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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两、三天，我和我的男友到外面去找她，照过去的样子，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舞厅和地铁车站走了一圈。接着，医院要求把她的衣物取回。当我拿着她的书包、书籍和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回到家中之后，我头一次决定撒手不管了，让她自己去碰个鼻青脸肿吧。
我对自己说：“好，这是她自己的愿望，她知道她会走到那一步。”我停止了对她的搜寻，我想向她表明，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保持这种态度。
我向警方申报了她的失踪，并留下了她的照片。他们总会伸手管这件事的，可能利用大搜捕的机会吧。然后，我就要把她塞进第一班飞机，把她带到远离柏林的地方去。
半个月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收到了我久等的电话：克丽斯蒂娜在弗里特里兹斯特斯警察局。尽管克丽斯蒂娜大吵大闹，给我打电话的人却表现得出乎意料的理解，我求他把她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下午我就去接她。我们马上乘飞机离开柏林。
我去买机票，一张往返的给我自己，另一张单程票是克丽斯蒂娜的——说这句话可真使我难过。接着，我给我家打了电话。
我要我的男友陪我到收容所去。我想，我们两个人总能防止她逃跑吧。
克丽斯蒂娜一言不发，我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说话的气力。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我觉得膝盖发抖，心脏乱跳。克丽斯蒂娜总是沉默着，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到飞机降落，一直沉默不语，呆坐在座位上，咬着手指或看她带的一本小说。她没有试图溜走。
当飞机飞上高空，她开始从舷窗向外看，这时黑夜已经降临了。我对女儿说：“好吧，到此为止。毒品这本书该合上了。你到你埃瓦丽娜婶婶家去住，开始新的生活。”
克丽斯蒂娜自述在祖母家过的前4天我处于因中断毒品而发瘾的病态中。刚一能起床，我就穿上了瘾君子的大礼服，兔皮上衣、超高跟皮靴，然后带上我婶婶的狗，到树林里去。
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节目：像过去到动物园地铁站之前一样的打扮、化妆，然后到树林里去闲逛。高高的鞋后跟总是陷到沙地里，每隔十米就会绊倒一次，由于跌跤，膝头上磕得紫斑累累。祖母建议我穿旅行鞋，我十分厌恶地拒绝了——单是“旅行鞋”这个词就让人恶心。
慢慢地，我发觉我的婶婶——她正好30岁——还是可以谈一谈的。可就是跟她我也不敢说起我的真正的问题。再说，我也没有心思谈，甚至想这些问题。我的真正问题叫作毒品和与它有关的一切：戴特莱夫，塞纳区，古丹姆大街，过瘾，不被逼着动脑筋，自由自在。实际上，我只想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溜走的。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我没有制定一个逃跑的计划。这只是个念头：有朝一日，你会逃走的。可能我并非真有这种愿望。我对最近这两年里被叫作“自由”的东西太害怕了。
我的婶子用一张禁令之网紧紧地把我箍住了。我15岁了，可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必须准时在9点半前回家。从11岁起我就没经受过这种事。这使我恼火，可奇怪的是，我几乎总是照办的。
我们到汉堡为圣诞节去买东西。一大早出发，朝着大商店冲去，在那一群群抓住货物不放或者乱翻漂亮钱包的市民中间开辟出一条路来。奶奶、婶子、叔叔和表兄试着新衣服，买不到给埃瓦丽娜婶子。伊达婶子和齐什姆的礼品，也找不到给玛琴狄斯夫妇的礼品，叔叔要买一双放在自己鞋里的鞋垫，再有，他还想给汽车买个什么东西，而且非得在大商店买，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奶奶又瘦又小，还挺起劲地东看西问，不断地迷失在人堆里，这时，就得去寻找她。不时地，就剩下我孤身一人。这时，我当然想到乘机溜走。我已经发现了汉堡的“大舞台”。只要我走到街上，与2、3个吸毒者模样的家伙搭上话，过去的一切就会继续下去。可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当然我又一想：“瞧那些人：惟一能使他们沉醉的就是买东西。逛商店。我宁愿倒毙在肮脏的厕所里，也不愿意像他们那样。”说实话，如果有一个吸毒者过来与我攀谈，我就会溜走。
但是实际上我又不愿意溜走。我甚至多次央求我外婆家里的人把我先送回去：“我受不了了。让我们回去吧。然后你们再独自回来买东西。”可是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突然疯了似的：对于他们，采购过圣诞节的东西无疑是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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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汽车了。我们跑了一个又一个停车场，还是没有车。可我很欣赏这种处境：突然间我们变成了一个共同体。人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主意，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找到那辆该死的汽车。然而我觉得这一切很可笑，我不停地在笑，可其他人却越来越生气。天气越来越冷，除了我以外，其余的人都冻得直哆嗦：我的身体早已领教过比这更厉害的环境。
后来我婶婶干脆就站在卡尔斯坦进门的暖风口下，拒绝再挪动一步。我叔叔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这处安乐窝里拉走。最后，我们终于还是找到了汽车，于是这场风波就在大家一阵大笑声中结束。回家的路上，气氛活跃极了。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已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有点适应了。至少在努力这么做。真难呀。我说话时必须时刻留心。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注意。我一不小心冒出一句“他妈的”，我祖母立刻就说：“这么脏的活出自一张那么漂亮的嘴。”这样一来我就紧张了，我很想与别人讨论，但最好别这么做，因为到后来我总是惹得别人生气。
