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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厕所回来的时候，彼埃特一口咬定我把药片扔到马桶里。我焦急地等待奇迹的出现，好让大家相信我真的把药片吞下去了。
可是到十点钟，“俱乐部”关门的时候，我仍然任何感觉都没有。我陪彼埃特坐地铁。在那里我们碰见了他的两个同学弗朗克和保罗。他们很安静地呆在那里，真叫人觉得可爱。彼埃特告诉我：“他们刚打完海洛因的针。”当时我并没有留意听他的话，因为药片开始发作了，我已自顾不暇。
一坐上地铁，我就感到昏迷不振，没有精神。我完全变得痴呆了。我仿佛觉得自己被装进一个罐头盒里，有人用一把大勺子在里面捅来捅去。地铁列车的声音震耳欲聋，令人无法忍受。乘客的面孔显得疲惫不堪，可能都是刚下班的工人。这些人整天就是地铁——上班——睡觉。我心想：“你可真算幸运！”我看着彼埃特。他的脸孔显得比平常更小、更难看。只是神态还是正常的。
到站了。一走出地铁，我就觉得格外高兴。街上五颜六色的灯光显得格外好看。刚才地铁里我觉得冷，可这回却觉得热起来了。我觉得好像来到西班牙，而不是在柏林。街道变成了沙滩，树木也变成了棕榈树，就像旅行社的漂亮广告一样。我没有对彼埃特说起我此时正在飘泊之中，我想独自一人做第一次神奇的迷幻旅行。
彼埃特也是飘飘然的。他建议一起到他的一位女朋友家里。那是一位他非常喜欢的姑娘。她的父母可能不在家。我们先到大楼地下停车场去看看她父母的车是否停在那里。停车场的天花板很低矮，那些水泥柱子仿佛被压弯了似的。
她父母的车子就停在那里。
彼埃特大声地嚷了一声：“多臭的停车场！”突然间，他转过身问我：“你说，你刚才是不是把药扔啦？”他盯着我，然后马上说：“小丫头，我刚才什么也没说。瞧你的瞳孔放得多大！”
外面的世界又变得十分美丽。我坐在草地上，看着附近一幢红墙的房子，它看上去像是初升的太阳的反光。黑影在跳动着，似乎想消失在灯光的前面。那道红色的墙好像凹陷下去，并且突然间化成火焰。
我们一起到彼埃特家里去。他有惊人的绘画天才。我很欣赏他的画作，并且和他讨论起来。走的时候，彼埃特借给我几张唱片，并对我说：“这些唱片对于帮助你恢复正常有特殊的功效。”
我回到了家。妈妈当然一直在等着我，又是一阵习惯的罗嗦：你到底上哪去啦？……可不能老这么下去，等等。看等等。看她穿着那件又肥又大的白睡袍我觉得可笑。她由于生气而满脸怒容，就像地铁里那班乘客一样。
我一直闭着口不言语，因为我再也不想跟她说话，除非迫不得已说几句无关要紧的废话。我再也不愿她碰我，也不愿意她吻我。有时候我自己想。我再也不需要母亲和家庭。
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一边是妈妈和她的男朋友，一边是我自己。他们丝毫不知道我在于什么。他们还以为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姑娘，一个正在发育的姑娘。可我又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无论如何，他们是不会理解我的。他们只晓得给我下一道道禁令。反正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看法。我一见到她下班回来带着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马上忙于家务，就觉得可怜。可我心里又想，大人过着这种愚蠢的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母亲的诉说
我经常问自己，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克丽斯蒂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呢？答案是简单的，但只是在和很多家长交谈之后我才能忍受它；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是个吸毒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够，我就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的男朋友——那个从我离婚之后就和我同居的男人——早就有所怀疑。可是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瞎想，她还是个孩子呢！”这大概就是最严重的失误：总是想象着我们的孩子“还不到这步田地”。其实，自从克丽斯蒂娜变得孤僻，自从我发现她越来越避免和我们接触，在家里呆不住，而是与朋友们外出过周末，我就该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至少，我该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很多事都看轻了。
很可能，当人们要上班工作，便不能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孩子，总是盼着清静，看见孩子走自己的路，心底便相当满意了。当然，克丽斯蒂娜有几次回家晚了，但她总有合理的托辞，我也只好相信。就像她越来越不听话，让我觉得是年龄关系一样。所以我想：这会很快过去的。
我不愿意限制克丽斯蒂娜，因为我早已受够了这种限制。我曾有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在我长大的海斯村里，他是一个显要人物，是一所采石场的场主。他对我们的惟一教育就是禁止。例如我不幸地提到男孩子——仅仅是提到——就会挨上两记耳光。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女伴在散步，两个年轻人在离我们100多米远的后面跟着我们。而正在此刻，纯属偶然，我的父亲从这里经过。他猛地停下，从车里跳了出来，在大街上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把我塞进汽车，带回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有两个男孩子在我们后面走路！这使我愤慨。当时我16岁，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溜走。
我的母亲，一个心地慈善的妇人，但她可没有发言权。家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选择我的职业。我梦想成为一个助产士，而我的父亲却强迫我学商业，为的是我能给他管理账目。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我后来的丈夫。他比我大1岁多一些，正在接受农业培训。他注定要管理地产，而这也是为顺从我的父亲。起初，我们不过是伙伴。但我的父亲当然要阻止我和他会面，而他越是竭力阻止，我越是顽固。事到最后，我只有用惟一的办法来赢得我的自由：怀孕——不得不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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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在我18岁的时候。理查德马上中断了他的学业。我们离开本地，到北方去，在他父母居住的村庄安了家。我们的婚姻是个彻底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没能够依靠他。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他都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只想他的小汽车和他那宏伟的计划。好像什么工作都不配他干。他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总是在唠叨，在战前，他家有钱有势：他的祖父母曾拥有一家报社、一间珠宝店。一家肉店和大片的领地。
