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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友好地冲我们笑笑，但看到我们的床，随即尖叫起来：“你们不可以住那张床的！”
我和李梅立刻愣住了，李梅怯怯地指着自己的床铺：“你是说这张吗？”
女孩摇摇头，脸上闪过一丝恐怖：“上铺还好，但下铺不能住人！”
我以为她嫉妒我是后来的却占了一张下铺，便有些不悦：“这张床好脏，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擦干净，床又没坏，不能住人放在屋内做什么？”
女孩听出我话中的讥刺，冷笑一声，不再理我，从自己床上拿了饭卡，扭头就走。我问李梅：“她是不是欺负我们后来的？”李梅茫然地摇摇头。
金秋到底是大厂，每层宿舍下面都有一个饭堂，十分宽敝明亮，桌椅板凳也非常干净。饭堂有四个打菜的窗口，靠墙的柜子上有一次性的钢碗和汤匙，另外还有几个大桶，分别装着米饭和汤。我和李梅站在人较少的队伍后面排起来，轮到我时，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将饭卡递进窗户里。窗户里面有两个厨工，一个拿着笔负责打菜，一个负责划饭卡，打一份菜划一份饭卡。
菜是统一放在一个长方型的不锈钢餐盘里的，餐盘有四个象小碗形状的凹陷。三个小的凹陷里可以装三份菜，可惜我们普通员工只是一荤一素。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新奇的餐具，真让人爱不释手。我悄声跟李梅说：“这么好的餐具，要值十块钱吧？”
李梅也小声道：“不止，我觉得最起码值二十元，吃过了真不想放回去。”
我们将米饭盛在那个大一些的凹陷里，并拿了一个不锈钢碗盛了汤，又拿了汤匙，这才找一处桌凳坐下来。虽然是六块钱，但菜却和在亮光厂吃的没什么区别，只是卫生看上去好一些。一素一荤，荤菜就是切成片片的火腿肠炒鸡蛋，素菜就是一个空心菜或黄豆芽。火腿炒鸡蛋没什么味道，青菜也好象是煮而不是炒的。但奔跑了一天，我们真的饿了，吃得狼吞虎咽。来东莞后，这是我第一次不用担心饭菜不够吃，也不用想着怎样去节省饭票。
我和李梅一边吃一边小声讨论着面前的餐具，比如，盛菜的那个钢盘多少钱，盛汤的钢碗多少钱，汤匙多少钱。虽然意见不统一，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乍进了一个传说中的好厂，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么新奇。可惜李梅的姐姐李清在职员饭堂吃饭，而丽娟他们是梭织三厂的，也并不和我们在一个饭堂。
吃完饭，将餐盘、碗和汤匙分门别类地放好，连洗都不用洗，真是幸福。这是我来东莞后，第一次感觉良好。漂亮的花园式厂房，餐具也不用洗，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在老家，哪一口饭不是汗水掉泥土里砸八瓣换来的呢。
可惜这高兴并没有维持太久，当我们走进宿舍时，看到刚才那个女孩正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正对着我们的床指指点点，两人均是一脸肃穆。看到我们，那位大姐说：“那个下铺不能住人的，还是搬到上铺去吧。”
我意识到那张床可能别有隐情，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大姐终于支吾道：“那张床上死过人！”
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心都“怦怦”地乱跳起来，恐惧地望着那张床。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这张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才只有17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死了。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女孩进厂时还算胖，只是不爱讲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始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劝她去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实在没有钱。一般的打工者都是这样，都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花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呢？她其实身上也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在连续一个月的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保安赶忙将她送到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
