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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北、关中地区，恰恰不是土地兼并集中的地区。
宋代发生在江南地区的方腊起义是什么性质？只要查查史料，你就会知道，方腊确实是佃户，他可能也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唯一一个佃户，也就是说，他不算自耕农，而是靠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的。可是，方腊起义根本不是佃农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方腊是被宋徽宗的花石纲逼反的，所以方腊起义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斗争，与土地兼并没有关系。
如果仔细去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沿革，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中国的皇权给农民打造了三副手铐。第一副是土地税，第二副是人头税，第三副是徭役。这三副手铐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唐代以前，徭役很重要，陈胜、吴广起义和隋末的瓦岗寨起义，都是因为不堪徭役负担才爆发的。农民不仅要交粮交租，还得出人，陈胜、吴广在去戍渔阳的路上失了期，按律当斩，于是他们才揭竿而起，这是农民与皇权的斗争。
到了唐代中期，宰相杨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搞了一次“两税法”之后，基本上废掉了徭役，农民交钱就行，国家雇人去干活，主要把税放在了土地税和户税上，也就是人头税。结果是什么呢？唐代中期以后，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个基本的特征，都是失地农民因苛捐杂税太重而揭竿而起。所以，它也是老百姓和皇权之间的斗争。
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前期雍正皇帝的“摊丁入亩”实行之后，完全不收人头税了，只向土地要钱粮、要税赋。于是在清代后期出现了全新的问题，产生了大量的隐性失业，因为人口在增长嘛。所以，清代后期遇到的问题，甭管是前期的什么天理教、白莲教，还是中后期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当中的会党，基本上都是失地农民进入江湖之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组织对旧的朝廷的皇权结构的挑战。
中国的农民战争，其实没有一次是因为土地兼并而引发的。即使是因为土地兼并，也不是一般地主搞的。比方说在明末，明神宗特别喜欢小儿子福王，就赐给他大量的土地，叫皇庄，此时的土地兼并显然还是出自皇权手中。
那么，中国历史上造成大规模社会动乱、血流成河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是无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呢？看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皇权收钱，真是要钱跟要命似的，从先秦时候就发明了一套特别成熟的制度。比方说保甲制度，就是一定地域内的百姓形成保甲组织，国家只向这个组织的头儿里正要钱，如果收不上来钱，就打里正板子，打死为止。里正不是基层公务员，这样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上里正之后，反正顶着国家的要求，我就鱼肉乡里，坏人当里正会当得特别爽。另一种就是，里正是一个好人，不敢逼乡亲，那怎么办？自己赔得倾家荡产。这种事在“二十五史”里面屡见不鲜，“中产之下家皆破”，几乎在每个时代都有。如果你觉得我这种叙述很枯燥，建议你去看聊斋志异里边促织那一篇，讲的是皇帝喜欢斗蛐蛐，就逼里正，结果把那家人逼得家破人亡。
蒲松龄写促织跟写其他故事有点儿不太一样，饱含感情，这是因为蒲松龄自己就受过这个苦。康熙十三年，山东大灾，蒲松龄家几乎绝收，他差点儿把自己的女儿卖掉，所以他是深知保甲制度对民间的迫害之狠的。
这套制度似乎是中国人的独创，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也有所谓包税人制度，有一点儿中国保甲制度的影子，但是没有中国发展得这么极致。皇权对于民间的敲骨吸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我们的先人在这方面是极具创造力的。
前不久我看到一则史料，是在秦晖先生的讲座当中看到的。清代号称“蜀中三大才子”之一的大学问家、戏曲专家李调元，写过一篇小文章。这篇文章特有意思，说四川有个民俗，谁家买了田，大家都去贺喜；谁家卖田，大家都说是他是败家子而鄙薄他。可是有一天李调元就遇到一个人，这个人说他刚把地卖了，特别高兴。李调元就感到奇怪，你明明就是个败家子，还高兴什么呢？就问他原因。
这个人说：“你不知道，我爷爷在的时候，家里有上千亩的地，可是我父亲只分到200亩，到我手里就剩10亩了。这10亩地好好种，养活自己不算难，可是朝廷的捐税全向我这10亩地要，把国家的征赋交掉，收入的13就没了；地方官还有各种加派，派来派去，且不算劳动力的成本，种地的收入还不够养活这地的呢。没办法，我只好把它卖掉，租别人家的地种，当佃农。反正朝廷朝地主要税，我事先跟地主说好一年的收成分他多少，我苦苦干上一年，好歹还有一点收入。如果我自己拥有土地，直接面对国家，面对公权力，我什么收入都没有，所以我必须这么干。”
李调元一听，这笔算账算得很对，换了我也得这么干，我家也有地，我也卖了行不行？那个人说：“你别犯神经病了，你不能卖，你是当官的，你爹是进士，你也是进士，你还当过朝廷的大官，地方胥吏不敢跟你胡来，你有一层保护伞，所以你不该卖。”李调元一听，说得对，我确实不太受骚扰。
大家知道李调元后来干了一件什么事吗？他回家之后，把所有的子孙集中到正堂训话，说：“子孙何可一日不读书也！”意思就是，想好好地活下去吗？在这个社会结构当中必须读书，中进士，当官，跟皇权搞到一起，获得这张保护符；否则，当普通老百姓你们是活不下去的。
写了这么多，我想说明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主要矛盾是皇权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
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的交易成本就会变高
江浙地区是大地主最集中的地方，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方腊，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土地兼并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这个结论下得恐怕有点儿草率。