他顽固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一会儿他想做成一笔运输交易，一会儿又想去销售汽车；还想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园艺——苗圃承包店。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合同的初期阶段。所以，在家里，他就拿孩子出气。我的劝解毫无作用，拳头还是雨点般地落在孩子们身上。
过日子所需要的钱大部分是我挣来的。那还是克丽斯蒂娜快4岁的时候，我在一家婚姻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周未加班——因为有些合同要签定——这时理查德就帮我的忙。两年之间，一切还算好。后来，理查德跟我的老板吵翻了，我丢了差事。理查德决心自己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一项辉煌的计划，地点在柏林。
我们是在1968年迁居的。我盼着这次环境的变化能成为我们这对夫妇的新起点。但是，等待我们的不是预想的漂亮的住房，华丽的办公室，而是克罗比小区两间半房子，而且地处近郊区。理查德没能凑足开业所需要的资本。以往的生活又从头开始，他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有一回，那是在偶尔走运的时候，他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不能像克罗比小区其他的居民那样，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小人物。
我常常想到离婚，但我没有勇气干到底。爸爸留在我身上的不多的自信心已经让我的丈夫摧毁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当一名办公室职员，每月薪金整整1000马克。受人尊重，能重新干点什么的感觉给了我某种力量，我不再事事依靠我的丈夫了。我开始发现，他的妄自尊大相当可笑，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我们试着分手，但都没成功。我还恋着他——可能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人，当然也因为孩子们。我没有为小家伙们在托儿所找到位置，再说，我也付不起托儿费。所以，我得知理查德不时地留在家里也挺高兴，因此，我总想改变我的决心。终于，到了1973年，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挽回我的过失了，我去找律师，并提出了离婚。
我希望克丽斯蒂娜将来不会走我的老路，过着我过去的那种生活。从她一落生，我就发过誓：绝不能让她像我那样，为了脱离家庭去嫁给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我要当个模范母亲。而后来，可能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显得无能为力。
离婚一经提出，头一件事就是我得找一间新的公寓，因为理查德拒绝搬走。我找到了一间，月祖金600马克（车库在内。但我没有汽车，车库又有什么用呢？）。对我来说，这太昂贵了，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我想离开丈夫。不论花多大代价，要让我和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
理查德没钱支付抚养费。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自己去想办法。我常说“只要需要，我就去加班加点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时两个姑娘，一个10岁，一个11岁，而在她们的整个童年，她们只见过一问用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而且还都是旧货——布置的住房。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沙发，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使我打心眼里难受。
现在，我离婚了，我要改变这一切。总之，我要有一所住我们三人都感到舒适的精心布置的住宅。我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能够不时地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还为了在周未出去走走的时候不必大多记挂着开销多少而工作。
我拼命地。狂热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孩子们有了一间房子，里面彩色的糊墙纸和家具都是她们按自己的口味选择的。1975年，我还给克丽斯蒂娜弄了一套带音响设备的电唱机。这一切都使我喜气洋洋一我终于能够让孩子们舒适一点了，我感到十分幸福。
我经常在下午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给她们带一件小礼物回家，都是些小玩艺。我很高兴能在一些大商店里给她们买点东西……那往往是推销品，一个滑稽样子的铅笔刀啊，新奇的小玩具啊，甜食啊，她们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这让我觉得总是在过圣诞节。
当然，今天我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照管她们大少了，这只是一种补偿而已。我真不该那么看重金钱，与其那么工作，不如多照料一些自己的孩子。今天，我还是不很理解我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丢下孩子不管呢？礼物不能代替其它的东西。既然孩子们需要我，我本可以靠社会津贴过日子的。但是这样使我觉得不光彩：我的父母早就告诉过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也许我应该要求我的前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