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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杭宗峦匆匆忙忙赶了来，一看到我们便焦急地问：“赵直不在，大家都没钱，只凑了三千块钱，还是把上次一家啤酒厂抵压的啤酒拉出去低价卖的，我都急死了。”
不知为什么，手术那么疼我都忍着没哭，但看到杭宗峦气喘吁吁的样子，还有她小心翼翼掏出的三千元钱，我竟悲从中来，眼泪汹涌而下，瞬间便是满脸的泪水。
正好刚才给我做手术的那个医生有事进来，看到我哭，立刻大声制止：“刚做过手术，不要哭，哭了以后头会疼。落下病根，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虽然声音还是和刚才一样严厉，但口气明显柔和了许多
听了这话，我立刻收了声，想忍住哭，但泪水，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因为身上很多冷汗，我怕灌进鞋子里，便拿出纸巾，把裤管卷起来，想将小腿上的冷汗擦干净。
没想到，医生再度制止了：“不要露出膝盖，以后膝盖关节会疼。”我只好将裤管放下来。
这时，我感觉口很干，秦学礼和杭宗峦去交钱取药了，小韩也去洗手间了，我只好自己拿了一个一次性的杯子去倒水。象以往一样，我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冷水的开关。
没想到，我刚想把水杯送到嘴边，医生更加严厉地喝斥道：“不要喝冷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
我一惊，水杯里的水立刻洒了出来，蹦跳了几下落到了地上。望着地上的那滩水渍，很快连成一片，我只好慢慢转过身子，又接了一杯热水。
打点滴的时候，因为感觉浑身发冷，我躺到了输液的床上。床单和被子都是白色的，我紧紧把自己裹在白色的被子里，心如死灰。
点滴打完，又喝了几杯热水，身上不再冒冷汗了，好象也有了些精神。回去的时候，因为天己经晚了，只好又打了一辆“的士”。就着车内的灯光，杭宗峦让小韩把所有收据都拿出来，几个人凑在一起算医药费。将近两千块钱，本来应该花得还少些，但医生不知什么时候给我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菌培植，明天才能拿结果，仅这一项，就花了650元。
刚才吓得不轻，医生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想想，手术今天都做过了，明天才能拿结果的所谓细菌培植，实在对这个手术没有任何意义。
小韩埋怨道：“医院真是黑心！”
一提起这事，杭宗峦就牢骚满腹：“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没病治成有病，小病治成大病，又不是新鲜事。现在的医生啊，只要你进医院，随便问几句就开一大堆检验单，完全依赖机器，真不知怎么说他们好。依我看，海燕今天花两千块钱实在不算多。你流了那么多血，要是遇到狠心的医生，才不管你需要不需要呢，肯定会叫你输血。只要血制品拿来了，就算是为你备用，也照样扣钱！”
秦学礼附和道：“就是就是，要是输血，那就不是一千两千了，一小袋血就一千八。”
杭宗峦问我：“海燕你献过血吗？听说献过一次血的人本人和直系亲属是可以免费用两次血的。”
我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有几次遇到无偿献血车，其实很想献。但听说很多采血站都是非法的，我分不清哪是正规，哪是非法，就只好不献了。”
第116章（）
秦学礼闻言，恨声说：“就是正规没有用的，我献过两次血。献一次血，直系亲属可以输两次的。可那次我父亲需要输血，当时在我们县医院看病。我拿出献血证，医生却说，不是在本地献的血，县医院的血就不能无偿给我父亲用。”
杭宗峦接口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从大学时起，每年都献血。后来也遇到和你类似的情况。当时是他母亲用血，医生先叫他买血，再去献血的地方报销。他信以为真，就到原先献血的那个血站，先是出示病历；谁知有了病历，又要医生证明，证明当时必须输血；证明拿到了，又要用血的发票。虽然医药费发票是全开在一起的。但我同事还是想法设法拿到了，然后血站又说那家医院的价格高了。我同事被他们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焦头烂额。但他很执着，最后终于拿到报销了，还抵不过车费和误工费呢。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献血了。”
尽管我浑身无力，但还是不解地问：“为什么每个人用血时都要买血呢？又那么贵，每年有那么多人义务献血，那些血都用到哪里去了？”
秦学礼冷笑一声：“都被卖给病人了呗，血站做的真是无本生意，白赚！我听一位曾在某个血制品公司工作过朋友说，虽然国家这几年三令五申，各省卫生厅也组织多次检查和整顿，但很大一部分采血站还是违规操作，存在降低供血员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违规违法行业，牟取暴利，且手段越来越隐蔽。经常有一些病人、老人、残疾人等不符合采血规定的人，利用别人的身份证冒名顶替，也加入到卖血行列中。据说贵州省记录在案的有25个单采血浆站，其中有一个县级血站是贵州省采浆量最大的，也是国内的‘第一站’，每年营业收入超过两千万，纯利润在500万以上。那个血站是由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兼任站长，开的都是上百万的豪华宝马轿车，个人年收入超过千万，是当地有名的富豪之一。”
杭宗峦无奈地说：“是啊，多明显的欺骗。很多事情，本来上面的政策也许是好的，但一贯彻下来，就彻底变了味，成了某些当权者谋私利的工具。”
秦学礼叹了一口气：“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掌握实权的少数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丧尽天良。因些，仍然有很多人依靠卖血为生，带有艾滋病毒的血还有流淌，流进一个个健康的身体内，不时有人因为输血感染艾滋病或别的血液传染病，媒体的报道也证明了这一点。可遗憾的是，那些卖血的人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补助’，竟然连艾滋病也不知道！”
