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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有一个堂兄叫张之万，有一次上朝的时候戴了两块挂表。有人就问：“你怎么戴了两块表啊？”张之万开玩笑说：“这远不如我堂弟，人家戴了八块表。”
这就是张之洞当年的形象，特别狂。后来他当上湖广总督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封疆大吏了，但是他一生行事都有这样的特征：大言不惭。他虽然没有左宗棠老往后看的毛病，但他往前看的时候，经常给自己设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至于能不能办得到，则不作考虑。所以晚清时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有三屠：岑春煊是屠官，经常弹劾别人，让别人的官做不成；袁世凯是屠民，因为他杀义和团的时候下手特别狠；而张之洞呢，屠钱，花钱如流水。
但张之洞有一个好处，不贪污，特别清廉。他当两广总督时，还在府衙后头开了一片菜园子，自己种田，自给自足。当时有很多人弹劾他，说他花钱无数，肯定是靡费贪污。朝廷就派了很多人去查张之洞，包括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后来发现他清廉得很。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讲过一句话，说其实清官有时候比贪官还可恨。贪官无非就是贪点钱，但他毕竟要找各种机会让钱生出来，他才能贪一点。但清官就不一样了，清官仗着自己不贪钱，就往往带着强大的道德正义感胡作非为。刘鹗说的其实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办洋务，开办了一个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完全是在规划不明晰、路径不清楚、技术不成熟、市场不知道的情况下仓促上马的。这项目上马之后亏得是一塌糊涂，最后把汉阳铁厂救回来的还是李鸿章的一个小兄弟盛宣怀。
总而言之，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人，一旦看到未来有什么好的前景，就贪婪无度，设一个巨大的目标让自己够不着。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未来永远怀有一种小心谨慎的恐惧。当然，这也不能赖他，因为在当时那个风波险恶的官场里，谁都不得不如此。比如说戊戌变法的时候，张之洞作为局外人，表现就很让人齿冷。
他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投机机会，因为光绪皇帝上台了，只跟太后关系好不行，那是冷灶，还得跟皇上关系好才行，这是热灶，得赶紧烧，所以他干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把自己的门生杨锐派到北京，想尽办法送到了军机处四小章京。后来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个人叫杨锐，就是此人。张之洞派杨锐过去目的是搞改革，这里面得有他的人。
第二，改革得支持，但怎么支持？他其实觉得康有为这帮人有点儿不靠谱，所以采取了一种绕弯策略。首先，他们不是要办什么会、印什么报纸吗？我可以捐钱，但是别写我的名字，我不入会。他永远在骑墙。
后来他感觉到维新变法的味儿有点儿不对了，于是赶紧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这本书诞生的动机就有点令人齿冷。
劝学篇总的意思是什么？维新是好的，但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万一戊戌变法搞失败了，我在这里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光绪皇帝一看，这个劝学篇写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国。据说在晚清这本书印行了两百万册，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就是张之洞。后来还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变的时候他那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包括当时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军，其实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张之洞自己培养出来的，跟他有师生之谊。他也知道这帮人要造反，但他不杀也不抓，就搁在那儿。因为没准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让八国联军给弄死了，只要他手里还有这股势力，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说不定就是他张之洞呢。所以张之洞实际上是有一点儿投机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已经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稳定了之后，立即把自立军唐才常这帮人围捕，然后全部杀掉。
当然，关于这几件事历史学界也有一些争论，我们暂且不提。张之洞确实是一个眼光很超拔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但是你也会发现，当他面对未来的时候，是有两种心态的，第一种是贪婪，第二种是恐惧。
我们再回来对比李鸿章这个人，李鸿章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规划，也从来不提什么伟大的设想。他搞洋务运动跟张之洞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巨大的动静，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从来也不说我这个伟大的计划受到挫折之后我有多受伤，我一颗玻璃心碎一地。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他是有机会就往前拱一截，有机会就往前走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修铁路。其实早在1875年的时候，他就跟朝廷提过修铁路的事。朝廷当时是恭亲王当政，恭亲王也觉得挺好，但是说道：“（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复请其间为两宫言之”，恭亲王回答：“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意思是说你这想法挺好，但是谁来主持呢？谁主持不挨骂？而且太后都不敢支持你这事，还是算了吧。李鸿章说，算了就算了。这计划就歇了。
