎么能对皇帝这么不好呢?我罚银三万,行不行?皇帝一看,这个错误实在是太小了,这样吧,宽免两万,罚一万算了。你看,君臣之间通过这一万两银子的眉来眼去,爱意油然而生。原来你是这么忠君爱国,这么懂我的暗示。
其实,当皇帝想要分润官僚系统这笔不义之财的时候,他也成了一个共谋者,也被卷进了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个大网之中。
最可笑的一件事是,乾隆皇帝曾经因为甘肃的冒赈案,杀了王亶望。王亶望这个人原来也是“优于办贡”的,给皇帝送了很多东西。有一回正好送了九样东西,乾隆皇帝这一看,个个都好,但是有“进九回三”之例,没办法,想了半天,忍痛割爱,回了三样玉器。但是很快就后悔了,心心念念着总想什么时候再弄回来。
结果王亶望出事了,要处斩、要抄家。乾隆皇帝一看,正好到他们家把东西全部弄回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几十辆大车浩浩荡荡运到紫禁城,皇帝让人全部弄到内务府里,亲自开箱验货。可是箱子一打开,发现根本找不到那几样东西,只是一堆烂货。皇帝一气之下,就跟底下人说:“查!给我一查到底!”就派了他最亲近的两个大臣到浙江去查。当时的闽浙总督很配合查案,可是最后发现,就是这个闽浙总督干的。闽浙总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想要这几样东西,所以就中饱私囊了,把这几样好东西留在自己府中了。
可见,大清王朝俨然已经了一个大贼窝。官员们从老百姓那儿搜刮到民脂民膏以后,整个官场都在那儿分赃,分的时候还瞒着皇帝。可是皇帝也不傻,也要钻进去分。你说这个腐败还有得治吗?依靠整个官僚系统自己能够发明的那些反腐败机制,还能够治理这些腐败吗?
乾隆皇帝的逻辑误区
前面我们讲了,腐败现象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它是官僚系统中一个集群性的病状,所以切除它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你可能会说,如果明君在位,又痛下决心,利用自己知难而上的君王权力跟整个官僚系统作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那我再给你讲两个来自清代的故事。
第一个发生在179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乾隆皇帝一辈子都很重视办寿,八十大寿还是整寿,就在北京城热热闹闹地办了三个月。办完之后,有一个人开始给他找不痛快,这个人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尹壮图给他上了一封奏折,说议罪银导致天下骚动,贪污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您应该注意点儿。
乾隆皇帝说,我是个明君,要纳谏当然可以,你说贪污腐败多,那你指实一件,我去查。尹壮图说人家私相授受,都是在私下里进行的,我哪知道呢?但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老百姓蹙额长叹,大骂朝廷,而且很多地方官府亏空都很大,所以您要注意了。
这句话无疑触犯了乾隆皇帝的底线。因为皇帝不怕你指实哪个人贪污腐败,就见不得有人否定他的大局。我坐拥天下快60年了,你说我搞得民穷财尽,贪官污吏遍地,你这不是否定我的整个皇帝生涯吗?所以乾隆皇帝勃然大怒,他性格当中的戏剧化因素这个时候就迸发出来了——那好,咱俩打一个赌,你如果能查出天下府库亏空,算我这几十年皇帝白干;如果查不出来,你可是欺君罔上。
可是,乾隆皇帝怎么会跟他公平地赌呢?他接下来做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对尹壮图搞人身攻击,说他这个人封疆大吏当不上,尚书侍郎也当不上,当外放学政都不够资格,就想靠诬告别人哗众取宠。我让他下去查案子,他却收受贿赂,他就是一个坏人。
第57章 现代化的本质(5)()
第二,尹壮图问,我能不能密查?门都没有,朝廷无此体制,要查就明查,走到哪儿都要提前500里告诉地方官。
乾隆皇帝还有第三招,派户部侍郎陪他去查。但是,户部侍郎那是出公差,所以盘缠由国家报销;尹壮图可是自愿去的,得自己出钱,其实就是羞辱他。
不管怎样,尹壮图还是上路查案去了,可是大江南北走了一圈,查到什么了吗?他怎么可能查出什么,皇上已经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坏人,就是要惹事,现在就是要树一个反面典型,地方官还能让他查出任何问题吗?
