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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种种，总督张人骏并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没有象陈文强认识得这么深刻而已。但陈文强讲得明白、透彻，也极有信心和决心。他也就想以此作为筹码，以保住自己两广总督的位置。同时，陈文强也给了他一个承诺或者是保证，“上海、琼州皆有大人安养之所，卑职愿以性命担保大人日后无虞”。
放权、集权，放权的是张人骏，集权的是陈文强。巡警总办、厘金局总办、清乡委员会会长、巡防营统领、民团教练处总办，再加上还在两可之间的制币局提调，陈文强可谓是集七职于一身，完全接管了清乡剿匪的诸项事宜。
而张人骏所给予的最大的经济支持在陈文强看来却是仿湖广例，官库银存入银行，官员俸禄等统由合资银行的钞票进行支付和开销，并可透支三十万元。也就是说，合资银行的钞票在两广也具有了官方货币的性质，再加上陈文强在商会中的能量，大范围流通已无阻碍。
钞票的发行虽然有准备金，而且现在应该是金银这两种贵重金属，但却可以实行部分准备制、最高限额发行制等，只要有信用支持，银行有一块银元，其实可以发行相当于两块银元的纸币，而超出的可以用外汇、商品、有价证券等物相抵。
而陈文强在金融方面的最大目的便是建立信用货币，使货币与价格波动的贵重金属脱钩，逐步建立起现代国家金融体制。所以，从这方面上讲，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然，拿了那么多官衔，陈文强自然也要开始剿灭盗匪的行动。而计划看起来并没有太多新奇的地方，但最关键却是陈文强要从根子下手，组建起一支廉洁高效的剿匪人马。同时，还要有一套综合治理的办法。另外，陈文强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所不为人知，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
招收广州政法学堂优秀毕业生为清乡委员会委员；招收广州陆军中小学堂、警备学堂中优秀者为民团教练处教练；以县为单位，点名各地乡局前来会议，不到者以通匪论处；巡警进行职责划分，分为武装警察和治安警察两大局，拟各县设分局，每乡设派出所；邀请商会各董事，筹捐款，收商团精悍者进入警察队伍；设西关、十八街等商务繁盛之地共六个支局；扩编铁路巡警，以铁路为线，剿灭沿线村镇之盗匪；调广府各巡防营至广州整编；发布缴枪自首宽
大条文……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间断地推出，再次显示了陈文强的雷厉风行。而立竿见影的效果简直令人惊叹。半个月后，在突然袭击式的封闭西关、十八街、河南等商区的行动中，陈文强亲率巡警参与，抓获盗贼二十余名。其中竟有三名积年大盗。
证据确凿，口供详实。这样的效率不仅令张人骏感到惊奇，商家铺户也是惊喜异常。口口相传、交相赞叹之后，是商绅们更加踊跃的捐款，他们自然不知道陈文强是怎么把这些盗贼从被封锁围困的成百上千人中抓获的。
几百万人哪。一个一个地带到自己面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陈文强此时正抚着额头，思考着开门红之后的行动步骤。
没错，为了争取到捐款，陈文强不得不使用自己的异能。先是突然封闭一个商区的大小街道，然后将困在其中的男人一个个地进行甄别。三个问题，或五个问题之后，陈文强便能探悉到面前的家伙是说真话还是假话。确定是嫌犯后，就拖下去由别人细审用刑，他是实在耗费不起时间追究详细。
当然。这样有些野蛮，可却没有冤枉无辜。而刑讯的手段，陈文强让手下使用水刑和熬刑，相对于棍棒皮鞭、血肉横飞要文明了许多。
至于审讯技巧，陈文强当然是了解的，尽管他更熟悉的是所经受过的反审讯训练，但道理是相通的。
比如审讯室应该是一间狭小、隔音的房间，其中只有三把椅子、一张桌子和四面空空的墙。这样的布局能营造出一种无所遁形、陌生而又孤立无援的感觉，从而在审讯过程中强化嫌犯“让我出去”的意识。
比如让嫌犯坐在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使他无法触到任何东西。以便加剧他所感到的不适，诱发他的依赖感。
当把这些教授给清乡委员会的新任委员后，再加上新任委员的年轻、气壮，思想新潮且单纯。不比旧官僚的**贪渎，在清乡审案中便可大大减少诬良为盗、严刑逼供的冤案。
借剿平盗匪之机，陈文强不仅是要提前使广东的社会治安好转，为革命之后作打算，还要把警察局设于各县，变相地控制广东全省。要知道陈文强对警察的要求甚高。装备也好，特别是要与大股盗匪开战的武装警察，战斗力比旧式巡防营高出很多，比新军也相差无几。
而剿抚并用，软硬兼施，历史上一直是官府对付暴乱或匪盗的不二法门，陈文强也不例外。
结合着威慑打击，收缴枪枝、悬赏缉拿、自首宽大等政策也相应出台，更保证出首、捆拿、击杀剧盗恶匪者可以选择琼州、湖广、上海等地居住，官府予以安置，以躲避盗匪的报复。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推门而进的清乡委员见习委员陈炯明，恭敬地向陈文强禀报，顺德县各乡局士绅已经赶到，是否马上召开公议？
陈炯明是陈文强从政法学堂招收而来，成绩很优秀，且还是出身于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很特别的一个人。他考取秀才之后，却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入读政法学堂。
而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想，最近随着立宪运动的盛行，他开始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并有竞选咨议局议员的想法。
对陈炯明这个人的刚毅果敢和沉默寡言，以及操守，陈文强是比较满意的，虽称见习，但陈文强已经决定在打开局面，并且考察之后，便会委其以重任。