1880年，也就是五年后，他又提出来了。但这次他不是自己提，而是让他手下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将领提，此人绰号“刘大麻子”。刘大麻子原来是一个土匪，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将其收到旗下。刘铭传后来做了第一任台湾巡抚，也是晚清的一位名人。李鸿章跟刘铭传说，你反正没文化，粗人一个，你来提吧。刘大麻子就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说要修铁路。
慈禧太后看到这道折子后，就发下去给所有封疆大吏，让大家来决定能不能修。这里面就冒出了千奇百怪的声音，包括一些后来著名的洋务派都反对。慈禧太后看意见不能统一，就“著毋庸议”，意思是这事儿就算了吧。
但是李鸿章通过这件事闻到了一点政治风向：老太后不是很反对。老太后既然让大家商量，说白了就是站在我这头儿，试验大伙儿的反应。那好，我就偷偷摸摸上马。
他当时是直隶总督，唐山有煤矿，他就打算修一条唐胥铁路用来运煤。反对派、顽固派都说不能修铁路，说会震动陵寝，会抢夺旗人的土地，还会破坏老百姓家里的祖坟风水。
李鸿章就问大家怕什么，大家就说，火车呜呜呜叫人怕。李鸿章说：“我们不要火车头，就铺两条铁轨，让驴拉，这总行吧？”这样一来大家真就没什么意见了。所以1881年李鸿章就修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虽然这段铁路不长，却是人类铁路史上的一个奇景。当时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主持修建的，还用一堆废旧材料拼出了一个火车头，叫“中国火箭号”，李鸿章还到上面主持了开工典礼。
后来又说不用火车头，要用驴拉。用驴拉其实很荒谬，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李鸿章就拼命公关，所以几个月后重新装上了火车头，这个时候大家又接受了。其间李鸿章跑到宫里跟老太后说，法国人要孝敬您——在宫里给您修条铁路。慈禧太后很高兴，说这个东西可以试试。后来法国人就免费在故宫里面修了条铁路，也是没有火车头，要找太监拉，一共也没多长。
后来史学家分析，其实慈禧太后此举是做给封疆大吏看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反对，我也不明说我就支持修铁路，但是我让宫里修铁路。这样一来老太后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封疆大吏都是七窍玲珑心，当然都明白了，所以修铁路的阻力瞬间就变得很小了。
到了1884年的时候，清廷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叫“甲申易枢”，就是恭亲王下台，醇亲王上位。醇亲王原来也是一个小愤青，反对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后当了家才知道柴米油盐不容易，就跟李鸿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鸿章一看朝廷换人了，又跑去跟醇亲王左讲右讲修铁路这好那好。醇亲王很有兴趣，就支持他。
修铁路的规划案改了好多次，李鸿章一会儿说我们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吧，一会儿又说要从北京修到关外。最后张之洞又出来捣乱，说咱们应该修北京到汉口的。你会发现，李鸿章随时都在变方案，从来没有什么激进的口号，但是一旦他发现哪儿松动了一点儿，立马就往前拱一点儿，叫“日拱一卒”。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张之洞沉浸在历史里，对未来充满了贪婪和恐惧；而李鸿章，既不跟历史叫板，也不跟未来较劲，他就活在当下。
这就是李鸿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
第117章 怎么做个明白人（5）（）
李鸿章pk翁同龢：不被人际关系绑定
让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得自由的，有两个牢笼：一个是对过去的贪恋；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它的贪婪。其实还有一个牢笼，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空间里的人际关系对你的自由意志的绑定。
对此我们也做一下对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鸿章。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个传统：非常尊重帝师。只要你给皇帝当过老师，谁都得高看一眼，犯了错也会网开一面。翁同龢家是帝师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师；而他自己不仅是个状元，而且是光绪、同治两任皇帝的老师。所以，这位皇上家的教书先生牛坏了。
但是翁同龢这个人一生被各种各样的官场关系纠缠着，比如说他跟李鸿章的关系就死活不好。
当年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犯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曾国藩就弹劾他，这份底稿就是李鸿章写的。因为这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鸿章一辈子。当然翁同龢恨李鸿章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还因为翁同龢是清流党人，清流党就是靠写字、骂人为生的一帮公知，而李鸿章是干实事的，所以翁同龢就跟他不对付。
而且清流党里面也分南派和北派，翁同龢属于南派，因为他是江苏人；北派以河北人李鸿藻为首。当时有个清流党人跟李鸿章关系特别好，后来还做了他的女婿，这个人就是张佩纶。张佩纶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鸿藻关系好，结果翁同龢看着又不爽，因为在清流党里面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对头关系，真的是持续了一生。
其实李鸿章在政坛的行迹跟翁同龢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双方也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但翁同龢就是被这些人际关系绑定了。绑定之后，他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比如说他当时任户部尚书，管着钱袋子，北洋舰队要的任何东西，买枪、买弹药、换船，统统不批；甚至有两年，连一颗子弹钱都没有拨给北洋舰队。李鸿章也没办法，他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钱都是朝廷批下来的。
后来战败之后大家开始追究责任，翁同龢还说，你要是缺弹药，你就跟我说嘛。李鸿章说，我说了呀，天天打报告。翁同龢说，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复说嘛。
这就不讲理了，对吧？所以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之后气得要死，当面就跟翁同龢说，你们这帮人，小钱不愿花，就爱花大钱！其实哪是不愿花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