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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却很少提及他的家人，我只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城市下岗工人，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担心地问他：“你是城里人，我可是是标准的乡下妹子呢，你爸爸妈妈不会看不起我吧。”
他自嘲道：“城里人和农村人有区别吗？”
我惊讶极了：“谁不知道城乡差别啊，听说很多城里人都看不起乡下人呢。”
他苦笑道：“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家虽然在所谓的大城市，但也是城市贫民，城市贫民甚至连农村人都不如。因为即便再穷，农村人好歹还有粮食吃，而我们，要是找不到工作，就连饭都吃不上！”
我疑惑道：“既然这样，为什么报纸上还说城乡差别越拉越大啊？”
他忽然激动起来：“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而是贫富悬珠越来越大！农村很多人也很有钱，比如那些掌握实权的村干部、乡干部等等；城市很多人也没钱，比如没权没势的城市贫民！对此，我体会得比任何人都深刻，并且，在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象我们家一样的所谓城市贫民！”
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听到“城市贫民”这个词，以前我总以为，城里都是有钱人，农村都是穷人，原来并非如此！
虽然我一直抱怨自己命苦，但始终围绕着个人的悲苦打转，不知道我命苦的根源。自从和王磊在一起以后，他看问题总是一针见血，直指事情的本质，让我视野开阔了不少。我逐渐意识到，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是孤立的，其实是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等等紧密相连的。
这样有思想有深度的男人，才是真正值得我爱着！我庆幸自己在经历过无数的挫败之后，还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转眼，除夕到了。
虽然经理级别的饭菜平时还不错，但假期中，经理级别的饭菜取消了，只有普通员工餐和职员餐，且要自购饭票。每顿五块钱职员餐吃了几次，又冷又硬，实在是难以下咽。所以除夕晚上，我们便到外面的饭店吃饭。虽然只有两个人，还是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好亲热，我们只好一边吃一边聊天。
在谈到工资时，我随口问：“我在台资和港资都做过，领工资时一直要签两次名，后来听财务人员说是做的假帐，没想到樱之这样的大厂也做假帐，还是外资企业呢。现在媒体都在鼓吹外资的先进管理，就是这样管理的吗？”
他苦笑道：“在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目的是盈利，所以能逃税漏税、行贿受贿他们肯定会去做，但如果被查到，后果极其严重。记得前两年的美国能源巨头之一的安然公司，因为做假帐被调查，己经破产了。还有帮做假帐的全球四大或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也破产了。但在国内，好象根本没人管，反而不做假帐不正常了。”
这些事情，都是以前的我所不知道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们吃到一半时，旁边餐桌上的一对中年夫妇己经用餐完毕，但他们桌上的菜还没有吃完。那对中年夫妇刚刚离开，一名服务员走过来准备收拾餐桌。当她端起半盘剩菜刚想倒进泔水桶里的时候，一个穿灰布衣服的老奶奶抢步上前拉住了她的胳膊。服务员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将手中的菜盘又放到餐桌上。老奶奶坐了下来，将桌上剩下的饭菜倒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诧异地看着这一切，王磊伤感地说：“他们都是‘捡饭’的。”
我好奇地问：“店里同意他们进来‘捡饭’吗？”
他说：“谁在外没有难处呢？这些‘捡饭的’都很守规矩，并不影响别人吃饭。再说，那些剩饭剩菜倒进泔水桶，确实也太浪费了。”
不一会儿，我和王磊也快吃完了，刚站起身，一个身形瘦小、穿着红色旧夹克的男孩走了过来，男孩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他有些羞怯地问：“叔叔、阿姨，你们吃剩的菜还要打包吗？”
我们赶紧摇头。
男孩便坐了下来，端起我吃剩的半碗米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王磊同情地问：“今天是大年三十，你为什么还出来‘捡饭’呢？”
男孩略一迟疑，声音低沉地说：“我家里穷。”
我问：“你爸爸妈妈呢？”
听了这话，男孩的声音更小了：“爸爸妈妈本来是在工厂打工的，三个月前，
妈妈肚子疼去医院，医生给她开了刀。妈妈过几天又疼了，于是就去关内医院，才知道子宫被摘除了，实际上，她前次肚子疼是盲肠炎。现在妈妈整天躺在床上，浑身都是病。爸爸不能辞职，因为他还要挣钱给妈妈治病。我只好辍了学，一边捡荒，一边照顾妈妈。自从出来捡饭，每天就能省下一元钱呢。”
因为盲肠炎被摘除了子宫，这样可怕的事情竟然也有发生？我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恨声说：“你们去告那家医院，还有那个医生去！”
男孩摇摇头：“没用的，那个医生早就跑了，医院什么都不承认呢。”
我彻底无语了，暗中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倘若以后肚子疼，还要不要去医院？
