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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出去打工有什么好？我们村很多和我差不多大的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全家人一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时过年过节回来，每次都衣着光鲜，但看上去起码比我老五岁。前几年我一个堂哥在广东打工，得了职业病，在那边没钱治，只好回家了。瘦得皮包骨头，鼻子整天流血，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就是因为他我爸妈才坚决不让我出去打工的。”
我同情地说：“真可怜，不过好象可以和厂里打官司。”
顾斌口不择言道：“打个屁官司，堂哥那个厂做了五年，进厂却连合同都没签，厂里根本就不跟工人签合同！拿不出合同，就不能证明他是是那个厂的员工！他这边躺在医院，那边厂里就叫人把他行李送到医院了，最后还是几个老乡看不过去，凑钱把他送回家的。最惨的是，堂哥还没结婚，现在连走路都要扶着墙，一点活都不能干，简直是废人一个。再说了，就算打赢了官司，再多的钱也买不回他健康的身体，这一生算是毁。”
张大维也附合道：“就是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村也有一个女孩，连加了两个通宵，整个人都迷糊了。刚走出厂门就一头钻进车轮子底下，被轧得没有一点人形，那辆车轧过人就跑了，警察也找不到。家里人要和厂里打官司，厂里说了，她是下班时间出的事，再说出事地点也不在厂里，只是象征性给了几千元安葬费。”
我苦笑道：“就是赔也没多少钱的，发生车祸，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赔偿金是不同的。比如在西安发生车祸，死者若为城镇户口，可得到最高赔偿鑫45万元；若是农村户口，最高只有6万元，两者相差七倍之外，据说越发达的地区，相差越大。人富命贵，人穷命贱，一个农民的命不及市民的七分之一。”
顾斌愤恨地说：“是的，真不公平！还有那些在外面做建筑工、煤矿工的人回家说，他们在外面吃的都是专门的‘民工米’，做成的米饭发黄发硬，有一股霉味，吃那种米饭是不能嚼的，要直接吞下去，否则一嚼就嚼出砂子，碜牙，根本吃不下去，吃不下去就不能干活。菜吧，不是白菜罗卜，就是罗卜白菜，这些菜还都是下午到菜市场捡的，菜里一滴油都看不到。我表弟以前从来不吃肥肉，去年才出去做建筑工，春节回来，连吃了两大碗肥肉片子，把我姑妈都心疼死了，那生活真是猪狗不如。所以啊，我是不会出去打工的，与其到外面被人看低，不如在家里做我的农民！”
第159章（）
我反驳道：“话也不能这样说，打工仔打工妹中也有成功的。我以前在一家电子厂，就有一个课长，文化很低，从普通员工做起，后来做到课长的，一个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元呢。你们在家贩卖死鸡死鸭，能做到课长吗？一个月能拿到三千多块钱吗？”
张大维冷笑道：“那我问你，他从普通员工到课长经过多长时间？真正打工的人中，象他那样成功的人能有几个？”
我想了想说：“如果不走捷径，普通员工要想升做课长，最少要经过七、八年，而且幸运儿是凤毛麟角的。如果都去做管理者了，谁去做一线工人？象我以前所在的服装厂，有近万人，但真正从一线工人坐到办公室的少之又少。这部分人大多数是在服装行业滚打摸爬了好多年，即便这样，如果没有关系仅靠自身的努力，也是很难出人投地。”
张大维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虽然我没读过大学，但我也知道概率，当概率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要总拿极少数的成功案例来说事，这些成功案例，和庞大的底层‘农民工’相比起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你说的成功，不过就是由一线工人变成坐办公室的。就是你说的那个月薪三千多元的课长，三千元还不够那些当官的一桌酒席钱！这种所谓的成功，本身就很可笑。”
我虽然早就知道张大维伶牙利齿，但总认为除了比父辈们多读了几年书，骨子里，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农民，农民的定义限制了他的视线，他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但没想到，他反而比以前更加能言善道了。虽然我是个不成功的打工妹，但我也很不想让别人如此小看个出打工的人，可一时又找不出反驳的话来。我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气得直翻白眼。情急之中，不由冷嘲热讽道：“张大维，没想到你从没出过远门，整天跟死鸡死鸭子打交道，家事国事天下事还是事事关心啊？”
张大维反唇相讥：“怎么？你以为整天跟死鸡死鸭子打交道的人就一定是榆木脑袋吗？也太小看人了！现在的农民，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
我简直恼羞成怒了，脱口而出：“再高看你，你也是个农民！”
说完这话我就后悔了，他肯定会叫我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但他并没有那样说，而是怒气冲冲道：“农民怎么啦？一听这话我就来气！我们之所以是农民，因为我出生在农村，现在户口也在农村。但这怨不得我，出身是无法选择的。我只是纳闷一点，农民外出打工叫农民工？依此类推，农民出身的学生叫农民学生；农民出身的教授叫农民教授；农民出身的官员叫农民官员，农民出身的总书记，也叫农民总书记吗？”
他最后一句话惊得我张大了嘴巴：太大逆不道了！
