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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恐龙的能力太强，对外的依存度太高，所以环境发生任何一点变化，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屋漏偏逢连阴雨”“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最后可能是一个复合的原因，导致这个脆弱的系统一下子崩溃了。而跟恐龙同时代的蟑螂，看起来很弱小，但是存在度高得很，到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所以，到底应该乐观还是悲观，是两个维度的判断。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吸毒的瘾君子，对他来讲今天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找到钱，买到今天的毒品。可是，如果换一个维度呢？跳高一层，站在他的生命历程来看，今天搞到了毒品，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所以，悲观和乐观在从两个维度来看并不矛盾。
我们接着回到主题，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到底应该持有一种理性乐观派的判断，还是像王东岳先生一样，持有一种悲观的判断？看起来这是两个南辕北辙的结论，但是我们一旦意识到它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二者其实并不矛盾，甚至它们得出各自结论的总原因都一样。
什么叫理性乐观派？它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的判断。它的鼻祖亚当斯密讲得好，因为人类的分工和协作，所以经济会持续发展。只要人类不断让分工越来越细密，协作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经济一定会越来越繁荣，科技会越来越发达，我们当前面对的很多问题靠将来发现的手段一定可以解决。
同样的事实，王东岳先生也看到了，也接受了，只不过解释不一样。他称其为“代偿性的解决”，是不得已。因为存在度的下降，所以人类必须去发展更新的科技、更繁荣的经济来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这种代偿性的解决并不能回补存在度，而且因为不断地分化、残化再媾和形成的结构，稳定性是持续下降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能力提高了。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世纪，人类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也许就是福特汽车发明了流水线。工人分工协作，于是生产汽车的效能大幅度地提高了。但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危机也潜藏其中：资本家越来越怕工人罢工，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工人掉了链子，整个系统就会崩溃。
如果我们把这个原理再往极致去推论，假设这个分工协作系统越来越细密，理论上讲一定会达到那样的状态，就是全世界70亿人，甚至更多的人，每个人是一个分工。换句话讲，每一个人的存在是以其他所有人正常工作为前提的。任何一个人掉链子，总体就会崩溃。你可能觉得这个推论好像是对的，但是很难设想这种情境。那好，我们就来看两个我们能够理解的情境。
第一个情境，随着分工系统越来越发达，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分工？一定会是模块化，对一个个系统进行封装，然后留出接口跟其他模块进行对接。比如，一个杯子是怎么造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是玻璃工人的事。那个系统是封装起来的，我们对它毫不了解。
李笑来先生给我举过一个例子，如果倒转到一万年前，人类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有人怕血吗？没有。大家逮着小动物以后撕开就吃，怕血就甭活了。但是，当文明演进到孔子他老人家那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君子远庖厨。”因为有社会分工了，有人专门干厨房里的活儿，所以孔子这种君子就不去厨房看那个血淋淋的场面了。
可是，到了现代社会，居然有20％的人有晕血症，见血就晕。想想看，这在一万年前可能吗？如果你晕血，你就甭活。这说明整个社会的协作系统不断地封装起来之后，我们每个人对世界的真相其实都无法理解，我们看到的世界都是失真的。就像今天很多人说保护小动物，搁一万年以前，你还会保护小动物吗？
所以，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是失真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来一个理论，叫“风险社会”。什么叫风险社会？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协作度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发生的很多危机冤无头、债无主，是“系统性的不负责任”。这是社会学里面的一个词。就是说，今天大气污染了，核能泛滥了，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灾难，赖谁呢？谁也赖不着。100年前的工人如果过得不好，他知道是资本家在欺负他。今天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竞争中失败，他该怪谁呢？也许周边的人对他都很友善，是整个社会的协作系统把他挤到了边缘，所以真是“冤无头，债无主”。
所以，今天社会上发生的很多危机性事件，像劫机等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掌握全世界资讯最发达的美国政府，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国政府和塔利班的那些战士互相之间完全无法对话，他们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完全失真，甚至已经断送了再对话的可能性。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也许仅仅因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他对世界的理解和周边人不一样，而周边人也无法探测他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人就会引发巨大的危机事件。
2015年3月，欧洲发生了一场空难。有一个德国飞行员，他只是飞机上的副驾驶，他趁着机长出去上厕所的时机，把飞机驾驶室的门给反锁了，然后驾驶着这架飞机一头撞到了山上，飞机上几百条人命全部给他做了陪葬。你说这个人为了什么？他在德国当飞行员，按说待遇应该是不错的，不可能是饥寒交迫、仇恨社会。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因为患了抑郁症，不想活了，所以带着其他人陪葬了。
