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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敢于大声疾呼，不从流俗，和主流意见相抗，也是需要勇气的。张五常先生从中国搞劳动合同法那一天一直喊到今天，背后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恪守保护私有产权、支持自由交易这两条标准的金线。
第15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1）（）
坚持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这本身恰恰就是创新。
01创新就是这么简单
万众创新是痴人说梦？
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的一个朋友批判这句话说：“‘大众创业’还有那么点道理，你看现在很多创业者是90后、草根。可是，‘万众创新’这个提法有点扯吧？普通老百姓没有知识、没有条件、没有资源，搞什么创新？尤其是对国计民生、科研突破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指望老百姓不是痴人说梦吗？”
我就跟他抬杠：“我的观点正好跟你相反，‘大众创业’那才叫扯，别说是普通的草根，就是跨国公司的高管创业，成功率其实也很低。但是，‘万众创新’是事实，这才是创新的本来面目。”
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最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蔡伦发明的。蔡伦是什么人？是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宦官，他不也搞出了彪炳千古的创新吗？
这就要说到中国的教育，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如何，至少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的时候，觉得创新就是做难题。做难题这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这道数学题我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哪条道路可以通向正确答案所在的彼岸；我也不知道这条道路有多长，我只能坐困愁城。
所以，一旦看到那种好学生、尖子生把很难的数学题或物理题做出来，我们对他们除了佩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教育制度把“创新”变成了一种妖里妖气的东西。这也是中国人一贯看待创新的视角。
中国古代最聪明的人是谁？应该算是诸葛亮。可是，三国演义里面写诸葛亮的创新，都是他老人家夜观天象，然后知道了哪天要刮东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以什么样的道路，抵达那个创新的彼岸呢？所以，我们除了崇拜，什么招都没有。
鲁迅先生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时候讲了这么一句话：“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就是说作者描写诸葛亮有智慧的很多方式，是把他当一个妖怪来写。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个心理阴影，老觉得创新就是一个彼岸。它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戴着眼镜，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摆弄一些乱七八糟的仪器，搞出一些我们普通人完全无法掌握，甚至连理解都理解不了的东西。
我们听到的科学家的故事，要么是牛顿，那是一个苹果砸下来就顿悟的；要么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搞出相对论的时候，同时代的大科学家都听不懂。这些人就是外星人。
但是，我恰恰想说的是一个相反的道理——创新没有那么神奇，它真的很可能产生在“万众创新”这样一个环境中。
借用医学故事来说创新
医学界有一个老爷子叫裘法祖，这是中国所有外科医生都认可的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什么人才有资格当医生呢？裘法祖老爷子留下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就是你个人的品质、道德不像佛祖那样慈悲，你就不可以当医生。第二句是“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就是你的才能不像神仙那样，你就不能当医生。
我觉得这老爷子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和对学生的教训，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对的。但是，真实生活中的好医生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有佛祖一般的道德、神仙一般的才能吗？
我在看了医生的精进这本书后，才觉得我对医学的理解有了另外一番境界。
这本书的作者叫葛文德，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外科大夫、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葛大夫”的成长经历跟我们中国人不大一样，他第一所大学上的是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两年后一下子跳到了大西洋的彼岸，跑到牛津大学拿到了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位。还不满足，1995年，他又突然回到美国，到美国的东岸的哈佛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这么大的学科跨度，我们中国学者往往是很难想象的。
而这位“葛大夫”在27岁的年纪就当上了克林顿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奥巴马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还是他。“葛大夫”特别会写文章，长年在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上写专栏。这个专栏好到什么程度？美国大富豪巴菲特老先生有一位大富豪合伙人，叫查理芒格。他有一次在纽约客上看到“葛大夫”写的文章后大为赞叹，马上签了一张2万美元的支票就给他寄过去了，可见“葛大夫”的文章写得有多好。
他一生写过很多著作，其中一本叫医生的修炼，一本叫医生的精进。这两本书里面讲了大量医疗的话题，我只是想从中讲几个小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真实世界里的创新。