顾斌也意识到什么，连忙打圆场：“算了算了，人微言轻，我们老同学好不容易见一次面，总谈这些大话空话有什么意思。海燕，到我家去吧，李芹在家里做了好多菜，今天专门请你。”
我狠狠瞪了张大维一眼，连连点头。跟妈妈打了声招呼，便和他们出了家门。
顾斌家虽然离我家并不远，但我家所在的村有一条泥沙路直通镇上。而顾斌家相对来说较为偏僻，通向村子里的路都是小路，不但窄，而且还坑坑洼洼的。路上的坑洼是下雨天形成的痕迹，这种路是粘土路，一到下雨天，人或车走在上面，都要被陷进去，村子里的人进出村庄都非常困难。
相对我们村的房屋来说，这个村的房屋更为灰败破旧，甚至于，以前那种老式的泥坯房还比比皆是。顾斌得意地说：“我们村以前比你们村富裕，所以一般人都不想出去打工。”
我苦笑道：“谁都不想出去打工。现在还好，因为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小的时候，总听说打工和出去要饭差不多。不是被逼无奈，谁也不走那条路的。”
张大维阴阳怪气地说了声：“那是那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嘛。”
我对他的话不屑一顾。不知为什么，在别人面前，我说话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哪句话不小心又成为别人的话柄。但是和张大维说话，我却没有丝毫的顾忌，想到什么说什么。
刚一进村，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臭味，不由捂住了鼻子：“什么味道？这么臭？”
顾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村里很多人家都喂豢养鸡，是鸡屎味。我们村不象你们村，没有会编苇席的，也没有人来投资塑料鞋底厂。那几分口粮田能顶什么用？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没有出去的都在家里喂豢养鸡了。你是刚来的，时间长了就闻不到了。”
张大维吸吸鼻子：“就是就是，我经常闻这味儿，一点都没感觉难闻。”
一提塑料鞋底厂，我就想到现在无限风光的曹菊，更映衬出自己的落魄。我不由酸酸地说：“才不想有那个鞋底厂呢，虽然能让少部分人不出去打工每月也能挣到几百块钱，是以村民的健康和周围环境污染做为代价的。自从有了那个鞋底厂，风向一改，空气中全是塑胶鞋底味。”
顾斌憨厚地笑笑：“我们这儿没有塑胶味，但有鸡屎味。风向再怎么改，鸡屎味都在。”
他这样一说，我只好松开鼻子。还好，不一会儿鼻子就适应了那股味道。顾斌住的还是老式的泥坯房，但收拾得很干净。后排房屋和院子是他的家，前排三间房子，一间是走道，一间是吃饭的地方，另一间却房门朝外，门外搭了一锅一灶。不用说，这里住的是他的家的老人。农村老人很多和儿子分家后，就是这样住的。
顾斌顺着我的眼光一看，不以为意道：“里面住着我爸爸妈妈，爸爸去年检查出是癌症，己经中晚期了，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不知今年能不能熬过春节。”
我随口说：“那肯定要开刀、化疗什么的。”
顾斌理所当然地说：“农村老人还不都是这样，病了疼了，就只有等死的份儿了，谁有钱去医院折腾？要不是我坚持，连检查这一关都免了呢。不是我不孝顺，实在是没有那个能力。”
想到我们村里的老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年轻时拼命在土里上劳作，所得的报酬仅够勉强糊口，年老了只能依靠儿孙过活，一有病有灾，便无计可施，这就是农民的宿命。
正在这时，李芹迎了出来，看到我，高兴得扑上来，大叫一声：“海燕。”便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又叫又跳，她还象以前那样爽朗活泼。
随她走进院内，又一股难闻的气味迎面而来。只见不大的院落被丝网围起来一大半，后排的房子一半住人一半住鸡。那些鸡们晃悠悠地从房间走到院子里，又从院内走到房间，烦躁地“咕咕”叫着，地上到处都是鸡屎，还铺有一层稻糠样的碎屑。
第160章（）
顾斌埋怨李芹：“是不是你忘记喂鸡了。”
李芹拍了拍脑袋，做恍然大悟状：“看我，总想着海燕了，把喂鸡的事情都忘记了。”
说完，她走进屋，拿出一大桶稻糠样的东西，一把把洒到丝网内，鸡们飞奔出来，欢快地低头啄起来。
我抓起一把稻糠样的东西闻了闻，被呛得差点吐出来，我惊叫：“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难闻？”
李芹宽容地说：“我开始也闻不惯，现在无所谓了。是专门的鸡饲料，里面掺了很多药，听说是激素，吃了鸡会长得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喂蛋鸡，蛋鸡就是专卖鸡蛋。我家喂的是肉鸡，小鸡买回来，每天喂鸡饲料，还要经常打激素，从鸡的腋窝下打，鸡就长得快，三个月就可以卖了。天热吧，鸡就会生瘟疫；天凉吧，每天夜里都要起来烧炕，我都累死了。”
我点点头：“做什么都不容易，怪不得现在的鸡肉没有以前好吃了，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原来是打激素打的。”
李芹笑笑：“那是自然，以前的鸡呀鸭呀猪呀都是吃粮食的，现在都吃的是饲料。那点口粮田，人吃了都不够，更别说喂鸡喂鸭喂猪了。”
我有些不相信：“怎么会呢？我家三口人，每人一份口粮田，虽然不多，但也是足足有余。”
李芹叹了一口气：“你家当然够了，你爸虽然不在了，但他那份地还在，你们三口人吃的是四口人的口粮田。我们三口人，只有顾斌一份口粮田。”
我沉默了，李芹也是刚结婚不久，她家的情况，应该和淑华家的情况相同的，也就是说，一家三口人，只有顾斌一份口粮田。
正沉思间，李芹又说：“还有啊，你吃鸡时，最好不要吃腋窝的肉，那里经常打激素，肉有一股怪味儿。特别是女孩子，听说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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