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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礼是典章制度，狭义的礼是繁文缛节，大德为圣贤，小德为拘儒。‘金无足赤，人无全美’，国家用人，并不能专找一些道德模范，但也不能说惟才是举，予人一种不顾德行的印象。
汉朝用人素来注重才干，陈平、直不疑有盗嫂的恶名，直不疑自称没有兄长，可能只是一种诬枉。有人在刘邦跟前告陈平盗嫂、受金，刘邦找荐人魏无知和陈平询问了一番，陈平不算是德行无疵的人，后来平定诸吕也是他一手策划。
武帝求贤诏说，‘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但汉家察举孝廉，最重德行。
在世人的观念中，‘德’似乎完全是好的东西，越多越好，‘才’则有好的成分，有坏的成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德和才的对立，古代常说，‘尾生之信，孝己之孝’，这两人一个以信著称，一个以孝擅名，都有很高的道德。但却很受功名之士的鄙薄，以为这样的道德是做不成事业的。但也没有根本反对这种道德。
德就是道德，近世的人喜欢说新道德、旧道德，顾名思义，新道德是好的，旧道德是不好的，这还是没逃出‘道德全好’的传统观念，只是用一种时兴的道德替代旧有的道德罢了。
尾生有抱柱之信，传说他和女子约定，结果相期不至，洪水来了也不跑，抱着柱子淹死了。李白《长干行》诗‘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写到诗里固然很真挚感人，但是这种道德可说毫无价值，完全是坏道德。
道德是一种很高的行为操守，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之所以成为一种典范，必然有效仿的价值。道德有教化的作用，中夏喜欢讲道德教化，至少一种道德要有效仿的价值，才能够用来教化。
尾生之信虽然是道德的，但是没有效仿的价值，所以是一种坏道德。儒家以中庸为最高境界，中庸就需要随机应变，孟子说，‘子莫执中，这是接近中庸的，但不知道权变，还是一种固执’。
中庸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行事作风，不要光在心上寻，还要在事上寻，把每一件事都处理的恰到好处，这就是中庸了。后世将中庸理解成一种保守的态度，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可见尾生的道德之所以坏，就是不知道权变。世间有很多坏道德，都是不知道权变。作为一个道德教化的国度，从古就有很多道德标准，忠、孝、节、义，但是这些道德都需要用中庸的态度，试着做得恰到好处。（未完待续。）
第620章 才德（）
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只要是道德的，都应该坚定不移的去做，并且要做到极处。
尾生的‘信’可谓是做到了极处，但却没有做到好处，人类之所以尊崇道德，是因为道德让人与人之间诚信友善，精神安适，道德并非人类的本能，而是一种行为操守。
因为恪守道德而牺牲性命并不奇怪，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而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孟将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因为仁、义不单是一己的道德，更是社会的公理，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可以使公平正义得到伸张，将有更多的人受益。
太史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取义成仁的死因为有价值，这种道德才能够成立。
俗话说，‘死得其所’。文文山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德重于性命，但道德的死必须有超乎一己性命之外的价值，否则就是轻于鸿毛，不能成为模范。
春秋鲁国有一位伯姬，一天晚上宫中大火，她坚持傅母不至，夜不下堂的道德，结果被烧死了。
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完备的国家，但它好像没有考虑到夜间大火的时候怎么办，结果这位认死理的老太太就成了礼教的殉葬品。
但就算写明了应急措施，万一不是起火，还是大水，伯姬仍然难逃一死。礼法是死的，人是活的，礼法只能规定一般情况，无法一一注明特殊情况。遇到意外事故就需要每个人自己来权衡轻重。
古人注重私德，近人常说公德。有些人把道德认作一己的修养，这就走上了极端道德和绝对道德的路子。
尾生、伯姬都是个人道德很高的人，但似乎只知道讲道德，不知道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并不单是自己的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忠、孝、节、义都是源于对他人的责任，君臣为忠，父子为孝，夫妇为节，朋友为义，由于道德是双方的事，所以应该恰到好处，否则一方越讲道德，另一方就会变得没有道德。
关龙逢、比干、岳飞都是著名的忠臣，夏桀、商纣、宋高宗就成了昏暴之君，子贡说，‘商纣的罪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名声坏了，许多恶事都要加到他的头上。’
大舜、申生都是孝子，瞽叟、晋献公就难以逃脱不慈的责难。中夏素重孝道，元人编了一个二十四孝，有教科书的性质。记载许多尝粪便、埋儿子的不情之事，如果要编写二十四慈的话，这些故事恐怕就不太合适了。
尾生、伯姬只知道自己要守信、守义，却不知从对面设想，尾生相约的女子，还有伯姬等待的傅母岂不是要内疚终生吗？
子贡做了好事，不要酬劳，孔子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以后就没人愿意做好事了。道德并不单纯是个人的事，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适当的行为方式，一个人处理的好，就会有模范的作用，别人就会仿效他。这就是道德教化的意义。
