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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的态度都要强硬，但仍无法使国会同意“给中国人公平待遇”。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到了七月底，在首先发起运动的上海便出现了分化。
在抵制之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七月末，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的抵制热情越来越高；而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便有出现分化的迹象。
显然，出现这种现象是陈文强所不愿看到的，也不符合他的利益。虽然煤化厂已经能生产一定数量的煤油，但崖州石化厂还在加紧兴建，要三个月后才能投产。也就是说，他需要时间，需要把美孚石油逐出中国市场，并取而代之。另外，还有纺织企业，挤压美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是有益无害。
而且，运动只持续了三个月。远远没有令美国，以及其他列强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威力。更没有让国内民众意识到非暴力地抵制洋货是一种更老练、更成熟的武器，以后也会屡试不爽。
“上海存货大约在八百万美元，其他商埠呢，加起来大约也是这个数目，也就是一千五六百万。”陈文强首先与中侨合资银行的股东们进行了磋商。希望银行能够出手，暂时解决大商人的困难，使抵制运动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合资银行在这次运动中应该挺身而出，顺应民心，出资购买存货的一半，使大商人们能够先解决资金周转，并使这场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同时，这也是银行把业务网点再一次进行扩张的机会。”
“各地总存货的一半？七八百万美元。实在是太多了。”
“文强，这手笔确实太大，风险不小。我看不如选择重点地区，做做姿态也就是了。”
“我赞成阿德哥的意见。重点地区嘛，广州就不错，抵制热情最高，咱们又在那里建立了分行，顺应民心是应该的。”
陈文强摇了摇头。说道：“手笔很大，风险却不大。抵制运动不会是永远。多则一年，少则半年，买下的存货早晚会流通，但确实是压了很多资金。我看不如这样，广州既热情高，也还没有什么大商人打退堂鼓。咱们就先紧着上海。毕竟上海是首先发起者，这么快就退缩，名声也不好听。”
“即便是上海，所需资金对银行来说，也不堪重负啊！”顾问诺依曼估算了一下。说道：“二百万美元，这是增资扩股后能够动用的极限了。再除去其他用途，银行最多只能拿出一百万。”
“一百万？”陈文强想了想，扫视着众股东，笑道：“那就一百万，其余的我来想办法。诸位以为如何？”
“文强的面子还不值这一百万？”虞洽卿率先笑着举手，其他人对视一眼，也相继表示同意。
对于中侨合资银行的发展，陈文强是出了大力的，南洋侨商的注资，广州分行、昆明分行、琼州分行的建立，可都是他的功劳。再者，陈文强的名望，以及奇迹般的崛起，总让人有种信任仰慕的心理。
何况，陈文强还是什么人，青红帮大佬呀！事实上掌握着兴义堂，在上海滩的势力极大。如果他赞成抵制，那些想分化的大商人就要小心了，帮派人物的捣乱破坏可是足以使他们忌惮害怕的。
现在，陈文强还不想动用兴义堂这股力量，而是在筹谋着用比较正规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这正规的手段背后还有着狡滑的布置，有着更长远的计划。
就当时美国对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来说，洋布、面粉、煤油，陈文强制定了一个分别的针对计划。
首先是洋布：他准备联系国内纺织行业的实业家，筹资买下库存的部分洋布，并加大生产力度，占领更多的国内市场。毕竟抵制美国洋布，对于国内纺织行业来说，是减少了竞争压力，是一个利好。
然后是煤油：陈文强要动用自身的资金进行收购，然后运到崖州石化，改换包装，打上自己的商标再转回国内销售。这样偷梁换柱后，虽然是白折腾，但既缓解了资金压力，又使自己的品牌占领市场，还给石化工厂的投产赢得时间。
比较难办的是洋面，进口的价格竟然比国产土米土面还便宜——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农民的生产成本就比西方同行高得多。这在陈文强拜见岑春煊时，便听岑春煊说起过。岑春煊所讲的是洋米洋面价格低廉，广东进口极多，即便闹灾，百姓也不愁饥饿。
当时陈文强并没有在意，但现在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并且要解决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
陈文强虽然没读过叶圣陶先生的著名短篇《多收了三五斗》，不知道其中就讲述了江南一群农民因为洋米洋面倾销冲击市场，不得不忍痛亏本粜米，在丰年反而比灾年更加负债累累的惨剧。但他在上海滩却看到了成千上万破产农民的涌入，也知道经济危机，以及资本和商品倾销对一个国家的伤害程度。
