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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用今天载重量3吨的卡车来装，要100多辆卡车才能装完。
张集馨听说这件事后，说我不能接任。中间署理的官员就劝他还是接了吧，方用仪之所以掺4000石，既不掺5000石，也不掺3000石，算好的了。署理的官员说，我给你算一笔账，第一，方用仪现在已经回老家了，你现在一封文书告上去，上面把他召回来，让他补亏空，总要几个月。这几个月如果你上任了，收点儿“陋规”，这点儿亏空早就捞回来了，何必呢？而且在官场里你会被认为不通情理，再加上这个名誉损失，你赔大了呀。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就办交接。
张集馨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所以，多贪是不行的，你只能在大家都认可的市场价格中去贪。
看到这儿，你应该明白了，在这样一个官场体系当中，不是谁道德高洁就能摆脱这个规律，这是一张网，所有人都在网中央。谁自命清高，那请退出市场，去当你的正人君子，愿意跟我们沆瀣一气、接受这些潜规则的，请到网中来，继续建设我们的仕途之路。
官僚系统自查有用吗？no！
第56章 现代化的本质（4）（）
可是谁会不爽呢？最不爽的当然是黎民百姓，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因为对皇帝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凭什么要分一杯羹？所以历代反腐积极性最高的就是皇帝。可是，皇帝也在网中央，他有什么办法来对付这张网呢？我们不妨一条一条地替皇帝来推算一下，看看他的办法能不能奏效。
第一个办法，就是依靠官僚系统自己的自查自纠效应。
我们现在反腐不也是用这招吗？让各部门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自查自纠。有用吗？没有什么用。很多人说这叫官官相护，也不尽然，官大一级压死人，凭什么要护别人呢？但是对于每一层官僚来说，最大的政治利益不是清查了多少弊案，而是在他的治理下一切安稳，什么事都不发生。官员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事件，所以会衍生出一整套办法，来对付这个自查自纠系统。
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张集馨讲了一个故事。山西介休县有个县官不讲规矩，四处说钦差大臣吃拿卡要，藩台收了他的礼等，一通乱捅。这件事虽然后来被平复了，但是给巡抚大人敲响了警钟。巡抚大人一想，山西官场怎么会出这样不讲规矩的人呢？这不是让同僚笑话嘛！所以把这件事平复之后，巡抚大人说要整饬吏治，就让山西所有县官以上的官员自己写清楚，都给谁送了礼，又收了谁的礼。底下官员只好一个一个写下来，交到巡抚衙门备案。
巡抚大人拿着这一沓纸条，放心了，以后谁再捅出这种事，我先问他为什么翻供。你看，多么高超的官场技巧！他不是没有查，查了，但是结果跟没查一样。
这种事我在生活中也遇到过，我有一个朋友，是某电视台法制栏目的制片人。他说，他知道底下有些记者在查案子的时候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作为制片人，他能怎么办呢？
首先，他没有能力管这件事情，因为收钱往往都是秘密进行的。其次，他查清楚了又不落忍，愿意要这种钱的，通常都是收入不高的小记者，他也能理解，他怕的就是他们给自己惹事。
后来他想了一个招，为栏目组买了一台录音电话，还专门派了一个人看着。所有记者一旦采访回来，这个人就会问他们，采访了谁，把名片交出来。然后按照名片，拿着录音电话挨个儿打电话问对方，记者到他们那儿采访有没有要钱，有没有吃拿卡要，采访态度怎么样。试想，对方即使送了钱，还指望记者给他办事呢，自然不会说。就这样，所有事情都用录音电话记录在案，朋友完美地推卸了责任。
所以，用官僚系统解决官僚系统的腐败问题，就是一句笑话。
监察系统有用吗？no！
皇上能想到的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监察系统。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就是御史台制度。这套系统和官场是独立存在的，任用一些低层级的官员来行使上书言事之权，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有效吗？用大脚趾头想也知道无效。因为御史老爷也是京官，京官就要收地方官的炭敬、冰敬、别敬、节敬，他早就在网中央了。皇帝派御史去查案的时候，且不说御史到查案现场会被收买，他可能早就被地方这种盘根错节的网络收买了。
所以中国古代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皇帝不放心地方官，就派一个监察御史巡回视察工作，但是监察完了之后，御史就会变成地方官。明清的巡抚听着像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一个检查制度，属于监察系统，但是最后也不得不当了地方官，跟原来的官僚系统合而为一。这是从秦汉一直到明清，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大趋势。
那官场中就没有海瑞这样的人吗？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实在受不了乌烟瘴气，就来检举。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有。
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台的时候，才十七八岁，非常年轻，血气方刚，而且他是真想励精图治，把国家改好。所以他上台之后说，我们大明王朝现在被折腾到了这个份上，这个国家要想治得好，你们文武百官就要激发天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他的执政方针就是这10个字。
