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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们现在筛选赛马，确实可以把马变得越来越敏捷，可是赛马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再比如母鸡，我们人类用单目标来筛选它，就是要它多生蛋、生育能力强就可以了。但问题是，这种母鸡也经常歇斯底里、脾气不好、攻击性比较强。
如果全人类因为这套优生学的方法变得智力奇高，但是脾气都不好，都不愿意跟他人协作，人类的创新、创造还真的存在吗？
而且，即使基因学说已经发达至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基因工具不是一把手术刀，而是一根大木棒。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以基因为工具改变人的某些性状的时候，做不到手术刀那么精准，想切哪儿就切哪儿。它其实像一根大棒，一棒子扫下去，连带着一大片因素。
这个很好理解，基因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特质，它表达出来的性状也许是非常多的。而我们现在局限于我们的科学，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两种，对于其他危险，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比如，有一种遗传病叫台…萨氏综合征。得了这种病的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智力就停止发育，然后很快就会死掉。
很多遗传病学科的学者觉得这个病太奇怪了，它不符合进化论的原理。在人类多少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带有这种疾病基因的人应该早就被淘汰掉了，怎么还能留到现代社会呢？后来研究发现，原来引发台…萨氏综合征的基因不见得一定会发病，所以就有人会幸存下来。另外，带有这种基因的人，抗肺结核杆菌的能力非常强。
什么叫进化？进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是多害相权取其轻。当肺结核多发的时候，带有这种基因的人能够抵抗，再担一点台…萨氏综合征的风险，是划算的，所以这种病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这说明基因不是一个超市，我们进去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当我们想要一个好处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它附带的那些坏处，而且这些坏处我们未必明确知道。当我们消除掉一个坏处的时候，没准儿一棒子也扫死了那些好处。所以，从尊重人类这个物种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积极的优生学本身就不成立。
智商测试靠谱吗？
第二个话题，就是智商。智商难道真的可以通过测试测出来吗？直到今天，还在流行智商测试。很多学者是这样反对的：“智商测试没准儿就适合那些愿意或者善于智商测试的人。”
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律师叫博伊斯。别看博伊斯是个大律师，但他从小就得了严重的阅读障碍症。翻开任何一本书，他连一个单词都拼不出来，要想连篇地读一篇文字，难比登天。这样的人如果到了智商测试的考场上，肯定是零分，连卷子都看不懂，对吧？
但是，他怎么成了大律师呢？一个律师在上学的时候，得阅读多少法律文献，办案子的时候，至少得看卷宗吧？这样的人居然当了大律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会阅读。
第一，不会阅读的人，注意力一定非常集中。博伊斯没法阅读，所以做任何事的时候，注意力都极其集中。
第二，他特别善于倾听，对语言特别敏感。
第三，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跟他说什么他都记得住，只有看书记不住。
第四，他在法庭上和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细小动作的感受力非常强。
第五，他能把任何复杂的事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天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看有那么多智商测试的体系，智商这种东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居然有人不会阅读，也能够成为大律师，拥有这么高的成就。
给大家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说明人类各个层次的活动：底层的基因这个层次，比较表浅的智商这个层次，还有万人瞩目的创新、创造。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点状的现象，而是一个网状的现象。我们想判断任何点的价值，都要把它还原到它当时所处的网络中，才能判断得出来。
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不还原到他的生活环境中，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个基因到底是好是坏。一个人的智力特征，如果不和他的工作、生活等整个社会网络连同起来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笨还是聪明。回到创新、创造这个层次也是一样，不存在什么单点的创造活动，只存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创新、创造之网。
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就叫创造，它的作者叫阿什顿。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创新地提出来什么叫作创新、创造的机制，无非两点。
第一点，每个人面对自己那个具体的问题，然后解决掉它。这个问题也许很不起眼，但是这不重要，关键是第二点，就是全人类形成一个全新创造的线，然后再把它连接成一个网，一个巨大的创造没准儿就出现了。
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他写了一本书，叫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借用周教授的书名，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是一个网，绝不是一个点。
如果你觉得前面讲的这套原理有说服力的话，再回到我们的日常认知，很多东西就要出问题了，也许就站不住脚了。
比如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教室里挂满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像，从伽利略、牛顿到爱因斯坦；上中学的时候更多，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张衡、祖冲之等。
为什么要挂这些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告诉小孩好好学，将来成名、成家；第二层意思其实是暗示，这些人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创新、创造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每一个创新、创造都“冤有头，债有主”，可以归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发明家和创造家的名下。