整个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协作系统，比如说我们坐飞机，只能假设那个封装起来的系统，就是航空公司已经把他们的飞行驾驶员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全部了解了，而且已经处理好了，所以才放心地买票上飞机。连航空公司的人都没有办法确保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所以现在所有人类防范危机的手段，对这样的个体是毫无办法的。
中国有一个科幻家叫刘慈欣，他的作品叫三体。里面有一个特别天才的设想，外星人看着人类文明说，这个文明怎么可能有前途呢？因为人心隔肚皮嘛。而且，他们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协作系统。换句话讲，只要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掌握一个毁灭整个文明的手段。
如果人类已经掌握了一种技术，可以把粒子加速到光速，任何一个人在自己家的后院，拿着一把光速枪，发射一个石子打到月亮上，太阳系就爆炸了，整个人类文明就毁灭了。换句话讲，任何一个人的危机可能就是整个系统的危机。这就是王东岳先生讲的系统性的存在度下降。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基因生物的实验室里，都在制备大自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单细胞生物细菌。虽然它们绝大部分是无害的，但是万一出现一个全人类对它都没有免疫力的单细胞的细菌，怎么办？因为它在大自然中本来就不存在，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还没有进化出对抗它的能力。如果科学家们在洗烧瓶、洗试管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细菌冲到下水道里，很可能一夜之间全世界的人都要完蛋。
我们看到这个文明是繁花似锦、烈火烹油，而危机一旦爆发，也许一个瞬间就会全部完蛋。所以，王东岳先生反复讲：“我虽然预测到了这个趋势，但是我并不知道人类文明最终是怎么崩溃的。我只知道随时有可能崩溃，因为分化、残化、媾和的这个系统太不稳定了。”
这对我们当下的生存有什么用？
你还会觉得理性乐观派和物演通论递弱代偿这两套思维方式是矛盾的吗？我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觉得理性乐观派恰恰被物演通论所证明，它指引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才是对的。
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来看，理性乐观派持有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固然要承认人类当下面对着一系列的系统性危机，环境污染、资源不够用等，难道我们要扼制经济发展，脱光衣服回到原始森林吗？不可能，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搞出各种环保节能技术，一方面摆脱对石油、煤炭这些能源的依赖。
当然，物演通论的作者王东岳先生会说我们搞出来的核能、太阳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这叫饮鸩止渴。如果你明明知道这是毒品，可是现在不喝眼下就得死，喝了5分钟之后死，请问你喝还是不喝？只能喝。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智慧，叫“事缓则圆”，就是反正当下没有解决方案，就拖一段时间，没准儿就有解决方案了。物演通论恰恰告诉我们，顺应138亿年宇宙演化的总趋势往前走，这是一种宿命，也是我们当下唯一的选择。
这段话算是理性乐观派和物演通论这两套体系之间并不矛盾的解释，接下来我们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说：“你所说的这套哲学对我当下的生存有什么用？”接下来，我就告诉大家，有什么用。
第35章 这个世界会好吗？（5）（）
我先花点时间解释一下，我和王东岳先生之间的观点分歧。在王先生看来，虽然宇宙演化的总规律如此，但是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整体，总该力求自己的存在吧？既然明知道前面是万丈深渊，所以我们当下之计，一方面要降低我们的代偿度，一方面要延缓存在度的下跌，扼制我们发现经济和技术的冲动，回到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让那个最终的无法避免的结局迟一点出现。
但是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的原因也来自他这套理论，主要有三个原因。
原因一：总规律不可逆
第一，总规律不可逆。因为物演通论递弱代偿这套原理最让我们脑洞大开的部分，就是对于发展这件事情，它把因果关系的解释给颠倒了。原来我们总以为是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所以把地球搞得一团糟，那你不发展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物演通论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为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存在度总体在下跌，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代偿性的方法来弥补。发展经济、发展技术，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们人类在这条路上，实际上是做了过河卒子，不得不拼命向前。
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拒绝使用化纤的衣物，那就意味着什么？全世界绝大部分人是要光屁股的，因为地球上出产的棉花不足以给我们制造那么多衣物。再比如说，如果我们降低，哪怕不用降低，就是减缓对于石油的依赖，那就意味着经济大停顿，大量的人要回家饿肚子。所以，为了减缓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发展其他也许更加危险的能源，这叫没办法，总规律不可逆嘛。
原因二：人性不可违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性不可违。我们人类文明是什么？就是一个维护我们存在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就在这个总规律当中，所以我们发展出来的很多基本价值观，比如说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比如说我们的契约伦理，我们的政治正义，我们的经济公平，所有这套东西，如果大家去看王东岳先生的书，他都有一个解释，这都是递弱代偿总规律的东西。
如果今天我们突然意识到向后转吧，但是我们不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总文明成果。我们就不能用更多的善意，我们释放善意为什么？就是跟他人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