尹壮图跟着队伍出发了,别人坐着公家的马车走在前面,他自己骑着一匹骡子,叮当叮当地跟在后面。每到一处,找一个破旅馆就铺开纸写奏折,说查过了,老百姓安居乐业,没有蹙额长叹这回事,都是我在胡扯,恳请您不要让我查下去了,该怎么惩处就怎么惩处吧。
乾隆皇帝说,没事,我不会判你死罪的,好好回来当反面典型就行。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尹壮图辞职回老家侍奉老娘去了,这一年是1790年。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发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面对反贪污腐败的问题都是有一个底线的,就是你可以指认具体的人,但不能否定主流是好的,大局是好的。
道光皇帝正式认输
另外一件发生在30年后,公元1821年。这一年道光皇帝刚刚上台,正值盛年,而且他很抠门儿,把一文钱看得比磨盘还大,所以他反对贪污腐败应该最有条件吧,天性如此嘛!
他上台之后,就对天下臣民下了一道谕旨,开始查清陋规,让各地官员把陋规都写出来,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什么陋规该保存,什么该革除都写清楚,以后咱们明明白白做人,桥归桥路归路。
听着挺好,他太爷爷雍正皇帝也这么干过一回,火耗归公,然后发养廉银,现在史学界对雍正皇帝这套做法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道光的这道谕旨大概是9月发的,结果各地的封疆大吏都上奏折劝阻他。我看过这些奏折,还真不是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反对皇帝这个举动,还真是为皇帝着想的。
这些奏折的内容都差不多,核心意思有两条。第一条,既然是陋规,就是暗着收的,不可能摆在明面儿上让您全知道。能告诉您的只是一部分,如果能全部告诉您,就不是陋规了。
第二,如果经过评估,有些陋规可以继续收,就是“奉旨收陋规”了。可是,我们肯定的陋规,将来会得到朝廷的认可吗?一边让陋规合法化,一边创造新的陋规,最后是谁吃亏?仍然是黎民老百姓买单,老百姓遭到进一步的搜刮,所以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干。
道光皇帝一看就明白了,紧接着12月又下了一份谕旨。这份谕旨虽不是罪己诏,但是口气简直就是罪己诏。大概意思是,当时大行皇帝升天,所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现在经过忠臣的提醒,我发现确实我年纪太轻了,不懂政事,所以我要收回成命。
这道诏旨的口气看着让人心酸,不是替道光皇帝心酸,这意味着几千年中国官场中,皇帝在和官吏就陋规、就贪污腐败问题的搏斗中,正式认输。这也确实是我在清代史料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清查陋规。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我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且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肯定会问,罗胖你什么意思?是说贪污腐败就没法根治了吗?我还真不是这意思。
前面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二者同构的。
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民情想要上达天听,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价格的贪污腐败的市场网络,割断了上下政情,这个贪污腐败还怎么治理呢?
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最先进的互联网,造就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玩的那套心眼儿,在现代社会就玩不下去。
治理贪污腐败有很多种方法,道德治理当然不靠谱,严刑峻法也不靠谱。有人说,只有实行民主才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可能,哪有这回事?你去看看印度,好像有民主,但是根据国际上的评估,贪污腐败也是非常厉害。
贪污腐败说到根源处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到更根本的根源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更开放的信息通路,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新闻媒体面前供大家监督,只要官僚系统内部敢于做类似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事情,把内部的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腐败当然就可以根治。
那么多治理贪污腐败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看来只有一句话是靠谱的,那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03权力与生意
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国移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服务,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发短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国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当席就把自己这个担忧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哄堂大笑。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说:“罗胖,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什么不能啊?移动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了我,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3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常识认为,国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然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60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改,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国资委也不是吃干饭的嘛。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
最近我看了一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是一个老媒体人,他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才写出了这本大作。看完之后,我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连病根都诊断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