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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骚乱便可一触即。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
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显然，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声更多。
对此，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到达广州，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查看工程进度，召集董事会议。虽然他在外期间，电报联系也没有间断，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
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对于最近的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大家的评价不高，甚至对官兵能够平息暴乱而感到高兴。
仔细想想也很正常，粤路“全系商股”，这些大股东、董事全是大商人，他们或许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宣传激励而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抵制行动。但毕竟有身家，对社会动乱是恐惧的。而同盟会动会党、绿林举行起义，商界可能对革命党人虽有一定同情，但无不惧怕会党、绿林，更不会同这些扰乱秩序的群体建立联络。
现在，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为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经修筑完成。也就是说，全长二百多公里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几乎已经修完了三分之一还多。
从整个粤汉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来看，广东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难度很大，而最困难的应该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关这四百多公里。穿山越岭，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头痛。
“资金的筹集很令人欣慰呀！”陈文强暂时还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后勘测、设计结果，而广州分公司的筹款数量确实令他松了一口气。
广东商人、百姓踊跃附股，已经筹集到修路资金的半数，正拟开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简单，获利的希望源自于工程进度的不断刷新。广东商界对修筑粤路则既有爱国热情，也有筹集路款的实力与能力。
之前广东铁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公司，如何聘请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管理层和股东关系，如何组织管理施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被陈文强给解决了，可以说，修筑铁路的困难已经所剩不多。至于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自然有专业人员去处理，股东只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这收益的希望，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大，越为越近了。
“资金不是大问题，只要铁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广东商民必踊跃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黄景棠行事比较激进，但却是与广东的铁路事业大有关系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铁路便有投资，对于陈文强的乐观，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恐官府朝令夕改，时局动荡不安，股金顿成泡影啊！”
“黄兄有何高见？”陈文强觉得黄景棠话里有话，方才从有关铁路的资料中挣出头绪，用心地审视、探悉。
“是这样……”
黄景棠既是铁路公司董事，又是广州商会的坐办（即办理商会内部事务的负责人）。他起初很积极协助正副会长主持会务，但后来觉得总商会被一些思想守旧的大绅商把持，依附官府权势，忽视商界利益，从中谋私利。因此，他便想独树一帜，自己广泛联系一些具有学识、有新思想、办事公正的商人，重新组织成立一个《粤商自治会》。
……………（……）
第一百九十六章 积聚的实力，总体良好（）
“粤商自治会的同仁都将是积极代表商界参加政治斗争，比如帮助大小商人免受外国人或官吏的欺负，挽救商人的损失，及解决许多实际问题……”
听着黄景棠的介绍，陈文强模棱两可地点着头，并没有轻易表意见。黄景棠的想法不错，但成立粤商自治会无疑是向广州总商会出挑战，保守派绅商岂能容忍？
而且，这个粤商自治会的章程中明确地表示了强烈的参与政治的要求，并规定该会有监督官吏之权而不必听命于官府，可谓是一反传统社会商人对官吏、官府毕恭毕敬的驯顺态度，官府又岂能坐视不理？
当然，如果粤商自治会的主张及行动能获得广大商民的热烈支持，能顶住保守绅商和官府的刁难、控制及破坏，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倒也可以利用经济斗争这个手段有一番作为。
而且，黄景棠既然向陈文强提出来了，就已经有了把握，并不是缺了陈文强不成。这一点，陈文强还是比较清楚的。
也就是说，拉陈文强是壮声威，助人气，作为海外粤籍商人的代表，黄景棠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而在修筑铁路的事情上，他也很积极，带头认购十万股，广东分公司能很快就筹集到四千多万元，他的带动作用也是功不可没。
“陈兄虽有官身，但更多的还是商人。而且，无论声望，还是实力，都是海内屈指可数。如果陈兄能屈居自治商会名誉会长一职，这自治商会便是稳当了。”黄景棠很有些期盼地望着陈文强。
声望不用说了，实力呢。不仅仅是陈文强手中已有大企业、大工厂，还有商团、铁路巡警这样的武装。陈文强可能还没充分估量到自己的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别人却把他当成了一棵大树。
“黄兄太抬举兄弟了。”陈文强思虑已定，笑着点了点头，“如此诚意，兄弟却之不恭。就忝颜接受了。不过，我事务繁忙，恐怕只能挂个名而已。”
“会内繁琐事务也不敢劳动陈兄。”黄景棠见陈文强答应了，心情大畅，笑着说道：“只是这商团之事，还需陈兄出力帮助啊！”
“这没问题。”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依我看来，自治商会若大力支持宪政，或在宪友会中有几位重量级人物。以后行事会更加便利。”
黄景棠想了想，心领神会。立宪是潮流，宪政派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南方，各省宪友会、同志会正走向联合。如果自治商会顶上宪政派的名头，就可能得到其他省的奥援，官府也不敢轻易打压。
“凡事都讲究开门红，这自治商会要成立。是否也要造造声势啊？”陈文强调侃般地问道。
“当然要有。”黄景棠笑了笑，脸色郑重起来。说道：“广东水师无能孱弱，使英人借口西江航道治安不稳，竟派出军舰深入珠江，攫夺西江缉捕权。兄弟有意在自治商会成立后，号召商界同仁群起反对，并敦促官府维护国家主权。陈兄。你意下如何？”
陈文强想了想，用力点头，“好。英人素来骄横，此举正能涨我国人志气，增自治商会声势。兄弟一定鼎力支持。”
自治商会对于陈文强来说本是可有可无，但黄景棠如此激进，倒让陈文强改换了心思。说起来，同是商人，也有保守绅商和爱国之商两种。特别是在抵美、抵英运动中，陈文强已经现商人阶层的不同和差异。如果象黄景棠所说，成立的自治商会是进步、爱国的，能仗义执言、秉公办事的，并且是团结一致的，陈文强便更希望他们能展壮大起来。
“有陈兄这句话就够了。”黄景棠颇有深意地说道：“陈兄对英国人的态度并不是什么秘密，去年上海的会审公案蔓延扩大，可是搞得英国人十分狼狈啊！亲德抑英，虽有些无奈，却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英法资本觊觎铁路久矣，若不掀起些风潮，如何能明正言顺地加以抵制？”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德国是新进强国，想与英法等老牌列强竞争，自然要放低身段，不提或少提苛刻条款。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也是国家积弱的无奈。”
“是啊！”黄景棠深有同感地慨叹一声，说道：“倒是陈兄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实业上都大有建树，说是压过洋人也不为过，可谓是大涨国人志气，大涨国家之威。”
“黄兄过奖了。”陈文强谦逊地摆了摆手，说道：“人多力量大，兄弟这点小成就，还要靠同仁们多多捧场才是。说到抗议反对，我倒觉得象抵美运动那样，来场抵英运动的话，似乎更有声势。只凭英国人贩卖鸦片，就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不光是国人深受其害，连国际上，反对声音也越来越多。再有去年朝廷颁布的禁烟上谕，不仅是名正言顺，还可能会得到官府的支持。”
鸦片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得国人健康状况恶化、意志衰退，有的甚至严重丧失劳动力，更重要的是大量白银外流，国贫民弱。对此，当时的《中外日报》刊文指出：鸦片之毒为中国亘古未有之奇祸；禁烟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