王磊还在问：“怎么不回家治疗呢，这边医药费很贵的。“
听了这话，男孩的眼晴里有两颗晶莹的泪水在打转儿，但始终没有掉下来，过了好久他才说：“我也想回家，可爸爸说，在这边工作拾荒捡饭还能挣点钱给妈妈看病，回家只能靠几分口粮田，连看病的钱都没有。”
我从他说话的神情上能够看出，他不是在撒谎。抬眼望去，王磊的眼圈儿也红了，喊服务员过来埋好单后，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塞到男孩的怀里，哽咽道：“回家吧，买点东西和爸爸妈妈过个好年。”
说完，不等那男孩反应过来，拉着我忽匆匆离开饭店。我穿着高跟鞋，差点崴了脚，责怪道：“你跑什么？你是给钱又不是偷钱？”
第244章（）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我怕我会流泪。”
我有些吃惊，真没想到这个平时里稳重成熟的男人，原来是这样的善良与脆弱。而我，对这些事情却早己经麻木了，没有感触，更不会流泪。一瞬间，有一种痛楚穿透我的心脏。我忽然意识到，岁月侵蚀的不仅是我的容颜，还有我曾经敏感善良的心！
为了掩饰我的麻木，我故意转移话题：“你这么好，以后就不会甩我了吧？”
他抚摸着我的头：“佛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回今世的一次相遇，而
你我的两次相遇，是前世1000次回眸才换来的，我怎会舍弃？”
虽然说这话时，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忧郁，但我还是放下心来。这次恋爱，我是直奔婚姻而去的，当然希望是最后一次。再说，过了年，他30岁，我25岁，早己过了国家法定的结婚年龄。
但他不提结婚，我也不好意思说，毕竟确定关系的时间太短了。虽然他没有明说，我也在心里暗暗计算着结婚的日子，我们是2006年元旦前后关系微妙起来的，所以我很希望在2007年的元旦和他走进结婚礼堂。
无论什么时候结婚，我现在都是有男朋友的人了。所以初一那天，刚吃过早饭，我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妈。
接通电话，我刚喊了一声“妈”，我妈就兴奋地说：“海燕，你知道吗？来接你电话的路上，我碰到组长侯老皮，他给了我三元钱呢。”
侯老皮比我爸还大，在我记事时他就做组长了，不过以前不叫组长，叫生产队长。那时候我们是槐树坪大队槐北生产队，自从大队变成村，槐北队也变成槐北组了。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做这个组长。他为人很老实，又不会偷奸耍滑，深得历届村长的欢心。说是历届，其实有些夸张，我印象中的槐树坪，好象一直是邱旺才做村长。
理所当然地，象侯老皮这样老实的人，注定做不成大官。好在他是高小毕业，在他那个年代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并且他的毛笔字写得相当好。特别是春节前，很多人家都找他写对联，他来者不拒，从不收钱，所以在组里人缘特别好。但人缘再好，他家和我家也没什么深厚交情，平白无缘送三元钱给我妈做什么？
于是就想起以前淑芬说过话：“常言道，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还要浪打浪，六十还在浪头上。”
我脑中灵光一闪，莫非我妈和侯老皮那个啥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想下去，只是没好气地说：“侯老皮有病啊，给你钱做什么？”
我妈赶紧“呸呸呸”了三声，责备道：“大过年的，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这三块钱是选举的钱，我们家三口人，一人一张选票。选票按人头算，一个人一块钱，可不就是三块钱了吗？”
我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明白过来：“选票，什么选票？”
我妈还沉浸在平白无故得到三块钱的喜悦中，底气十足地说：“前两天村里选什么乡代表、县代表，我们虽然人没去，但上面己经给我们安排好了。这钱就是选票的钱。哈哈，连侯老皮都说，上面发的，不要白不要。他自己家八口人，都拿到八块钱呢。要是你爸还在，其实我家也可以拿到四块钱的。”
提起爸爸，我不免有些伤感，正想安慰她几句，电话里忽然传来好几个人的说笑声。我妈也加入了说话的行列，好一会儿才又兴奋地对着话筒说：“海燕，你舅妈刚才也拿到两块钱，连你姥姥姥爷都拿到两块钱呢。可惜小建和计生还小，要不，你舅妈家还能多拿两块钱呢。”
我真的有点傻了，狠狠掐了掐自己的胳膊，才知道这是真的。选乡代表、县代表？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回事。在我不知道选举这回事时，我的选票就被一块钱打发了？
我的选举权在哪里？难道我没满18岁？难道我是傻瓜？或者我什么也不懂，所以就什么也不用告诉我？就算我什么都不懂，那些拿到选票的父老乡亲也什么都不懂吗？想到这里，我不由恼怒道：“那些所谓的‘代表’们，我连名字都不知道，更是见都没见过，我凭什么要选他们？”
我妈有些生气：“你这孩子，怎么就和别人想的不一样？人家给钱你还不高兴？村里哪个人象你这样的？当年真不该让你读书，真是把脑子都读迂了。”
我很委曲，还想辩解一下，我妈就不耐烦了：“电话费好贵的，你在那边没事就好，我挂电话了。”
随着“啪”地一声，电话里立刻传来“嘟嘟”的忙音。我这才想起，本来是要告诉妈妈我有男朋友了，结果被选票一搅和，什么事都没说。
王磊看我对着电话发呆，关切地问：“怎么，家里还好吗？”
我无奈地摇摇头：“还好，只是我感觉被人卖了，家里在选什么乡代表、县代表，村里没人任何人参加选举，但每人都得到一元选票钱。”
王磊却笑笑：“你要这样想，我们民主化的进程还是蛮快的嘛，公元纪年2006初，我们竟然真的有选票了！并且，这选票还值一块钱。”
我立刻被他逗笑了，作势用拳头捶他。他怜爱握住我的小拳头，轻尔易举地把我拉进怀里。伏在他胸前，听着他强有力的心跳，闻着他身上淡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