歉收要饿死；丰收呢，自种自吃是可以，但要出售却竞争不过洋米洋面；低价出售来交赋税，就要赔本；如果农具是借债买来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债务永远还不清，还越背越重。
而满清政府和历史上辛亥革命后的各个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恐怕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本国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愈演愈烈，直至不可救药。
这样干不对啊！陈文强越是研究，越是分析，越是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死局，难以破解。他不禁皱起眉头，扔下纸笔，抬眼向窗外望去，希望明媚的阳光和绿色的庭院能带给他新的思路。
眼睛的疲劳在缓解，可思路却依然没有。突然，陈文强瞥见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在院门处闪现。
回到上海好几天了，竟然忘了丽莉交代的事情。陈文强苦笑了一下，起身下楼，来到庭院里，叫道：“玉莲，我看到你了，快进来，丽莉有礼物捎给你呢！”
半晌，玉莲那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小脑袋从院门处探了出来，眨着眼睛，胆怯又有些期待地望着陈文强，小声地问道：“丽莉还没回来吗？”
“她给你写了信，还给你捎了礼物。”陈文强没有直接回答，笑着招了招手，说道：“进来呀，你不想看丽莉的照片吗？”
玉莲犹豫着迈步出来，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她的脚显然是不裹了。就在玉莲推开院门，走进庭院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呼唤她的声音。
是阿萱。很快便出现在陈文强的视线里，玉莲牵着她的袖子，侧着头向她说着什么。然后，阿萱便带着歉意的微笑走了过来。（。。）
第九十九章 刮目相看的“一盘散沙”（）
“陈先生，对不起，玉莲打扰到你了。”阿萱微微鞠躬，礼貌地说道：“我和她说过了，丽莉还没有回来，可她不死心，总是偷偷地来看。”
“没关系的。”陈文强做了个请的手势，说道：“是我最近太忙了，竟然把丽莉捎的信和礼物给忘了。要不是看到玉莲，我还想不起来呢！董小姐，请进，东西在屋里，正好给玉莲带回去。”
阿萱点了点头，并没有推拒的意思，领着玉莲，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屋子。在经过陈文强身边的时候，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漂亮的海螺、贝壳，黎族的土花布，腰果仁、牛肉干……玩的、穿的、吃的，应有尽有。还有丽莉和崖州风景的照片，以及一封小孩子之间的通信。
玉莲立刻被吸引住了，瞪着大眼睛，摸摸这个，尝尝那个，问着有些幼稚而奇怪的问题。
陈文强一边随口解答着，一边让佣人端来咖啡，请阿萱坐下闲谈。说着说着，就不自觉地说到了他刚刚在苦思的问题。
农村的破产在逐渐加剧，如果不改换投资渠道，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所以，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那个时代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定居在城市经营工商以后，我们家并不依靠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阿萱不知道陈文强为什么突然想了解地主、农民的生活，但还是本着自己的经历和看法在叙说着。“乡下的土地都交给‘二地主’（代理人）打理，租税收多收少也不是太在意。因为土地的收入太微薄，在我的印象中，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一两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一亩地一个银元，一百亩才一百银元！有一百亩地算是个中小地主吧，一年一百多银元的收入。还真是不多。估算了一下上海工人的平均薪水，每月四五块大洋的话，在农村就相当于拥有了五六十亩地。
当然，阿萱所说的土地收入，应该是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如果是纯粹的自耕农，收入是能够翻番的。如果再减轻捐税的话……
陈文强若有所思，身处上海滩这个繁华都市，从事的又都是工商行业。他竟然有些忽视了现在的中国应该还是一个农耕社会，农民是绝大多数。
“陈先生——”阿萱偷偷看了一眼沉思中的陈文强，试探着问道：“琼州那边很好吧？”
“哦？”陈文强清醒过来，点了点头，说道：“那里本就荒僻，但现在的人气旺了许多，比上海少了些喧嚣，多了些宁静。嗯。反正我是很喜欢那里的。”
“若是，若是我去那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