圣诞节到了。两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在圣诞树下吃年饭：去年和前年，我都是在塞纳区度过圣诞节之夜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高兴。总之，我决定至少在分发礼物的时刻，要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却无须装样子，礼物的确使我高兴。我第一次得到如此多的圣诞节礼物，以至我惊讶地计算了好一阵子，这些礼物要花多少钱，相当于买多少海洛因。
我父亲来与我们一道过圣诞节。跟往常一样，他坐不住。乃日和26日两晚上，他都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两次我都一口气喝了六、七杯可口——郎姆酒，喝完之后，我就在酒吧的小桌旁睡着了。我父亲见我喝白酒很高兴。我心想我最终会适应这个偏僻的村庄，这些年轻的乡下人以及迪斯科音乐的。
第二天，我父亲返回柏林：有一场冰球赛，他不想误了。这是他的一个新的爱好。
圣涎假期一过，我又接着上学。我升到四年级。这使我害怕：三年以来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另外，去年，我缺了许多课——生病，戒毒，或者干脆说，是我自己逃课。然而从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我的新学校。那天早上，老师让我们画一幅很大的画，覆盖教室里整堵墙的画。老师立刻允许我加入这个集体劳动。我们画了一些房子，一些漂亮的古老房子。确切地说，类似我向往有朝一日能住上的那种房子。我们在画面的街道上，画满了面带笑容的人群，还画了一只拴在棕榈树下的骆驼。真是一幅杰作。我们在画的下面写了一行字：“大路下面是海滩。”
我后来注意到，青年俱乐部里有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只不过那里的图画说明文字是：“不要哭泣，不要喝醉，拿起镰刀和斧头。”显然俱乐部的画被具有政治色彩的人定了调。
我的知识还很浅薄，但我愿意努力：至少要获得毕业证书。从上小学以来，我第一次做了作业。三个星期后，我几乎完全融汇在学习生活中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到底。
校长轻咳了一下，向我宣布，他很遗憾不能继续把我留在他的学校里。我不具备被中学接纳的条件。可以确信，是我的档案让他感到震惊，他甚至不等下课，就径直到课堂上来找我，并撵我走。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说不出一个字。他再也不想多留我一小时。我必须在下一堂课间休息时去找补习课的主课老师。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乖乖服从。一进补习课负责老师的办公室，我的眼泪就唰唰地掉下来。他对我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坚持上补习课，板凳把裤子都磨破了：因为我想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拿到毕业证。
我从办公室出来后，试图弄清楚我的处境——很久以来我没有这么做过。我不是可怜自己。咎由自取，我很清楚这点。我忽然明白了，我梦求的戒毒后的新生活完全是荒谬的。其他人并没有以现在的我来看待我，还是以过去的我来判断我，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我母亲。我婶婶。校长先生。
我同时还发现我已无法改头换面，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成为另一个克丽斯蒂娜。我的身心都不停地使我回想起过去。我那严重受损的心脏，就是我使之遭受毁坏的一个记录。我与我婶婶在一起的每天的生活也不平静。为了一个“不”与“是”。我常常发怒，我们不停地吵嘴。一点压力都会使我不舒服，所有的催促我都受不了。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我心想，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这一切烦恼就都解决了！
在被职业学校驱逐后，我对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功完全失去了信心。我甚至不敢再去试一试。我再一次陷入没有愿望的境地。我被开除，自己却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位校长肯定不会知道三个星期后，我是否还在继续上学。好吧，我可以去上综合学校——附近有一所这种学校，我只需坐公共汽车去就行了——在那里，我可显露我的聪明才智。但是我实在害怕又被撵出来。真害怕又遭失败。
我逐渐明白过来——我需要一定的时间——什么叫“补课”？在这个村子里，有两个迪斯科舞厅，类似青年俱乐部。其中一个几乎全是公立中学生和职业学校的中学生光顾，另一个是学徒工和上补习课的学生常去的地方。开始，我去中学生们常去的那个俱乐部。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我立刻感到中学生们就斜眼看我了。于是我就只好去另一个俱乐部。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这种经历。在柏林，这类歧视不存在。在柏林的综合学校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吸毒帮里了。在这里，这种歧视表现在课间休息的庭院里，一道粗白线条把院子一分为二，不能越过白线。一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一边是补习生。我如果想跟以前的同学说话，我们双方都必须站在白线两侧。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与已经被扔进废品堆的年轻人——我们这些补习生区别开来。
这就是人们要我去适应的社会。“适应”，这是我祖母的口头禅。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向我提建议，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她劝我课后不要和补习生在一起，劝我在公立和私立中学生们中间交朋友。我对她说：“你必须说出一个理由，你自己的孙女也在上补习课。我正在适应，我将会在补习生中间接交朋友。”这又造成一次口角。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学业完全不再感兴趣。但是我发觉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已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