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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相信中日以后不会再有什么优先权方面的争议。另外，我要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言辞。由于今天是非正式会谈，所有的会谈内容都将公布在媒体上。”
小田想说出日本有靠实力强行干涉之意，但又怕英国方面不予支持，反倒弄得无趣。很快就是第二次《英日同盟协约》到期的时间，日本极希望再签定。并计划将盟约的期限由五年改为十年，所以此时并不想触怒英国。
而且朱尔典是反对日本进行武力干涉的，曾明确告诉日本“应注意避免以类似强
制手段”来干涉中国事务。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得不到英国的支持，有些孤掌难鸣，干涉阴谋迟迟无法实现。
“贵国外交大臣格雷先生刚刚在媒体上表态，声称：‘我们渴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不论处于何种政体之下，悉以中国人民的愿望为定’。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不知道朱尔典先生是否也是这种态度？”陈文强给了日本人一下。又转而恭维英国佬几句，把英、日两国区别对待，借英压日，这是一个好办法。
“当然，朱尔典先生也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葛福听说此次会谈内容将公开于媒体，深深后悔和日本小矮子搅到一起，破坏了会谈的气氛。此时，他也只能露出很真诚的笑容，却在想尽快结束这次会谈。再单独拜会陈文强，进行坦率、直接而秘密的商讨。
…………………
会谈结束了，陈文强爽快地接受了莫理循的专访要求，再次回到了屋中。
莫理循。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现任《泰晤士报》驻华席记者。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所著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接着又到东北三省游历。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随后，他又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莫理循在英国有很强大的公共关系，也享有很好的国际声誉。如果他能倾向临时政府，那对缓和与英国的关系，提高临时政府的国际声望，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将大有益处。所以，陈文强对莫理循表现出了足够的热情和坦率，这也让莫理循感到很愉快。
“中国应该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并能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这番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与袁世凯良好的个人关系，起码陈文强就有此感觉。
“我的看法与你稍有不同，我认为所谓强有力的领导人在现今中国的环境下很容易走向独裁和****，而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却足以做到你所说的这些。”陈文强和蔼地笑道：“对于新生的共和政权，你应该抱有信心，我建议，你去广州走一趟，相信你定会不虚此行。”
“这个建议很好，但有些晚了。”莫理循眨了眨眼睛，笑道：“去广州的计划正在付诸实施，这里只是中间站。”
“哦，那倒是我多此一举了。”陈文强哈哈一笑，说道：“莫理循先生是少有的对中国保持公正态度的英国人，对中国复兴的愿望也是真诚的，对此我感到很钦佩。”
莫理循笑了笑，然后很谨慎地说道：“对于北方的袁世凯，临时政府，或者以你个人的角度，是如何看待的？”
在莫理循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外一个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加之他与袁交往甚密，他眼中的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
陈文强沉吟了一下，他有些搞不清楚，这是莫理循的个人关心，还是代表袁世凯所作的试探。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好奇。”莫理循解释道：“我不代表任何人，任何势力。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不作回答。”
陈文强点了点头，缓缓说道：“从我个人角度看，袁世凯虽然被称为新派人物，但不过是照葫芦画瓢的实行了几项新政。在他骨子里，依然充满着旧思想、旧观念，缺乏创造性的思维和蓬勃向上的朝气，更缺乏你们西方最注重的民主意识。当然，如果他能从封建的泥堆里爬出来，新中国的政府中是会有他一席之地的，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位置。毕竟他有着相当聪明的头脑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以及干实事的成就。”
莫理循了然般点了点头，“恕我直言，按照中国的国情，骤然实行共和，恐怕并不太适宜。”莫理循避开了袁世凯的话题，说道：“其实，君主立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百二十章 出离愤怒，外交突围（）
陈文强摇了摇头，对此表示不赞同，说道：“或许如此，但你应该了解我们的民族感情，留一个满人继续顶着皇冠，这是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的。而且，你谈到了中国国情，我在这里就必须说明一下我的看法。所谓‘中国国情’是个怪圈，越是去适应它，它就会越顽固，顽固得排斥一切改变，所以太拘泥于现实反而注定会失败。”
