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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株连还是很平常的事情，李准对此不表怀疑，也根本不敢寄希望于革命党在仇恨之下会对他的家人网开一面。所以，本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这封警告信可以说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如果说他对自己的安危还能暂时不予考虑的话。那对他家人的切实威胁，就是他所不能忽视，且必须正视的严重问题。
“大人——”卫队长见李准脸色变幻，久久不语，不由得开口唤了一声，等李准抬头看他，便试探着说道：“乱党躬行荆聂之事，且悍不畏死，大人不可不虑。”
李准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可虑归可虑，然吾等为朝廷命官，剿匪平乱乃份内之事，又如何不与乱党结怨？倘纵容姑息，朝廷亦要降罪。这左右为难，如之奈何？”
卫队长想了想，委婉地建议道：“大人可还记得崖州之行，那陈大人既能花钱买平安。保住产业不受损失，您是否也——”
李准陷入了沉思。半晌无力地摆了摆手，说道：“此事万不可行，陈大人亦官亦商，商人倒是占了多半；本官却是责任所在，与乱党岂能勾连？嗯，你且退下。容本官细思，细思。”
其实，不是李准没这个想法，而是他还不想轻率地在卫队长面前承认。毕竟人心隔肚皮，这通匪的罪名非同小可。他要慎重，要想出一个既稳妥又保密的办法。
……………
同样是刺杀，却又有不同之处。
复兴会的行动有其深意，恐吓广东官员，打乱其剿乱计划，从侧面支援琼州革命军。同时，也在官员中造成心理阴影，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方便条件。
而吴樾之谋刺出洋五大臣，虽然轰动，虽然勇烈，但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的评价却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
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这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在当时那个大转型的时代，自然也事属平常。
朝廷希望维持君权至上之现状；民意（准确而言，是士意）大多数则已倾向于立宪，要求限制君权，造就责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价”手段，则是革命与暗杀——古语所说“矫枉必须过正”，今人所谓“改革是倒逼出来的”，正是这个意思。
而革命党人热衷于刺杀体制内改革派官吏，其目的，正在于要摧毁一切有可能延长满清统治的补救措施；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革命早日到来，让革命“早产”。说白了，他们认为不管清廷推出的新政是好是坏，不管清廷的改良是否有益于民、有益于国，甚至越好的政策就越要加以阻挠，加以反对，以免清廷争得人心，使革命更加艰难。
章太炎曾激烈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可谓是一语道破了当时革命者的心态。于是，越是提倡新政、改良的清廷官吏，就越会成为他们暗杀的目标。
显然，如果从后世的思维来看，这些革命党人把革命定义得过于狭隘了，还停留在排满杀满的阶段。如果从长远看，清廷的改革派官吏所做的种种改革（兴学、练兵、巡警、实业），对国家、民族是有益的。
甚至于，象选派大批学生出洋留学，放宽言论拑制，成立各省咨议局，各省编练新军，都是在培养腐朽体制的推翻者、反对者，而清廷并不自知，那些革命党也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大多革命党人的认识误区：革命盛，则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实情是：革命每高涨一次，则改良亦高涨一次，反之亦然。因为革命党的每一次举事，都是体制内改革派推进改革的动力，是立宪派声势高涨的根据。
而复兴会的暗杀行动是由陈文强一手操控的，也就相对冷静、理智，目标指向也多是顽固、**、凶恶的满酋恶吏，以及对复兴会的行动有阻碍的家伙。其实，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只要知道满清必亡，也就足够了。
因为，在改良、新政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必然有着新思想，在陈旧体制下必然会不适应，也就会心生不满，成为潜在的破坏者。一旦时机到来，他们倒向革命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时，陈文强早已经意识到潜伏在体制内搞革命是多么得心应手，多么方便自如。有宽松的话语权，这是朝廷给立宪派人士的，目的是为了从道义上否定革命党；优礼相待立宪派，也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也是朝廷的一贯方针，从经济、政治，再到军事（商团、民团），立宪派正在合法地壮大势力。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来看，与革命党的差不了多少，都是要求爱新觉罗皇氏无条件出让股权，强大国家。但立宪派人士是体制内的，革命党人是体制外的，虽然大家的政治主张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可立宪派人士干了革命党人的活儿，属于国家立宪范畴，是朝廷允许的；而革命党人干了立宪派人士的活儿，却属于乱党，是要杀头的。
两相比较之下，陈文强自然愿意以立宪派的身份去干革命的工作，干得光明正大，干得没有阻碍，干得风生水起。