结果有一个六品小官，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哪有当官不爱钱的呢？关键是不要太过分。所以皇帝你要改一改这个口号，文官都是要钱的，俸禄这么低，没有钱怎么混得下去呢？我这个人非常廉洁，极少与人来往，但是前不久还有人给我送了500两银子呢。
看完这封奏折，崇祯皇帝高兴得鼻涕泡都出来了，终于逮着一个忠臣了！第二天，文武百官在朝堂上聚会，崇祯皇帝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你出列，把你自己的奏折念一遍给大家听，我要给百官树立一个典范。韩一良哆哆嗦嗦把这封奏折念完了，崇祯皇帝说，大家看看，我大明王朝还是有这样忠君爱国的臣子的！没想到吏部尚书在旁边说，他不是说有人送了他500两银子吗？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打开一个突破口，来查一查贪污腐败，请韩一良先生告诉我们，谁送了你这500两银子？
韩一良万万没想到，最后一个回旋球打到了自己的嘴巴上。他说，我不能说，我若把这个人给供出来，太不地道。崇祯皇帝说，你说得有道理，确实不能当这种不地道的人。那么你密奏给我好不好？这可把韩一良给愁坏了，回家写了多少封奏折，都是语焉不详。过了一阵子，皇帝再逼他说出这个人，韩一良干脆改口说压根儿没有人送，他只是风闻有人要送，所以随口就说出来了。
这弄得崇祯皇帝很没有面子，皇帝原来准备树一个正面典型的，甚至准备封他做佥都御使，就是御史台的副长官。韩一良想了想，还是打死不说。最后，这个韩一良被崇祯皇帝罢了官。
为什么他宁愿被罢官，政治前途都不要了，也不说肯说出送礼的人呢？因为一说出来，就不是得罪一个人的问题了，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他是在违反整个网络的规矩，他会成为这个系统里面最不讲道义、最不懂规矩的一个人。就算他当上了那个副部级的佥都御使又如何？整个官场都会与他为敌，到最后死都不知道自己会葬在哪里。如果不说，不过也就是革职。所以韩一良打了打算盘，想想还是不说划算。
所有有良心的官员都是这样，他敢于自己站出来承担后果，也敢于把敌人指认出来，可是你让他去触犯整个官场的系统，给他100个胆子他都不敢。
君臣一起来分赃
既然监察系统不管用，自查自纠不管用，指望能人异士也不管用，皇帝还有一招。你们不是要贪污吗？你们贪污得到的钱，给我也来分一分吧。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这种事干得最多，一个是明代的万历皇帝，还有一个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的生活非常精致，凡事都很讲究，再加上他的文学造诣很高，特别喜欢臣子向他表达像小狗对主人那样拳拳的忠爱之情。
他晚年有个毛病，特别爱让臣子进贡。乾隆皇帝一生六下江南，沿途每走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就会敬献一些家传的宝贝，这可不是用俸禄买的，也不是贪污腐败得来的。皇帝一看，这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啊，就收下了。几次南巡之后，乾隆皇帝就落下了这一毛病，特别喜欢臣子给他送东西。其实，当皇帝的有几个心里不明白？但是他也缺钱用啊，平日里随手赏个人，给皇太后办个寿，都需要钱。那怎么办呢？你们天天在外面捞，我心里清楚，你们心里也清楚，捞的都是我们家的，那是不是应该割一块出来给我？
我们发现，皇帝在这个时候陷入了一个逻辑误区。他老觉得，他跟官僚系统是对立的，他从贪官们的既得利益的存量中切一块出来，这个天平就会往公平这边稍微倾斜一点，殊不知，他这个行为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贪腐。
乾隆朝最著名的贪官就是李侍尧，李侍尧的官当得非常大，当过军机大臣、云贵总督，还因出征台湾有功，入列“紫光阁平台湾二十功臣”，这些都不细说了。总之，他是乾隆皇帝的宠臣，而且这个人最是“优于办贡”。所谓“办贡”，就是替皇上办理进贡事宜。他在给皇上办贡品这一点上，真是尽心尽力，贡品的单子一列就是好几页。
可是面对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的上贡，皇上也不能什么都收，当时有个规矩叫“进九回三”。李侍尧是怎么贪污的呢？就用这个规矩贪污。给皇帝办贡，总不能我一个人表现啊，兄弟们每个人都出一份力吧，于是全部都给分摊掉了。他挣的是什么钱呢？就是皇帝退回来那三样。
后来李侍尧把乾隆皇帝得罪了，抄家的时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一点数全是当初退回去的贡品。所以李侍尧其实就是在办贡的过程中，利用“进九回三”这个差额，得到了大量的利润。
官僚制度有一个特征，就是顶层信息有放大作用。皇帝贪一点点，可能是1万两银子；总督大人向下勒索的时候，可能就变成了10万两。这10万两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些衙役、胥吏们从民间搜刮的时候，可就不是10万两的问题了，他们至少会搜刮100万两。
在皇帝眼里看来，你们贪了那么多，我只拿了一块。而实际运行的效果是什么样呢？皇帝想拿一块的这个举动会对官僚系统的放大器起推动作用，在民间造成洗劫性的搜刮。所以皇帝这种反贪的做法——跟官僚系统分贪污的利润，最后又变成了官员们贪污的理由。
这件事情运行下去就更可笑了，比如说在乾隆后期，和懔艘幌钐觳诺闹贫龋小耙樽镆薄Ｊ裁匆馑寄兀烤褪枪僭狈噶朔ǎ瞬唤抵啊⒉槐豢惩罚坏愣涂梢园颜馐潞チ恕５胤焦俣啻厦靼。豢淳兔靼渍馐腔实鄣男〗鹂獾囊还射镐赶噶鳎月砩暇陀腥丝夹卸恕�
河南巡抚毕沅就立马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说皇帝让我搜捕大盗，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搜着，我自罚三万两银子。这封奏折一递上去，乾隆皇帝非常高兴，觉得小毕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