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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都是对爱最大的毁伤，这是最败坏爱情的一种方式。
但是没办法，传统社会就是这样，你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你所有的东西都是皇家给的，你们是完全在一起的，他就是正面，你就是反面，掰不开。当两个人的生命掰不开的时候，这段婚姻就了结不了，想拥有幸福生活就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女人在丈夫出轨之后，心里不舒服，就跟丈夫闹。她们为什么要闹？因为她们没有独立的生活，觉得男人负了自己。很多女孩子在论坛里都问，什么时候跟男朋友上床合适？因为她觉得，我跟你做了这一步，这辈子都是你的了，而你就是欠我的，我就不是我了，我们俩就是一体了。
用这种方式去看待爱情、婚姻和生活，是最为糟糕的一种方式。在你放弃自己立身的根基，将自己的生存依附于他人赏赐的时候，就没有自由主义了，有没有皇帝都一样。
第二点，就是人不能有妄念。专栏作家冯唐曾经给妄念下过一个定义：妄念就是一个自己挥之不去，但又必须靠他人才能够实现的愿望。我在微博上转发过这个定义，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吴伯凡老师回复说：“这是我见过对‘妄念’最好的定义。”
张廷玉一辈子不求身外之物，不要名，不要利，最后毁在哪儿？毁在“配享太庙”。他还是没想到，千秋万代之后，溥仪都不能住在紫禁城里了，自己凭什么“配享太庙”？他一生都在追求一个身外的目标，并且用这个目标来残害着自己的生命，像个杂技演员战战兢兢走钢丝一样平稳度过了一生，最后却被这个妄念给害死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武术当中的一个基本动作，就是扎马步。扎马步只有两个动作要领，第一，扎稳底盘。你得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源头，自己要有和他人协作产生财富的方式。第二，意守丹田。所有的东西都不在身外，身外之物没什么可追求的，我一切的行为、一切奋勇的追求都是为了我自己的成长，为了自己的人格健全。
所以，什么是自由主义？从张廷玉这个反面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根底扎实，有自己的立命之处；第二，意守丹田，永远不向外追逐妄念。
第105章 未来不迎，过往不恋（3）（）
02成大事者不纠结：曾国藩
十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叫战天京。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谁在战天京呢？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晚清中兴名臣。
这本书替我打通了对那个时代的感觉。我个人对太平天国史包括晚清史感兴趣，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但是，自从十年前读完了这本书之后，我突然对那个时代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有了一种亲近感。
这本书将正史和野史杂糅在一起，引用了大量的奏章、书信，用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来描写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看。
而这本书里的灵魂人物就是曾国藩。曾国藩作为一个中兴名臣，就是把大清王朝从生死线上拉回来的那个人。
中兴这件事，是历朝历代都曾梦想过的，因为王二小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谁不想有个人给自己打一针鸡血，让这个王朝又兴奋起来呢？
但是中国古代每一次王朝中兴，都不是特别理想。比如说著名的光武中兴，光武帝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但是这算中兴吗？刘秀基本上就是重新建立了一个王朝。南宋也号称中兴，但事实上只是在南方站稳了脚跟而已。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的中兴，其实就是晚清这一次。当时清朝就快要灭亡了，内忧外患，两次鸦片战争加上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北的大规模叛乱，都让帝国元气大伤。
可是，以曾国藩为首的一帮人突然天神般出现，不仅拯救朝廷于水火，后来又让这个国家硬硬朗朗地活了好几十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太平天国是如何滚雪球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次农民战争。我们通常看农民战争，都觉得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农民阶级实在吃不饱饭了，有人振臂一呼，于是大家揭竿而起，然后蔓延至全国。
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饥饿而引发的民变，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因为老百姓毕竟不是职业军人，怎么能对抗得了朝廷的军队呢？所以，要想达到太平天国那样的水准，至少需要两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就是组织化资源。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大家住得很分散。如果有人想要登高一呼聚集一支队伍，会选择站在哪儿呢？总不能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招呼吧？那又能呼出几个人呢？
组织化资源中最厉害的一种就是宗教。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就是借助了太平道这种宗教的力量，所以才能聚集那么多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然后在甲子年（184年）爆发了起义。太平天国也是一样，洪秀全就是掌握了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化工具。
当然，仅有这个要件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仅仅是把县城打下来，把府库里的粮食分掉，那吃饱了以后，谁还有动力继续造反呢？
所以，第二个要件就是流动化的作战。曾国藩讲过一句话：“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