停顿了一下，陈文强继续说道：“所以，与其被动地去适应国情，倒不如勇敢而积极地去改造它，使它成为适合民主共和成长的土壤。外间嘲笑临时政府所搞的民主是精英政治，有钱、有知识的人玩的游戏，这一点我不想否认。但他们也应该看到，临时政府正在向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做出的努力。比如英国，当初订立大宪章时，何尝不也是贵族政治？如美国，选民的范围在这些年里也正在不断扩大。什么事情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键是要坚实而固执地向前走。”
“很有趣的论断，不是吗？”莫理循脸上露出真诚的赞赏，说道：“我现在有些迫不及待了，广州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讶？”
“这个我不敢保证。”陈文强调侃道：“如果你能看到广东已经开始进行的村长试点选举，兴许会吓你一大跳。”
“临时政府确实做出了很多令人吃惊的举动，特别是大胆而巧妙的外交折冲，很令人瞩目。”莫理循发自内心地赞扬道：“虽然付出了代价，但对一个弱国来说，现在看来是值得的。”
“弱国的无奈之举，只能去尽量不损害国家主权和利权。”陈文强苦笑着说道：“请问，如果换作袁世凯，他能做得更好吗？”
“恐怕不能。”莫理循很诚实地回答道：“他的目光没有你远大，这些年他花的钱不少，却只为贿赂满人亲贵，厚赠故旧属下。不同于你们。布局深远。但是，北洋军到底是中国的强军，如果能收归临时政府，不也对增强国力很有益处吗？”
“北洋军实际上不过是一支私军。根本没有为国为民而战的思想和死战到底的意志。其强也只在表面，如果没有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粮饷，其部不战必乱。从此来看，他们在为某人，为钱财而战斗。这样的军队不过稍胜山贼土匪而已。”陈文强略带轻篾地说道：“当然，如果他们肯反正投诚，接受改造，临时政府是欢迎的。但如果他们想倚兵自重，恐怕是错打了算盘。”
“这有可能拖延你们控制全国的时间，是不是应该宽容一些，尽快地统一全国。”莫理循建议道。
“或许如此，但这是个辩证的问题。”陈文强解释道：“妥协和让步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无限度、无原则的，我们要尽量不给日后留下危险的火药桶。使得国家的稳定能够长久。这是个说不太清楚的问题，哪种效果更好，也只能用时间来证明了。”
“能告诉我，临时政府的底线是什么吗？”莫理循执着地问道：“换句话说，需要北洋军做到何种程度，才可能被接纳。”
“很简单。”陈文强伸出一个手指，说道：“明白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军人，他的义务和职责是什么？最基本的，他们应该知道该为什么而战，是为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金钱。还是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
“我明白了。”莫理循点了点头，北洋军作为袁世凯的私军，这是临时政府颇为忌惮的一件事。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临时政府空着大总统的位置。但对日后袁世凯是否会利用武力实行****，或对革命党人进行打击，是颇为忧虑的。为此，临时政府必须提前做很多工作，必须要让袁世凯做出很大的让步。
“那么，对于最近媒体上攻击朱尔典先生的言论。临时政府是如何看待的？”莫理循随后又补充了一句，“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言论是临时政府发起的，临时政府对朱尔典先生极为不满。”
“朱尔典先生作为驻华公使，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大英帝国的政策和意图，正因为如此，他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持谨慎态度。”陈文强低沉地说道：“可自从革命以来，复兴会及至临时政府没有感到朱尔典先生所表示出的丝毫友好，而只感到冷森森的寒意。在此，我希望通过莫理循先生转告朱尔典先生，不要把临时政府与满清政府同样看待，这是极端错误的。”
莫理循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未丧失良知的记者，他也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所以，当听到陈文强的说明后，急忙摇头替朱尔典辩解道：“我想是有所误会，朱尔典先生绝没有这种想法。”
“很遗憾，朱尔典先生的所作所为恰恰给了临时政府这种极为不好的印象和判断。”陈文强郑重地说道：“我们奋起革命的目的和要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推翻腐朽、****、残暴、卖国的满清政府，建设一个**的、和平的、富强的国家。而朱尔典先生呢，他无视所有中国人民的纯真心愿，依然把用于满清政府的手段强加于临时政府身上，这不得不引起全中国革命者的愤怒。难道我们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任何牺牲所建立的新政府，会是与满清政府一样的软弱无能，一样的丧权辱国，一样的卖国无耻吗？”说到最后，陈文强似乎已经出离愤怒了。
莫理循很震撼，同时也感到钦佩。革命党人，真的有为了理想而视死如归、殒身不恤的精神。而且随着革命大潮的不断深入，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会越来越多，从最近的对荷交涉便可看出这种巨大的力量。
与其说荷兰作出巨大让步是因为想在油田上分一杯羹，倒不如说是慑于中国人民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