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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答案都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不进一步去深挖腐败的根子，仅从道德和制度入手，也许并不能解决问题。
举个例子，1585年的时候，也就是大明万历十三年，万历皇帝好不容易把张居正给盼死了，终于大权独揽。为了显得自己是一代明君，他起用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仅在明朝，在中国的5000年历史当中，都大名鼎鼎，这个人就是大清官海瑞。海瑞是道德表率，起用他就是要澄清天下吏治，这就是在道德上入手。
海瑞这个人在道德上不正常到了一定程度，比如海瑞的老母亲过生日，所以他家里买了块肉吃，结果全城的官员都轰动了，奔走相告：“海瑞家吃肉了！”
海瑞还干过一件非常奇葩的事情，有一天他看到五岁的女儿拿着一块饼在那儿吃，就问饼从哪儿来的，女儿说是隔壁一个小哥哥送的。海瑞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吃男孩子送的东西呢？你是我的女儿，应该被饿死。”结果七天之后，这个女孩就被他活活饿死了。按照今天的价值观，海瑞就是个礼教禽兽。但在当时，这就是道德标杆。海瑞已经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来给这个社会立一个道德标杆了。
但是，海瑞的存在，对于整治大明官场的整体腐败没有任何作用。
道德教育是中国自宋明理学之后，深入人心的一种道德体系。而且，海瑞本人也很重视制度建设，他被再次起用的时候，已经赋闲在家十几年了。皇帝问他，怎么澄清天下吏治？海瑞讲了一句话，无非是“复太祖之法”，什么法？“贪赃八十贯论绞。”贪污八十贯钱就绞死。
八十贯钱是什么概念？明初一贯钱就是一两银子，八十贯钱相当于如今的两三万块人民币。但是到了万历年间，钱币早就贬值贬得一塌糊涂了。太祖是不是这么干的？真就是这么干的，这就是制度建设。但是朱元璋晚年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欲取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早上杀了，晚上他又犯罪，所以以后但凡贪赃的全都杀掉。可以看出，老皇帝晚年已经开始讲气话了。都杀掉，谁给你干活儿？在明太祖晚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官员带着镣铐在堂上办案的景象。
总而言之，无论是树立道德标杆，还是严刑峻法，至少在明清之际的官场文化当中，事实证明是没有办法治理腐败的。
腐败不是个人现象，是系统性问题
这些不管用，那什么管用呢？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古代官场的例子。在大清王朝后期，整个官场中出现了一朵奇葩，就是大清国总税务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总署署长。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这个职务一直是由英国人赫德来担任的。赫德这个人十几岁来到中国，20多岁就当了总税务司，一直干到1908年，实在干不动了才退休回了英国老家。但是大清国很仁义，把这个职务一直保留到他死，赫德死的时候还赐给他一个太子太保的荣衔。
在以往的近代史中，一直把这件事当作大清王朝丧权辱国的一个标志，认为慈禧老太婆太坏了，居然任用英国人来把持中国的财政，怎么能够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呢？可是，大清王朝这么做，不仅是心甘情愿，而且因祸得福。
什么叫心甘情愿？1861年的时候，英国人说，你们打仗打输了就要赔款，可是你们又没有稳定的财源。这样吧，我们指定一个财源，就是你大清国的海关税收，再派一个英国人来管这件事，那我们就相信你们有能力还清战争赔款。
清政府正巴不得呢，本来就不爱跟英国人打交道，现在英国人负责进口出口，还帮我们收税，这部分钱的一部分作为战争赔款，政府还能得一点儿，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说是因祸得福呢？因为这个系统运作起来之后，朝野上下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居然成为大清国晚期最高效、最廉洁的一个系统。
赫德在1861年接手的时候，全年的海关税收500万两银子还不到。但是他卸任的时候，每年可以给中央政府稳定地创造3000万两银子的税收，而且还在稳步增长，一直到民国初年，成为中央的一个重要的财源。
这就奇怪了，按照我们刚才的反腐败理论，如果腐败的症结在于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你会发现大清总税务司好像两边都不搭。你可以说赫德这个人道德不错，可是他底下用的不还是中国人吗？他聘用的1000多名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能比这个系统外的中国人高多少？其实他们跟英国人打交道，反而不会讲什么程朱理学、圣人心性，所以说他们道德水准高，这解释不通。
如果说制度建设好，请注意，那是大清政府的一个官僚分支机构，是地地道道的皇权专制系统。而且赫德这个人没有什么审判权，他不能派御史去查案，也不能把底下人脱光了打屁股，所有的严刑峻法他都用不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高效且廉洁的系统呢？所以产生了一个解释，因为赫德引进了一整套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式的行政管理系统，导致海关税务司这个小系统和大清的官场发生了隔绝。
腐败不是一个个人现象，不是一个个人道德和个人在严刑峻法面前到底胆子大还是胆子小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只有在这个系统中隔绝出一个局部，你才会发现这个局部的情况改良了。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来重新审视这个源远流长的现象。