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多两千块钱吧。后来听人说，她这是‘过劳死’。”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三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难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
第52章（）
我看了看她的脸，皮肤粗黑干糙，皱巴巴地贴在脸上，表情一动就有很多细小的皱纹，头上也有了根根白发。看上去应该和我妈妈年龄差不多，但我妈妈己经45岁了，我保守地问：“40岁？”
她咧咧嘴笑了：“你把我说得太年轻了，人家都说我最少45呢，其实我才36岁。”
我和李梅面面相觑，李梅快言快语道：“36岁？你看上去这么老呢。”
红姐解嘲地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十年后比谁都老。’我还算好的啦，厂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加班更多，那才叫老呢！”
我这才知道，虽然金秋厂是香港人管理，但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分厂。大多数分厂都在那些穷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毛里求斯等等。也有在发达国家的，比如美国的塞斑岛。特别是美国的塞班岛，从哪里回来的人说，那里简直就是监狱式管理，做满三年要少活二十年。
红姐的话说得我和李梅胆颤心惊，我们还想问更多，上班的预备铃声响起，红姐象受惊似地跳起来，箭一样冲出门外。
陈刚和丽娟他们也是加班的，我和李梅正不知怎么打发时间，李清来了，还给李梅带来了一瓶“老干妈”辣椒酱，她怕一向嗜辣的李梅吃不下饭。李梅很想让她带我们出去转转，但李清说仓库还有事，便急匆匆走了。
刚来半天，我对金秋厂就只有一个感觉：忙。似乎人人都很忙，忙得连说话的时间好象都没有了。我们一天跑来跑去也累了，冲洗了一下，一挨枕头便睡着了。也不知道宿舍的人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被嘈杂的声音惊醒，看到宿舍的人都起来了，正忙乱成一团。我赶紧推醒李梅，两人手忙脚乱地以最快速度洗涮完毕，随着宿舍的人走出303房。这时人流也从各幢宿舍楼以及厂区外涌入，逐渐形成一股更大的人流，浩浩荡荡朝工厂区走去。
厂区非常干净，我们跟随红姐她们上了车间所在的五楼。老员工都有一双拖鞋，分别锁在一个小柜子里，钥匙由自己保管，我们因为是新来的，只好换上临时拖鞋。
推开写着“针织一厂”的房门，我真的是惊呆了，厂区好大啊，似乎望不到尽头。到处是人和机器，我也分不清那些人和机器是做什么用的。红姐做为老员工，把我们带到位于厂区一角的几张办公台前。办公台前坐着好几个人，昨天给我们签字的珍姐也在坐。其中有一个瘦小的女人非常显眼，这女人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随意地穿着牛仔裤t恤，头发烫起来，看上去非常洋气。她嗓门也很大，正在声色俱厉地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骂一个男孩，男孩唯唯喏喏，连大气也不敢说。
车间里机器声虽然不大，但因为机器很多，所以非常嘈杂，靠得很近的人也必须大声讲话对方才能听见。越这样就越嘈杂，真是恶性循环。珍姐看到我们，对身边一个胖胖的女孩大声说：“周桂枝，这两个是给你们组招的人，带去吧。”
周桂枝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有恃无恐地说：“人事部越来越差劲了，什么人都往里招，一看就是个生胚子，跟我来吧。”
尽管对她的话非常反感，但我们还是诚惶诚恐地跟在她后面，七拐八拐走了好远，来到另一个角落，那里有一溜桌子，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很多女孩正低着头，飞快打着包装。这就是所谓的包装组了，周桂枝把我们领到一个低头包装的女孩面前，用命令的口气说：“段明兰，你给她们两人派活吧。”
那个叫段明兰的女孩友好地冲我们笑笑，我们认出她也是我们宿舍的，心里感到一阵亲切。她冲我们笑笑，让我们在她旁边坐下，只叫我们学着她的样子做事，却并不说话，两手依然在桌子上飞快地动作着。后来我们才知道，段明兰虽然是包装班长，拿的也是计件工资。挂着班长的头衔只是每月多150元，但要最先学会每一次货品的包装方式，负责培训新员工并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
都是纯机械式工作，我们很快知道怎么做了。段明兰便让我们去尾查那边去拿来查过的t恤衫，然后挂上各类标识的纸牌，放在一个固定的纸板上叠好，再用别针固定，最后放进塑料袋里封好。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便将装着衣服的塑料袋放进旁边的筐子里，会有专人过来点数装箱。
这些步骤看起来一点也不难，但真正做起来却远不是那回事。挂纸版和封塑料袋还好，就是把衣服整齐放到纸板上并加别针固定这道工序，我们生手做起来真的非常笨拙。偏偏那些细细的小别针一不留神就看不到了，弄得我手忙脚乱，谁知越乱越出错，不小心竟就扎进了手里，顿时鲜血直流。
正在这时，周桂枝冷着脸走过来，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