“只须速行立宪，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何内容？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立宪，然遥遥无期，恐革命党为患更烈。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身为立宪派新秀的陈文强开始在报纸上大鸣大放，把君宪“嘴脸”暴露无遗，接下来又有江苏省立宪派头子张謇、湖北省立宪派头子汤化龙、湖南的立宪派头子谭延辏У纫∑旌粲Γ藕爸纱酥鸾バ纬闪说谝淮瘟⑾芮朐冈硕�
……………（。。）
第一百三十四章 专访，闭塞的改变（）
既干革命，又推动宪政，陈文强左右逢源，干得是风生水起。
因为他始终相信，由于最终目标的相同，立宪派人士和革命党人终究能够在政治上达成谅解。起码在他看来，复兴会与立宪派是完全能够联合，完全能够共建国家的。
革命领袖已经打造出来，宋复华正在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吸引着更多的革命者，指导着革命的方向；立宪派的风向标也正在形成，凭陈文强的实力、名望，舍他其谁？
“宪政有何难哉？一曰保障公民之基本权利、自由；二曰限制公共权力，一切公共权力之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宪法。”
专访，还是专访，一定还是要专访。一定要通过专访的形式，让广大的国人和世界人民都知道，有一位中国的改革家陈文强，他不仅有着辉煌的个人经历，还有着先进的宪政理念，更有着强大的自信，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看得热泪盈眶，哦，不，应该是热血沸腾，或者是……
管他呢！反正陈文强此时正襟危坐，正在接受香港《中国邮报》首席记者端纳的专访。
无论是从政治学或新闻学的角度，端纳都是值得记录的历史风云人物。他在新闻方面的造诣与他对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影响同样醒目。
一九零三年，端纳采访了两广总督岑春煊，并成为了他的洋顾问，从一个新闻记者开始参与到了中国政治生活当中。此时正是满清后期，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保皇派、维新派、革命派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一个派别都希望走到权力的中心，挽救风雨飘摇中的中国。究竟谁才是这座古老国度的未来？
所有这一切都在端纳的心中打了一个问号，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五年前他的朋友沃森对他说，中国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但需要人去唤醒，这股力量究竟在哪里？
历史上，端纳投身于中国政治。信念和动机很简单：帮助中国人摆脱被奴役的可怜命运，让中国成为东方的一只醒狮。他将希望寄托在当时被认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一个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身上。他希望通过这些政治人物，将自己了解的西方民主，推及到中国。然而，他最后是深深地失望了。他拯救中国的宏图和构想没有在他所倚重的政治家的身上得以实现。他的美好愿望像泡沫一个接一个地粉碎。
但现在，端纳还没有这种经历和失落，他同情着中国民主主义者，赞赏着中国的革命者，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
而就端纳在当时中国的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即对中国解释西方的声音；对西方传达中国的声音；以个人建议的形式，用西方民主思想去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家，通过中国的政治家对时政的干预或重大举措来影响中国社会。
虽然端纳很希望早日拯救中国，但陈文强的大话却让他很有顾虑，觉得对宪政的推进和实施，陈文强是过于乐观了。
“陈先生，宪政固然可以简而化之。但实施起来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便说英国，从大宪章到真正的宪政。可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而从目前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民主习惯和意识等方面来看，要实现宪政，似乎并不象你说的那样容易。”
端纳虽对中国一往情深，但却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西方生活方式。对中国菜他从不问津，只吃西餐。在中国他始终雇着个西厨，伴随他走南闯北。而且。他从不学中文，顽固地用英语几十年如一日地和中国人打交道。
陈文强完全听得懂端纳的英语，但他还是找了个临时翻译——阿萱。尽管阿萱翻译得有些慢，甚至有些谬误，但陈文强宁愿重说。宁愿不断地给阿萱更正。
“是的，你的担心很有道理。要考虑到西方制度和中国具体国情，如落后的经济、社会、民俗环境等问题，强行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确实不可行。但推行宪政并不意味着各个方面、各项条件都完全具备，而是可以循序渐进，边实施边进行宪政启蒙，最重要的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陈文强伸出一根手指，强调道：“这第一步便是制定宪法并颁布天下，不完善没关系，各国宪法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增有改，不断调整的吗！”
“当然，宪法并不代表宪政，有了宪法，并不表明就必然会有制度化、具体化的宪法体制。并不排除一个国家的宪法答应给人民权利，却无法在现实中去寻找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