卖血！卖血！听到这熟悉的字眼，我感到浑身冰冷。曾几何时，河南、安徽等省卖血感染艾滋病成为令人尴尬的“中国特色”，而今天，这种可怕的行为仍然存在，在中国发现艾滋病二十年之后，卖血不止，国难未已，又将有多少人因为贫穷去卖血而感染艾滋病，又将有多少因疾病输血和使用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新的灾难又该降临到多少人、多少家庭身上！除了那些暴富的血站站长，我们的政府官员都到哪里去了呢？视而不见还是掩耳盗铃？亦或是为虎作伥？我越想越感到恐怖！
一方面是，国家为艾滋病高发区的巨额资助，高发区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负担，而国家的这些资助又有相当大一部分流进了地方当权者的私人钱包，致使艾滋病人及携带者穷途未路；另一方面，暂时幸免于难或疫情不太严重的地区，却又走着高发区当年的老路，血浆经济仍在如火如茶地开展，贫穷的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可怜的“补助”！
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现在的医院和其他很多政府部门一样，占地面积越来越大，建筑物越来越庄严气派，可离普通老百姓，却是越来越远了。
经此一劫，我身心俱惫。象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我甚至不想踏出专题部半步，我害怕见到陌生人，我再也不愿意过那种半小姐性质的跑单生活了。在东莞，我就象一朵飘零的花，离开故乡的怀抱，我就没有了一株可以栖息的枝桠了，我感觉自己好累好累啊。
现在，除了回家，我什么都不想！这个念头刚一产生，便强烈地充斥了我的整个灵魂。山水阻隔了亲人，却阻不断我对亲人的思念；岁月模糊了记忆，却抹不去我对故土的情怀！我要回家，我想妈妈和弟弟。只有亲人的爱才可以抚平我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至于那个齐怀义，至于所谓的实现自我价值，都统统见鬼去吧。
如果赵直给我结算提成的话，加上我一直舍不得动的那一万块钱，我就可以有两万五千元的存款。也许在东莞，两万五千元实在不算什么。但回四川的话，有了这两万五千元，就可以开一个小小的店，然后找一个男孩安安稳稳地嫁掉，平平淡淡过一生，我就再也不需要来东莞了。
可赵直除了给我五百元让我补补身子外，再次以没钱为由拒绝给我结算提成。赵直还是以前的赵直，可大难过后的杨海燕，再也不是那个胆小害羞的杨海燕了。人一旦被逼到墙角，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于是，我每天早早地坐在他们打电话的大厅里，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除了眼晴长时间盯着某个人外，就象一具行尸走肉。开始的时候，赵直还不断怂恿杭宗炕让我外出跑单，但我坚决拒绝了。几次过后，杭宗峦终于也死了心，又和新来的漂亮女孩向蕾组成了搭裆。
每天早上，他们一开始打电话联系客户，我就会悄没声息地坐在大厅里，直到他们一天的工作结整，我才会返回宿舍。每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这让他们很不耐烦。
我只想拿到我应该得的钱，那都是我出卖尊严和人格得到的。所以，无论他们对如何，我都冷眼相对。我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专题部的人因我的存在，气氛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沉闷。有时，他们很多人在说笑，看到我形如鬼魅一样地飘进来，便立马住了嘴。我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专题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其实采用这样的要钱方式，我也是逼不得己的。每天坐在大厅的一角，我连自己都讨厌自己。我脑海中不由冒出八个字：人在东莞，心在地狱！于是，我更急切地想要回家，而回家，除了用这种方式，我一介弱女子，实在是别无选择！
第117章（）
这一切，都是因为赵直不给我结算提成，很快，同事们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议论纷纷，说赵直不该这样为难一个女孩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以后自己也遭遇和我同样的下场。
赵直很快就坐不住了，几次声色俱厉地撵我出去跑单未果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杨海燕，我这里不是福利院，你整天做在这里象什么话！也影响别人做事的！”
我冷冷地说：“好，把你该结算的提成给我，我一定马上离开！否则，我就是你的员工，我会一直这样坐下去！”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很紧张，在这个诚信缺失的年代，欠钱的都是大爷，他若铁定不给，我也是没有办法。他这个所谓的专题部，鬼知道是真是假呢。好在一万五千元还不至于让他放弃这里的一切，抬腿走人。想到这里，我便放下心来。
果然，沉吟片刻，赵直还是无奈地点点头：“好吧，不过我己经给你五百块了，这段时间又白吃白住的，只能给你一万二千元。”
我很干脆地说：“行，一万二就一万二。”
拿了钱，我立刻存在了银行卡上。按照宿舍女孩们传授的经验，我到附近的小市场花三元钱买了一条前面有小口袋的尼龙短裤，将银行卡和准备买车票的五百块钱放在小口袋里面，然后小心地拉上拉链。我又分别在两只鞋垫底下各放了三百块钱，做为到广州的车费以及路上零花。
这是我三年后第一次回家，和以前厂里那些回家过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