“大人，听闻顺德县士绅冼瑞衔有庇匪之名，不如此番便将其拿下，或可开清乡之良端。”陈炯明陪着陈文强走向会议室，提出自己的建议。
“查无实据。”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再者，就算刑讯有用，可若将其拿下，消息难以封锁，岂不给与其勾连之盗匪以窜逃之机？”
“那大人分别召集各县乡局士绅，是何用意呀？”陈炯明疑惑地问道。
陈文强淡淡一笑，当然不能说破自己的异能，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查其颜，观其色，威慑加劝诱，或许能起到作用啊！还有，各地兴办民团也要靠他们出资捐钱哪！”
作为一种民兵组织，团练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晚清之后的团练，其基本精神则直接源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坚壁清野，筑寨练团”等经验。在广东，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内忧外患再一次刺激了团练的勃兴，但到了清末，团练的发展又受到了朝廷的抑制。准确地说，官府是既提倡又抑制的矛盾。
官方提倡各地办团是出于抵御盗匪的需要，同时，官方又不敢完全放手让地方自由办团，要防止民间武力的膨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复杂、矛盾的状况。
而官府的这种复杂心态，又势必影响着各地士绅阶层办团的积极性。筹集办团经费是办团的关键，也是难题。由于办团经费基本上依靠地方士绅自行解决，官方意志在办团过程中过多体现，反倒使经费来源出现问题。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禀来禀去，经费仍须自筹，官与绅则互推诿”。
二十世纪初，广东各地在官方要求下兴办团练，却得不到地方士绅的充分合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官绅之间存在的裂痕。当时的舆论便说：“粤省各属，盗匪出没，地方虽迭经札行团练，卒以款项难筹，或办理不终，或并无成议。其富厚之乡，雇勇防守，亦皆虚有其表……”
……………（。）
。。。
第二百二十一章 多管齐下，西南（）
对陈文强来说，地方军事化有利有弊，不好判断；但就现在的剿匪来看，却是利大于弊。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陈文强虽然从琼州带来了精兵强将，但剿匪不是打仗，不依靠地方土著乡勇，人生地不熟的警察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所以，他一方面要招收土著警察，一方面要依靠地方民团抵御盗匪。
对此，他的办法是成立民团教练处，训练和督促民团行使正常职能，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此外，他还准备从枪枝、弹药的申购、请领、保管等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使隐患降到最低的程度。
而从兴办团练的积极性来看，商绅有很大的热情，传统士绅则较为消极。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进实施，陈文强认为民团以后可以由各地具有新思想的咨议局议员来掌控，成为立宪派的隐性武力。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陈文强在剿匪的事情上是有着一个智囊团在搜集资料、筹谋研究，动用了明暗各方的力量。明的是警察、巡防营、民团，暗的则还有他所掌握的江湖力量。
广东的盗匪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股匪众多，多则数百人，少则十数人，各自为匪，互不相属。这种“遍地皆匪”的状况，无疑是加大了剿灭的难度。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联系，那就是会党。在晚清的广东，会党以三合会为最盛，而“三合会者，盗贼之母也。凡欲为盗，必先入会，既已入会，便思作歹”。
简单地说，不是所有的会党都是盗匪，但大多数盗匪却出身会党。抓住会党这个关节，对剿灭匪盗极为有利。而兴义堂的耳目，加上徐春山、李家俊原来的出身和人脉。便成了陈文强可资利用的手段。
剿匪既是复杂的工作，陈文强自然要用多管齐下的办法。
而广东盗匪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相对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以南海、番禺、顺德最为猖獗。这无疑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距离广州近。调兵前往的速度快，地方富庶又能提供经费，商绅对于治安的热情又高。
陈文强当然不会始终把剿匪工作放在首位，但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培养出一批缉捕剿盗的精干队伍，却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很自然，他把目光放到了盗匪最为猖獗的广、肇两府，而重拳却是首先要砸向南海、番禺、顺德这三县。
这一通盘计划自然不会为人所知，陈炯明也就觉得迷惑不解。
在召集顺德县乡局士绅的会议上，陈文强是客气的，是和蔼的，所说的也多是陈词滥调。什么“保良攻匪”，什么“举报捆解”，什么“包庇纵容。严惩不怠”，这些都是官府早已有之的规定条文，重新说一遍有作用吗？
当然，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委派了县警察局局长，还有随同前往的二十名警察；比如表彰了自告奋勇办团练的士绅卢天骥，慷慨拔付枪枝、子弹，并委派民团教练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