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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好多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劝治安员不要打了，可那些嚣张的治安员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皮鞭依然如雨点一般落在“瘦男孩”身上。
终于不打了，治安员给“瘦男孩”的脚松了绑，围观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提上来，就见治安员又把“瘦男孩”脚上的绳子加绑到手上，并把“瘦男孩”双手反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然后，两个治安员跨上了摩托车疯狂地在两栋宿舍之间的水泥地上兜圈儿。
很多女孩尖叫起来，吓得捂住眼晴。可怜的“瘦男孩”就这样被他们倒拖着，毫无挣扎之力，地上立刻就有了血迹。不一会儿，“瘦男孩”就昏死过去。那些治安员还觉得不过隐，冲着昏死过去的瘦男孩吼叫：“你想装死，没那么容易，会让你活过来的！”
接着，治安员又把“瘦男孩”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并给他沷了几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困”，没有半点要醒的意思。于是，“聪明”的治安员又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骑着摩托车从十几米外快速的冲向被绑的“瘦男孩”，在摩托车与“瘦男孩”直接撞击三次后，“瘦男孩”终于醒了。
直至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可能治安员们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开着三辆摩托车扬长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经血肉模糊。最后还是在几个老乡的挽扶下，勉强把他拖进了宿舍。
但早上刚一上班，厂方立刻把“瘦男孩”撵出了厂，并将带他进厂的老乡全部开除。后来听说，“瘦男孩”根本站不起来，是被几个老乡抬走的。
梁洪权讲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毛骨悚然，恐惧地问：“那后来呢？‘瘦男孩’怎么样了？有没有被送进医院？”
梁洪权摇摇头：“不久，我就离开那家皮革厂了，后来什么情况不清楚。但可能不会进医院，你想想，‘瘦男孩’连工作都没找到，肯定没钱。那时候，皮革厂普通工人一个月只有两百多元的工资，他的老乡也一个比一个穷。”
张声翔附合道：“现在打工者也还是一个比一个穷。”
梁洪权继续说：“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仍能非常清楚的记得每一个细节，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时真恨自己的无能，如果我拥有一样东西，我一定不会让那件事发展下去。你们猜，我当时最想拥有的是什么东西？”
我脱口而出：“钱，如果有钱你就可以帮他了。”
梁洪权却眯起眼晴，严肃地说：“我想要的是枪，最好是ak…47mai。！如果我有枪，我一定要杀了那些毫无人性的东西！”
我忽然感觉面前的这个人非常可怕！我刚从坎坷中走出来，我刚找到自己人生的归宿，我想平平淡淡过日子，和王磊结婚、买房、生子，把我妈接过来，供我弟上大学。我不想和这种可怕的人走得太近，以免影响我现在稳定的生活！
所以，我故意推了推王磊：“现在几点了？”
王磊漫不经心地说：“刚刚十点，还早呢。”然后若有所思地说，“相对于暂住证，打工者更关心的问题是，每天累死累活的，工资什么时候能真的涨？”
梁洪权更加激动了，愤怒道：“说起这事我就更气了，狗屁的经济学家！现在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任何一个粗通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逻辑。而这句话的潜台词不言自明，那就是不鼓励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张声翔冷笑道：“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早就丧失了做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有许多恶心的专家文人。历史的发展规律己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当大多数的专家文人变成御用，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时，那么，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
王磊说：“劳动力成本是否上升，其实涉及到一个社会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gdp和吸引外资的增长，那么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其结果往往是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为代价。由此导致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梁洪权摇摇头：“即便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限制工资上涨也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举动。日本上世纪60年代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涨，但日本政府并没有去限制劳动力工资上涨。而是借助这个机会提升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使经济结构和民众生活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张声翔随声附和：“所以呢，血汗工厂看似是资方主缺乏良心的产物，实际上是中国现在经济模式及整个社会环境的产物。要消灭血汗工厂，仅仅依靠资方的良心是远远不够的，当然，仅仅依靠经济转型也不够，因为经济转型需要整个社会的转型来配合。
梁洪权无奈地说：“人都是有良心的，只是有时很无奈。因为国家太没有担当了，国家的制度太不好了。所以人要生存，有时就不能有良心。”