意思就是，一支军队没有粮食供给，就会向百姓征粮，把当地的粮征完以后，老百姓吃什么？没办法，只好跟着义军走，去抢下一个地方的粮。下一个地方的粮食也被抢光了，怎么办？只好去抢下下个地方。所以这就演变成了流动作战，从而导致天下糜烂。
无论是黄巾军大起义、黄巢起义、明末农民战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都有这个特征。
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当时他38岁，借着自己做寿聚起了拜上帝会会众两万人，然后揭竿而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
起义军虽然只有两万人，而广西当时大概有三万绿营兵，从邻省又借来几万人，但还是迅速就被打败了。起义军一路北上，等把武昌拿下来的时候，已经有50万人了。洪秀全从武昌打到南京用了多长时间呢？一个多月。这就是连续的滚雪球效应，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机理带来的效果。这种势如破竹的势头实在是太可怕了。
曾国藩复出后的困境
1853年3月，洪秀全打下南京之后，已经有实力北伐，往北一直打到了直隶，距离北京城其实已经不远了。太平军不仅北伐，还要西征，洪秀全派兵往长江上游打，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清王朝此时实在是应对乏术。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自乱阵脚，给了清王朝喘息的机会。这就是“天京事变”，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发生内讧，打成了一团。清政府趁着这个机会，立即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
但让清政府万万没想到的是，太平天国后期涌现出来的将领，如李秀成、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这些人更厉害，打运动战的时候，经常取得大捷，太平天国一点衰败的趋势都看不出来。当然，太平天国在战略上是有问题的，其中死守天京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但是从战场上的趋势来看，太平天国一点都没怂。
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缩在常州一地，江南大营被击破后，马上一溜烟奔到上海，躲进租界。当时有些常州士绅抱着他的大腿不让他走，他还派卫队开枪打死了19个人。
清朝从建立起就有一个规矩，地方官守土有责，如果地方丢了，你还活着，那就是抄家灭门的罪。所以何桂清明知道自己走也是死，留也是死，他依然选择了走，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清廷的主流官员已经没有斗志了。
这大概是1860年前后的事情，曾国藩在这时第二次出山。此次出山，他重新调整了心态，心量变大了许多，待人接物也和善了很多。但问题是，光心量大有什么用？战场上都是一刀一枪的事情。
曾国藩复出之后，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一般来说，打仗至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得有权，第二得有钱，第三得有人。这都是资源，是在战场上必须要用到的东西。
在权力这方面，曾国藩要来要去，终于要到了一个两江总督，就是去接替何桂清，但是他这个两江总督比较可怜。
历朝历代的中兴名臣往往都是被国家赋予了大权的，比如说郭子仪，他是唐代的中兴名臣，安史之乱就是他平定的。他的官当得有多大呢？司徒、尚书右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既是军队的最高总司令，又是宰相。
可是曾国藩呢？他表面上是一个两江总督，可以节制四个省的军事，实际上谁听他的呢？连他自己培养出来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比如说，他举荐左宗棠到浙江当巡抚，可是左宗棠去了浙江之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要钱要饷，门儿都没有，我要一心搞我自己的那一套。
曾国藩还大力提携了一个叫沈葆桢的人，把他安排到江西巡抚的位置。在当时两江的辖区内，江苏和安徽基本上都是战区，所以这两地的税收是指望不上的。唯一能征税的就是江西。但沈葆桢到了江西之后，就翻脸不认曾国藩了，他不仅截留湘军的饷银，还总是跟皇上讲：“能不能不支持曾国藩？”
所以，当时曾国藩没有太大的权力。
曾国藩在钱的方面也是非常局促。通常的中兴名臣在钱上是不用太操心的，比如说南宋的岳飞，宋高宗当时就对其许下一条：甭管多难，就算皇帝勒紧裤腰带，也一定要保证岳飞的军饷。
但是，清朝的财富体制决定了曾国藩得不到这样的支持。清朝有一项规矩，叫“永不加赋”，所以国家的财政收入相对比较固定，每年就那么多。道光末年的时候，国库里面还有800万两，到了咸丰年间，只剩20万两。用20万两纹银维持这么大一个国家，已是不易，再给前线拨军饷几乎毫无可能。
那怎么办呢？只能允许捐官，也就是卖官鬻爵。可是天下的红顶子总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清朝就让各地开放厘金。厘金简单地说就是收商业税。商人送一担货要过某个关卡，对不起，抽1％的税。曾国藩后来就是靠收一点厘金来过日子，经常捉襟见肘。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人。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总得有自己的一套班底吧？可是曾国藩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困境。他原来的老班底已经凋零殆尽，塔齐布、罗泽南，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华，这时候都已经战死了。原来对他支持力度最大的胡林翼这个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几乎是举目无助。
我们再来看曾国藩这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以理学自命的，在北京城当京官，天天跟倭仁这些晚清著名的保守派混在一起，谈心性之道，搞经史子集，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兵书战策。
晚清最会带兵打仗的左宗棠是看不上他的军事才能的。战天京写到一个故事，有一次左宗棠给自己的儿子写信，说我跟曾国藩关系特别好，但是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终非戡乱之人。
曾国藩自己也讲：“我有灭贼之志，但无用兵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