子路问孔子的志向，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意思就是要让人人都喜欢他、信赖他。
这句话乍一听有些不可思议，一般来说，人是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尊敬喜欢的，无道德、假道德的人固然不能让人喜欢，尾生、伯姬这样只注重个人道德，也有些不近人情。
古人将尾生、伯姬立为道德典范，实质这两人都是顽固不化的人，并无效仿的价值。后世功名之士指为无用，甚至将德和才当作相互妨害的东西，中夏讲了几千年的道德，却不知道道德也需要用中庸来调节，道学家讲究极端道德，要‘存天理，灭人欲’。礼教吃人的说法，也不能说全无依据。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从反面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孔孟都是儒家无可争议的圣人，而都不赞同极端道德、绝对道德，尾生的信、伯姬的义想必不会得到两人的赞赏。
西学东渐以来，时人纷纷逢迎新道德，将旧有的道德呼为旧道德，尽在扫除之列。忠、孝、节、义都根本摇动，实际却没有逃出道德全好的观念。道德哪有什么新、旧之分，只是理学盛行以后，大讲极端道德、绝对道德，结果反而成了不近人情的坏道德。
道德是为了养人，不是为了害人，更别说吃人，朱子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挑出来，和论语，孟子列为四书，真是极有见地。可惜中庸很难把握，孔子都说，‘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再加上佛、道两家消极避世，儒家有为竟然落入顽固保守的境地。
中庸之难以把握就是因为它需要一些情商，并不是单纯恪守一些清规戒律，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便不会这么说，孔子说，‘无可无不可’，但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需要将人际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那是将道德仁义放在生命之上了，尾生、伯姬都为信守道德丢了性命，然而却不值得效仿。
孟子说，金比羽毛重，难道是拿一个金钩和一车羽毛相比得出的结论吗？
‘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道德重于性命，但也不是让人为了道德白白去死，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苏武陷于匈奴，北海牧羊十八年，餐雪食毡，不变操守，用这话来衡量，那是不错的。专拿这话去责难一些柔弱妇女，可就有些不近人情了。
所以说，德和才，道德和才能实在不是此消彼长、相互妨害的两种事物。有德必有才，有才必有德，不过德、才都有大小、好坏的分别。（未完待续。）
第621章 脱困（）
坏道德和假道德还不一样，假道德是所谓嘴里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其实是没道德。坏道德是将道德做成了极端，不知道权衡轻重，尾生、伯姬稀里糊涂就丢了性命，还能为家国天下担当什么责任，无怪成为功名之士讥讽的对象。
道德做到了极致，也会害人害己，尾生的信、伯姬的义固然害了自己，尾生约的女子和伯姬等的傅母不但要遭受道德谴责，后者没准还得承担刑罚责任。
不过司马光说的才胜德为小人，和孔子、孟子‘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还不一样。司马光说的小人已经是奸邪一流，孔孟所指的还是尾生、伯姬这种拘守道德的人。司马光说的是假道德，孔孟所说的是坏道德。
司马光的‘才德说’容易得出一种结论，智力（才）高的道德差，‘女子无才便是德’，也是基于这种论调推论出来的。
俗话说，‘大智若愚’，指的就是智力高、道德也高。所以才和德实质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有大智，成大才，具大德；小聪明，小有才，就是假道德或无道德。
上古那些才德兼备的圣王就不必说了，周公多才与艺，而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捉发，道德同样很好。诸葛亮是三代之后少有的贤者，连老对手司马懿都称他天下奇才，道德上也是人臣楷模。杜甫的诗光焰万丈，之所以被称为诗圣，还是因为道德很好。
尾生、伯姬极端恪守个人道德，类似于宗教的信徒，不能算大德，也没有大智。没有应世的才能反而给道德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无才便是德’这个德自然也不会是大德，只是一种庸德。诸葛亮《诫子书》说，‘非学无以广才’，世人都知道才能是需要学习的，良好的道德同样是需要培养的。
只是道德的养成常在潜移默化之中，很大程度受环境的影响，此外则是一些清规戒律。若没有才学来培养识见，道德就只能流于板固、极端。
所以才与德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无才便是德’，只能是尾生、伯姬之流，造就不了周公、孔子、诸葛亮、杜甫，造就不了经世安邦的大才。‘人非生而知之者’，大德、大才都是从学习中养成的，才德妨害的谬说真是遗害不浅。
…………
精宝如师友，灵宝如仆从，精宝自然比灵宝的灵智高一些，灵智高，聪明，是不是道德就差一些？显然不是。
要知道仆从即是一种绝对道德，师友则是一种中庸道德，师友需要完整的人格，规劝勉励，仆从则不问是非，只知服从，个中高下是不言自明的。
所以说，‘神兵认主，惟有德者居之’。只有大德才有容纳贤者的气量，像光武和严陵，庸人只能养几个仆从，自愉自乐。
有些人只知绝对道德，予人一种刻板固执的印象，甚至让人觉得智力不高，但是绝不能说，有的人没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