可是，这张名单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我们到中国任何一所小学，挂的还是这张名单上的人。此前的人和此后的人去哪儿了？弓箭是谁发明的？轮子是谁发明的？大量的农业技术到底是谁发明的？渔网是谁发明的？
你可能会说，在漫长的历史烟尘中疏于记载，所以没有留下这些发明家的名字。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中，郑也夫先生讲得很明白，发明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是歪打正着的现象，很多我们知道发明者名字的发明未必是那么回事。
比如，造纸是怎么发明的？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的蔡伦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就知道，在蔡伦造纸之前，中国早就有纸了。再比如，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也不是那么回事。
此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此后呢？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技繁荣昌盛，科学家一定是层出不穷，再加上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发达，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挂到我们小学的墙上呢？科学不是更繁荣了吗？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知道当代哪个大物理学家？有人会回答，霍金。对，霍金是大物理学家，可是在整个物理学家族中，除了霍金所在的天体物理学，物理学还有很多大分支，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相对论、量子物理等，这些门类里面的宗师级人物是谁？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而霍金之所以有名，跟他特定的经历和形象是分不开的，所以霍金出名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现象，他那本时间简史有无数中国人买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呢？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居然没有大科学家出现？是不是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解释：大科学家发明属于他的科学成果，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诺贝尔奖出问题了。
诺贝尔奖就是这种认知的产物——所有的科学发明都可以归到具体的科学家的名下，所以接下来就讲点诺贝尔奖的故事。
胰岛素：班廷和麦克劳德
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两个加拿大学者，一个叫班廷，一个叫麦克劳德。这两个人都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系的教授。
为什么要颁给他俩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胰岛素。在没有胰岛素之前，糖尿病病人只能在饥饿中受尽煎熬而死，而有了胰岛素，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暂时缓解病情的特效药。
胰岛素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首先应该归功于班廷。班廷虽然是教授，但他只是个普通教授，他的系主任就是麦克劳德。
班廷刚开始提出，看能不能从动物的胰脏中提取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的时候，麦克劳德觉得这个想法挺奇葩的，不是特别支持，但是大家同事一场，天天磕头碰脑地要见到，也不好意思不满足他的要求。
而且，班廷提出来的条件非常简单，一共四条：给我买10条狗的经费，给我一间实验室，给我配一个助手，给我8个星期的时间。麦克劳德大笔一挥，就满足了他的条件。
这10条狗是干吗用的呢？首先分成两组，一组五条，让其中一组的狗得上糖尿病，然后从另一组狗的胰脏里面提取出来一种东西（就是后来的胰岛素），然后给第一组的狗服下去，看其糖尿病的症状是不是得到了缓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实验，他带着一个21岁的助手，就开始干了。
很快，8个星期过去了，实验好像没有什么进展。21岁的小助手就跟班廷说：“你也没法支付我的薪水了，因为系主任不会再给你批经费了。这么着吧，万一这个实验有成果呢，你就把薪水还给我。如果没有也就算了，我认倒霉。”俩人就接着干。
没狗了怎么办？跑到屠宰场去找牛的胰腺，接着提取。一来二去，这个事居然靠谱了，发现有一条狗的糖尿病居然好了。那是不是对人也有用呢？于是，这俩人又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然后又找一些得了糖尿病的同事做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麦克劳德根本没拿这个实验当个事，甚至跑到欧洲去搞学术活动去了。等这边突然报来消息，说胰腺提取物可能有效，麦克劳德才精神起来，开始管这个事，然后掺和了一下。比如，更进一步提纯，把这种胰岛素的生产工业化等，然后把这个成果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批下来了。
于是，1923年诺贝尔奖的殊荣就落到了两个人的头上——班廷和他的系主任——什么活也没有干的麦克劳德。
后来，这两个人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于是，班廷把他的一半奖金分给了那个21岁的小助手。麦克劳德也觉得太轻松了，把自己的一半奖金也分给了自己的助手。这就是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故事。
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和李政道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华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是两个物理学精英，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都是大科学家。这两个人现在都是90岁上下，一个住在清华大学，一个住在北京大学，算是邻居。
这两个人，一个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出生在上海，远赴美国留学的时候，又在同一个系，毕业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是邻居，关系能不好吗？
第19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5）（）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