洗手：创新并非都是重大突破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洗手。我们都知道，洗手为了防止病菌感染，不光医生自己洗，还要求病人也洗，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但是，洗手可是困扰了医学界150年的话题，而且至今也没有结束。
让我们回到150年前的维也纳。在我们中国人眼里，维也纳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目的地，有好看的房子，有好听的音乐。但是在19世纪中期，维也纳几乎就是欧洲的首都。为什么？我们得从政治格局上看。
19世纪初期，拿破仑失败之后，奥匈帝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叫梅特涅。他通过外交手段，拼凑出了一个叫“神圣同盟”的机构，控制住了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秩序。当时，有人送了这个机构一个外号，叫“布娃娃帝国主义”。就是看着很强大，其实是个布娃娃，在力量上不太行。但在那个阶段，奥匈帝国就是欧洲的核心，维也纳自然也就是隐隐然的欧洲首都，文化极其发达。
当时，维也纳有一家维也纳总医院。这家医院不是普通的收治病人的医院，而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这样的医院肯定是医疗效果最好、安全性最有保障的，因为医疗设备最齐全，医护人员水平最高。
当年的维也纳总医院，其他的病房都很正常，唯独产科病房的死亡率奇高，达到了10％。当年的欧洲妇女和中国妇女一样，都知道生孩子是鬼门关，但是10个人进去，就有1个不能活着出来，这也太吓人了。维也纳妇女宁愿去一些小诊所生孩子，也不去这家大医院。
而这家医院里面最倒霉的大夫叫塞麦尔维斯，因为他负责的产科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在这家医院里又是最高的。“塞大夫”觉得冤枉，因为其他产科病房都是助产士看管的，唯独他的病房是他自己看管的，如此尽心，死亡率却是最高。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心想把这个原因查出来。是不是通风设备不正常？是不是我们的接生流程出问题了？最后，他把一切流程都标准化了，甚至连接生孩子的动作都跟其他医生保持一致，但是死亡率依然没有降下来。
一个母亲刚刚生完孩子，高烧不退，呕吐、恶心，过了几天就死了，这是家庭的伦常惨剧。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就是典型的产褥热，是产后致病菌侵入女性生殖器官而引起的疾病，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
我们人类知道微生物的存在是17世纪的事情——列文虎克制造了一台显微镜，发现在放大透镜下能看到这些小生物。但是，这些小生物和人体疾病之间的关系，一直到19世纪中期，我们其实还是不清楚的。
塞麦尔维斯死活都找不到原因。有一次，他出门四个月，到其他医院去考察、学习。他不在医院的这四个月里，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居然下降了！说白了，原因就在他自己身上。
他琢磨来琢磨去，发现有可能是自己这双手惹的祸。我们前面讲到，维也纳总医院不是普通的医院，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很多大夫都是学者，而当时的医学学者往往都要解剖尸体。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在他解剖尸体的过程中把什么东西带进了病房，带到了产妇身上，导致了这种疾病？
然后，他要求自己病房的所有助产士在接生之前都要洗手，而且是用那种绿溶液进行洗手。说白了就是消毒，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他病房里的产妇死亡率立即从10％下降到了1％。他觉得找到病根了，虽然他未必知道那是什么微生物，但知道洗手这一招管用。于是，他就从1847年开始在维也纳医学界宣传这件事情。1850年，在维也纳医师公会的一场演讲当中，他把产科病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谜底揭开了，说其他医生：“你们如果不洗手，就是罪人。你们以为那些产妇是怎么死的？就是我们这些医生亲手把她们葬送的！”
医学界顿时哗然，谁都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医生是什么人？我们悬壶济世，我们治病救人，你现在把这个责任归到我们身上？所以，大家就把他轰下了台。光下台还不行，维也纳总医院也容不得他，把他解雇了。
塞麦尔维斯的情商特别低，想说服别人，完全可以用一个别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可他偏不，动不动就给别的医生写信，说人家不洗手就是屠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者，等等。
当然，他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在匈牙利的一家医院。在那家医院，他天天站在洗手池旁边看着别人洗手。他又不是院长，凭什么制定这个规定呢？所以，他的同事们心里越腻烦，就越加不洗手。
推广洗手这件事情，塞麦尔维斯持续了十几年都未见功效。但是，到现在为止，医学界仍然公认他为流行病学的鼻祖，因为这件事情是由他发现的。
医学界正式意识到洗手的重要性，要到20年之后，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现在我们还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巴斯德——鲜牛奶杀菌用的巴氏杀菌法就是他发明的。这个人是医学界的奇才，微生物和致病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发现的。
还有一个功劳很大的人，是英国医生李斯特。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因为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外科大夫，他说的话大家自然就听得进去。1867年，李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正式地、严谨地阐述了洗手消毒和病人致病菌感染之间的关系。这才算在医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外科大夫做手术、照顾病人前后，一定要洗手消毒。
我们不妨算算看，距离1847年塞麦尔维斯提出这个问题到此时，整整20年才形成这么一点共识。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没有，直到今天，在医院里洗手消毒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医院是社会的一部分。在那么小的建筑物里面，有医生、病人、护士那么复杂的互动关系，要把洗手这一件小事坚持到底，其实是很难的。
现在，好医院的外科手术室里面，杀菌消毒一定是非常严格的。从病人用的被单，到医生的帽子、口罩、手术服，包括双手、手术器械，都是要严格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