王磊沉重地说：“现在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在金钱面前，良心一钱不值！中国人自古没有特别强势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宗教，政府就是百姓的信仰。所以，一个得到老百姓认可的政府无疑具有着极强的道德表率作用和行为模式的表率作用。换句话说，整个社会的道德沧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252章（）
张声翔点点头：“不但道德如此，经济亦是如此。现在，我们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不知道，到最后，我们国家还有什么？”
我反驳道：“你们都太悲观，太杞人忧天了。所有这些，政府不是看不到，他们好象也想改变呢。”
梁洪权冷冷地说：“没有政治的透明和媒体的自由，一切都是治标不治本。”
三个人同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陷入了沉思。我觉得他们的思想太深刻的，同时，也太可怕了。而这种思想，与我想要的稳定的生活是矛盾的。我历经那么多坎坷和挫折才有了今天幸福，我不想再去经历任何的坎坷和挫折。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急，冲张声翔大吼：“你们今天来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了说这些可怕的事情吗？”
梁洪权并不看我，却将目光转向王磊：“这次工人工资，明升暗降，你听说了吧？”
王磊点点头：“当然听说了，不但是樱之厂，附近很多厂的工资也是明升暗降。听说有的厂，涨一次工资，就多扣一次钱。先是住宿费，再以后就轮到伙食费、水电费、煤气费等等费用了，总之厂方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涨上去的工资补回来。”
我无所谓地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反正200元对我们来说也不算多。”
张声翔不满地看了看我，冷冷说：“农民工被欠薪，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欠薪；贫困儿童失学，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自己的孩子还有书念；穷人看不起病等死，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付得起医疗费；宵民土地被强制征收，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不需要种地；小姐被拉到大街上公开示众，我们没有为他们呐喊，因为我们还不会被示众。等到哪天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谁来为我们呐喊？”
我立刻听出来，张声翔的这段话改编自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者德国新教教士马丁。尼莫拉的短诗《没有说话》。不由就想起在金秋厂的一切。那是2003年，于小逢他们那批人无端被解雇时，我没有为他们说话。所以当我也被变相解雇时，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想到这里，我立刻瞪大了眼晴，难道他们要罢工？
果然，梁洪权看了看王磊，终于字斟句酌地说：“实不相瞒，我们正在酝酿一次更大规模的罢工，为了这次扣住宿费，也为了以后满九年以上的人不被无故解雇，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诉求。为了扩大影响力，不但想要更多的普工参加，也想技术部、人事部等部门职员参加。我们联络了好多人，包括你们两个。”
我心里顿时一惊，张了张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一般来说，罢工都是车间普工的事，职员级以上人员很少参加，更不要说象张声翔和梁洪权这样级别的管理人员了。这样级别的人参加了罢工，会被人骂做傻逼的。
但王磊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转回头问我：“海燕，你是行政助理，可以看到全厂的薪酬记录。你告诉我，现在全厂普工每天上班时间平均起来有多少个小时？我知道厂里一直有这方面统计数字，但具体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我很不情愿地说：“虽然不算早晨跑步和早会的半小时，但中午和晚上是直落打卡，所以平均起来，工人每天的上班时数是17个小时，有的人，每月加班时数高达两三百个小时，当然，星期六和星期天全天都算加班的。”
张声翔高声道：“17个小时？太过分了！曾有记录，1880年，英国的纺织女工每天要劳动16。5个小时，甚至出现工人活活累死的惨剧。直到1919年，人类才出现每天8小时工作制。没想到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几代人的拼命的努力，我们仍然比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女工每天上班时间长0。5个小时，工人活活累死现象更是时有发生。并且，我们比她们还多了一个枷锁，那就是职业病。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王磊苦笑道：“社会的进步，中国的倒退！”
梁洪权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那你的意思是，支持这次罢工，是吗？”
还没等王磊回答，我几乎是跳起来：“罢工是没用的！所有这些追根求源，关系到国家的政策法规，不是我们几个打工仔打工妹罢点工就可以解决的，你们别做梦了。所以，我绝对不参加，王磊更不会参加，是不是，王磊？”说到最后一句，我看了看王磊，希望他也象我一样表态。
但王磊却一动不动，在我的催促下，好半天才说：“让我考虑考虑。”
张声翔和梁洪权对望了一眼，明显有些失望，但还是点了点头。
他们走后，我紧紧挨着王磊，不断哀求道：“求求你了，不要参加，好不好？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王磊叹了一口气：“他们很可怜。”
我急得都哭出来：“不要参加，弄不好会涉及政治的。要是把你当成政治犯抓起来，我可怎么办呢？”
王磊看了看我，张了张嘴，但欲言又止，终究什么都没有说。
为了打消他参加罢工的念头，我给他讲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则新闻。
深圳市内有一个姓张的男子，因辞职后拿不到押金和当月工资，向深圳市ft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认为他未能提借助有交证明而不予受理。
张姓男子由于经常加班加点蹲在地上焊接，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十几天后，向公司提出辞职，并要求结清当月工资并退还押金。但辞职书交上后，公司一拖再拖，避而不见。无奈之下，他只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