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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时间越拖越久，我们几个所谓的代表也很为他们担心，因为越晚结工资他们越难到外面找到住处。而找不到住处只好流落街头，这样又很会被查暂住证的治安队抓进去。
虽然己是四月中旬，虽然我们厂每个人早在元月份就被从工资中扣了60元暂住证费，但我们厂却是从不发暂住证的。如果遇到治安员，只要出示厂证就行了，这曾经让我们很是不解。但仅仅是不解而己，又能怎么样呢？
不过最惨还是即将被解雇的这批人，只要结工资，厂证便会被没收。所以走出这个厂后，他们就是盲流，就是三无人员，就属于被治安队要抓的人！
因为治安员的出现，他们没有轻举妄动。刚才的七、八个治安员很快走出办公大楼，远远地站在厂区那边。治安员的出现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虽然还没有人过来结工资，但己经有胆小的男工去宿舍收拾行李了。
双方一时陷入僵局，男工们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经过刚才的愤怒、吵闹，他们也冷静下来了，知道被解雇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人群中开始不停地有人走动，他们到这堆人面前说一会话，又到那堆人面前说一会儿话。有人摇头，有人点头，气氛一时竟非常诡秘。其间，宋主任曾让保安员靠近打听一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但那引起人很是机警，一看保安员走近，立刻闭了嘴。
这些走来走去的人中，有两个人活动得最为频繁。一个是长相高大帅气的男孩，可惜再帅气的人遇到这种事也未免有些灰头土脸，胡海成认出这个男孩叫孔驰，平时做事非常老实勤快；另一个则是个矮胖的黑小子，这黑小子我认识，原是和我一个组的车位，叫江十月，据说是十月出生的。江十月十三岁就开始在广东混了，平时很少跟人说话，但车间里很多人都怕他，连英姐平时也是让他三分的。
我们很快发现，刚才还三个一堆两个一团的人，现在似乎越来越往中间移动了。他们占用的面积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近，并且有更近的趋势。我们几个代表倒还无所谓，负责这次解雇事件的宋主任不禁慌了神，他担忧地说：“这些人可能要闹事。”
余武大咧咧地说：“他们要是闹事就麻烦了，差不多是一个对四个，我们这些保安肯定不是对手的。”
胡海成嘲笑他：“你们不都是退伍军人吗？当初招工的时候一个个都表演了擒拿格斗呢，似乎身手都不错。”
余武“哧”地笑了：“擒拿格斗有个屁用？不要说保安，就是连我都同情他们。真的打起来，保安会拼命吗？再说了，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保安的老乡什么的，刚才那个保安组长的话你们也听到了，不但是老乡，有一个还是他侄子呢。真的打起来了，他到底是帮谁？”
宋主任长长叹了一口气：“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也不过是打工的呢，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忽然，孔驰站起来朝这边喊：“宋主任，你过来一下。”
要是在平时，一个普通的车位哪里敢这样子和保安主任说话。但现在，他不但喊了，神情还颇为不屑。宋主任无奈地看了我们一眼，慌里慌张地走了过去：“什么事？你们想通了？”
孔驰似笑非笑道：“我们是想通了，你也是打工的，为厂方办事，我们也不为难你。我们这些人要一起去劳动局告状，你让手下的兄弟别拦我们。否则，真的打起来对谁都不好。”
宋主任断然拒绝：“这个绝对不行，放你们走了我要承担责任的。我说过了，没用的，你们还是结工资吧，天晚了就更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了。”
第88章（）
旁边的江十月不耐烦地说：“不过是一只看门狗，跟他费什么话？我们一齐向门外冲就是了，哪只狗过来拦就打断哪只狗的狗腿！”
看到这边乱起来，厂区的治安队员也紧张起来。孔驰和江十月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不一会儿，宋主任的脸上就渗出豆大的汗珠。真的如余武说的那样，没有一个保安队员神情紧张，有的还亲密地和男工们讲话。
宋主任非常狼狈，孔驰和江十月的口气也愈发不耐烦了。忽然，他们将宋主任推倒在地，一个个发疯似地朝大门口跑。
宋主任倒在地上着急地大喊：“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
可那些保安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谁真的去拦住他们。眼看跑在第一的江十月就要冲到大门口了，忽然不远处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江十月顿时一惊，立刻收回就要跑出厂门的脚步。
果然，几辆警车和好多辆警察专用摩托车冲进厂区，并在离蓝球厂50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具体看不清多少人，警车和摩托车上不断闪烁的红色指示灯却不断提醒人们：警察出动了！
警察站在厂区，当然是代表厂方，肯定也是厂里请来的。虽然警察和治安队员们并没有任何对他们动武的表示，甚至很少人往这边看，但刚才还蠢蠢欲动的男工们立刻感到了某种无形的压力。
很多男工退回到篮球厂的位置，孔驰和江十月看到后面越来越稀少的人，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了人群。越来越多的人将行李搬到了蓝球厂，甚至有几个人想过来结工资。开始的时候，孔驰和江十月几个活跃分子还想象刚才一样到处游说，但点头的人越来越少，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