贪污腐败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现象
让我们回到中国古代官场，来看看腐败到底是一个什么系统性现象。既然讲到系统，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道咸宦海见闻录，道指的是道光，咸指的是咸丰，它的作者叫张集馨，是道光、咸丰年间，在中层官场混的一个官员。这本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如果你的古文底子还可以，强烈建议你读一读，这本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国古代官场底色的案例描写。
1845年是道光年间，鸦片战争刚刚结果，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砸中了张集馨——朝廷任命他为陕西督粮道。这是不得了的肥缺，相当于陕西军区的后勤部主任兼陕西省粮食厅厅长，一年有几十万石的粮食从他手里过。
但是得到这个肥缺之后，张集馨却犯了愁，为什么？因为这时他到京城已经四个月了，身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可要上任前不拔点毛哪里走得成？当时的京官不方便捞钱，全部靠地方官孝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赴任临走的时候还要送一种特别的敬，叫“别敬”，就是相别时表达一点儿敬意。因为张集馨得的是一个肥缺，不能把这种事情搞得不好看，所以他只能到处借债，找广东洋行、山西钱庄借钱，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大圈，总共借了大概17000两银子。几天之间，万金散尽——军机处的军机大臣相当于政治局委员，一人得送400两；军机处的章京相当于秘书，一人得送16两；尚书100两，侍郎50两。按照规矩，一步步送完了。最后他一算账，借了17000两银子，临上路的时候连盘缠都快不够了。
但这就算完了吗？没完，他这个督粮道到了地方上，还得跟军队系统打交道，将军、副都统、八旗的协统那儿照样得送，都有规矩。地方政府内部也有规矩，总督老爷、巡抚老爷以及同样都是道员的这些官员，每个都得送。而且因为他是督粮道，是远近闻名的肥缺，所以巡抚老爷所有的接待任务，都落在了他的头上。巡抚老爷见了客人，一通寒暄过后就去后堂休息了，可张集馨还得操办宴席。
而且西安是东西交往的孔道，客人特别多不说，招待客人还有特定的规矩。他在书里写道，每来一拨客人，通常得准备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须得有燕窝烧烤，中席必须得有海参鱼翅，每张桌子上必须有一尺大活鱼一条。西安缺水，所以活鱼很贵，大概4000文一条。如果哪道菜没有备办好，大家就会说闲话，说这个陕西督粮道不上道，太抠。这句话一旦传扬出去，就是对整个陕西官场名誉的损害，他这个督粮道就干不长了。
在这里面我发现一个规律，腐败这件事跟官员的私人道德其实没什么关系，在清代其实叫“陋规”。什么叫陋？就是不合法，不能见人，丑陋。什么叫规？就是规矩，是上上下下心里都默认、共同遵守的一个规矩。
什么叫贪污腐败？有的时候就是收受陋规。张集馨能不收吗？不能，不收这些花销谁埋单？京官的“别敬”，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包括巡抚、总督、同僚、将军的好处从哪儿来？而且大家不要以为他只需要向上讨好，下面的官员照样也在制约他。
所以，这个时候的官场已经不是什么贪赃枉法的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良好的制度，甚至有着清晰的价格规则的市场。主导这个市场的是两种力量，一种是造福你的力量，比如巡抚老爷，年终给你写考评，向皇上汇报你的工作，你得送吧！
还有一种，是能祸害你的。张集馨在书中讲，连当兵的他也得送，尤其是那些八旗兵丁。他得有眼力见儿把其中一些重要的人分辨出来，谁是“大v”，谁是公知，谁会带头闹事，谁在军队中有些话语权。年终要把这些人分门别类请来，然后“送仓”——连请他们吃八天的酒席，这帮人才会放过你。如果你不请，他们会觉得你不讲规矩，分粮食的时候一旦有人在粮仓门口闹起来，很多当兵的就会跟着起哄，他这个督粮道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1846年张集馨上任的时候，陕西巡抚是谁？说出来吓死你，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晚清著名的好官。林则徐也收红包，也收陋规。我完全无意把林则徐丑化，因为林则徐也没办法，他作为巡抚，如果不收下面的，拿什么往上面送？所以他即使是一个清官，一个道德上无可挑剔的人，进入了这个贪污腐败的市场，受贿行贿就是他唯一理智而且可行的选择。
那么，可不可以浑水摸鱼，搞一点儿变动市场规则的玩意儿？不可以。你以为你想多送就可以多送吗？也不能多送。比如这次宴席上多上了一条鱼，下一拨客人就会说，听说督粮道很大方啊，一桌上了两条鱼，凭什么我们这桌没有呢？你在任何地方多使了一两银子，多请人吃了一口饭，都会导致这个市场局部价格紊乱，这个哄抬物价的行为最后会把你害死。所以这个价格就得把控死，既不能涨，也不能跌。
所以在清代官场上，很多官员都有一本账册，里面详细记载着每个官职怎么送，一年送几次。这本账册很值钱，上下两任老爷交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账册对接好，否则你这个官是当不好的，所以很多新任官员都愿意用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买这个账本。
能不能借机多贪一点呢？也不行。张集馨上任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件事，他的前任方用仪一看自己快要卸任了，就想贪污点，到大雁塔下买了4000石麦麸掺到了粮食里，然后卸任走了。4000石大概是多少？用今天载重量3吨的卡车来装，要100多辆卡车才能装完。
张集馨听说这件事后，说我不能接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