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有人群的地方就分左中右。你不要看大家都在反对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化，但是观点也分两个极端，刚才我提到的是其中一派，他们担心土地兼并。还有一派与此相反，他们担心的恰恰是一旦农民拥有了土地，土地的购买兼并、征收会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观点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
前几年于建嵘先生抛出了一本书，叫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书中说2004年前后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主题发生了一次切换。2004年之前主要是抗粮抗税，农民不愿意交租子；2004年之后，农业税取消了，农村的社会矛盾主要就变成了征收土地当中出现的问题。这个主题一切换，抗争的整个景观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农民抗粮抗税，对策就是跑，整个抗争相对温和一些；现在为了土地，那就得站在自家的地头进行抗争，所以抗争显性化了。
第54章 现代化的本质（2）（）
更重要的是，原来抗粮抗税的都是老少边穷地区，穷地方才抗，富地方少有这种情况。可是现在土地问题恰恰多发在富有的地方，经济发达的地方维权抗争得更厉害，所以矛盾显然激化了。更要命的是，原来抗粮抗税只是农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现在不一样了，有一帮律师开始下乡（当然律师主流是好的，但是总有一些律师无利不起早）跟农民说，我们帮你打这个官司，打赢官司之后你分我多少多少钱。很多律师一介入农村的土地纠纷，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因此，有一派学者说，现在土地还是国家的，农民只有承包权，征收土地都这么困难，如果变成了私有产权，拥有了物权法的保护，农民的地还弄得上来吗？
地权的逻辑作者贺雪峰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是我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他每年有两个月是住在农村的，带着一个团队在农村搞调研，非常了解中国农村。他说，现在如果农民不种地，跑到城里打工，农村土地兼并购买的时候，政府连人都找不着；反正也卖不了几个钱，他们宁愿把土地撂荒，为什么要卖给政府呢？交易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
你觉得这个担心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因为全球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国家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虽然说这几年经济发展得还好，但是基础设施真是一塌糊涂，如果按高速公路的长度来排名的话，它还不如博茨瓦纳和斯里兰卡，主要原因就是土地征收不上来。
有一段时间，塔塔集团想在印度征一块地盖个大工厂，就跟农民说，你们把地卖给我，你们到工厂上班多好啊。农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给你们端茶倒水？种着地多好！死活就是不卖。所以很多公共建设都很难在印度推行下去。
台湾也是这种情况，陈水扁在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就曾经运用铁腕，要拆两块地建大安森林公园，结果闹得鸡飞狗跳。他第二次竞选台北市市长落选，跟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
最典型也最具有戏剧化的例子发生在日本。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建，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工。几十年过去了都没有完工，为什么？也是因为征地。因为成田机场位于千叶县，无论给多少钱当地老百姓都不肯把地卖给政府。虽然法院有裁决，但是农民还是坚持抗争，也有很多记者、媒体、公知、学生为他们抗争。最后农民们想出一个绝招，他们在土地当中划了一平方英尺土地设置为共有土地，所有愿意支持他们的人都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既然几万人共有这一块土地，拆迁就不单单是个别农民的事了，政府得跟这几万人谈判才行。农民的目的就是让政府干不成这件事。
所以到现在为止，成田机场这么有名的国际大空港，想建一个2500米的跑道都不行。成田机场还发生过一次飞机剐蹭事故，为什么？跑道不够用啊，所以大型客机无法降落。到现在为止，日本政府还一筹莫展。成田机场的征用委员会还曾经发生过一次集体辞职事件，因为实在干不下去了。20世纪70年代还发生过一个悲剧，这个征用委员会的委员长被人毒打，最后不堪羞辱，举枪自尽了。
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中国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把土地分给农民，我们的基础设施还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迅速地发展吗？这是一个问题。但不管怎样说，现在搞的“土地流转”也是一种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做法，这和土地私有化是有本质不同的。
没有产权和自由交易，就会直接导向奴隶制
有些经济学家就给这个担心做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牵扯到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先生。科斯这个人了不起，他作为大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经济世界的全新角度。他靠两篇文章成名，公司的性质和社会资本问题，其中提出了一个在经济学界非常著名的观点——交易成本。简单地说，想要市场的效率高，交易成本就得低；交易成本一高，整个制度环境就会发生变化，经济效率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因此就说，科斯老人家说了，把土地分给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