宋主任立刻亲自出马，走向那几个拿着行李想过来结工资的人。先是一个，两个，三个。。男工们很快排成了队，一边叹气一边交出各自的厂牌、厂服、饭卡、宿舍钥匙，经过我们各部门代表一一确定签名后，领了工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厂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大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有老乡投奔还是好的，没有老乡投奔的便联系几个相同命运的人，准备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难被治安队发现的地方过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们：“工资我明天再拿，让我再在厂里过一夜好不好，就一夜。过一夜你们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对于这些请求，人微而言轻的我们只好无奈地摇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去年进厂时他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证。1。55米左右，长得非常秀气，瘦弱得可怜。结了工资，他却抱着凉蓬边的柱子不肯走，他哭着求我们：“让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胡海波问他：“怎么没地方去？是谁带你来东莞的你就再去找谁。”
男孩可怜巴巴地说：“是我哥带我来的，可我哥得了胆囊炎，这边看病太贵，他上个月回家做手术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们面面相觑，都非常同情他。按刚才驱逐男工的办法，余武应该威胁他离厂的。但余威看着哭成泪人儿的小男孩，转身无奈地对我们为难地摊摊手：“怎么办？我真的是下不了手。”
但这时，除了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离开了。宋主任脸上露出了笑容，长舒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都走了。”
回头一看抱着柱子的男孩，诧异地问：“这个也是吗？”
我试探着问：“他好可怜呢，能不能让他在厂里过一夜？”
宋主任向我一瞪眼：“出了问题你负责？”
我吓得立刻噤了声。
余武只好走过去，轻声说：“走吧。”破例没有象刚才对待别的男工那样粗暴和大叫。男孩却仰着流满泪水的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一下，忽然抱住他粗壮的大腿，哀求道：“求你了，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余武叹了一口气，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强硬地掰开他的手，轻轻将他抱离地面，另一手提着行李，将他送到门外。
我难过地看了一眼手中的“辞退通知书”，会计部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歪歪扭扭的签名，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三个字：刘小逢！
在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条件允许了，我一定要记录下他的名字，记录下曾经发生在广东东莞土地上的这段历史！
历史不会忘记，东莞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个瘦弱而秀气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刘小逢！
我忽然想起了英国牧师约翰。多恩的诗：“每个人的逝去，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的命运，与所有人的命运相连。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呜，它就是为你而敲响！”
是啊，打工者付出心血和汗水，用以换取微薄的报酬，工作却没有任何的保障！今天被无理解雇的是刘小逢这一群人，事实我们所有人，或早或晚，都逃不过和他们相同的命运！
当天晚上，因为针织部一次性解雇了160名男式，梭织部那些放假的男工们也惴惴不安起来，他们四处打听是否梭织部是有一批男工也要被解雇。但所有经理级以上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干脆：“绝对不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男工们安下心来。谁知第三天中午吃饭时，梭织部四个车间又有160名男工的名字被贴了出来，并要示这160名男工吃过饭后到篮球厂集合。因为前车之鉴，男工们虽然个个骂声不绝，但还是乖乖地回宿舍拿了行李，没有象上一批被解雇的男工那样对峙和反抗。据代表梭织部参加解雇事件的朱蜜说，这次只是象征性地来了几个治安队员，并没有象上次那样大张旗鼓。
留下来的男工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仍在放假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很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还解雇男工吗？”
那一段时间，笼罩在非典阴影下的“金秋”厂内忧外患，人人自危，不断有传言满天飞。这些传言有的是说非典的：哪里哪里又死了人；政府己取消所有大型集会，比如演唱会、人才市场等等。并且，所有工厂都停止了招工。每个传言到来都让我们害怕好一阵子，厂里给每人发放了一只一次性口罩，要我们不到万不得己出门时一定要戴上。当然，口罩的钱是要在我们工资中扣除的。
还有传言就是关于那些被解雇的男工，暂住证虽然没有过去查得严了，但依然没有停止。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很多厂本来就不招男工，现在因为非典，更是进不了了。有亲戚朋友的便暂时借住，也有几个人合租房子的。那些既没有亲戚朋友又没钱合租房子的，有的睡在桥洞里，有的睡在山上。还有部分回了家，因为内地非典查得严，从北京、广东等地回去的人，还没和家人见面便被隔离起来。
第89章（）
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
有一天晚上吃过饭，我又急急地朝沈洲的房间走去，段明兰忽然在路上拦住我，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但神色之间却有掩饰不住的忧伤。
自从做了孟姑娘的助理后，我和包装组及车位组的老朋友都疏远了许多，似乎之间有了一种看不见的隔阂。此时的她，也不象以前和我说话那样随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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