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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表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在这里拉过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让位给那些靠卖淫吃饭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两个客，然后回到特莱保斯。口袋里装着100马克，于是我买了半克药。
我不愿意去库夫尔斯特拉街的厕所，也不愿意去特莱保斯那边的公厕。因为人大多。那上哪儿？我又买了一筒可口可乐，思索着。我决定到邦代斯广场那边的厕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无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广场，心绪平静。夜晚，公共厕所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厕所清洁，明亮。这是柏林最棒的公厕，而今只属于我一个人。厕间很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厕间里挤进了6个人），门一直挡到地面，隔墙上也没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选择这类厕所自杀：因为它太棒了。
没有拉客的老太婆，没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汉，没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时间。我洗脸，梳头。然后，仔细地冲洗蒂娜借给我的注射器。半克药足够了。肯定无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药就足以击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黄疸使我十分虚弱。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整整一克药，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再拉客了。
我平静地选择最干净的厕间，我感到十分冷静。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从没料到自杀会连一点悲伤的气味都没有。我即不想过去的，也不想我的妈妈和戴特莱夫。我只想要给自己注射的这一针。
照老习惯。我把衣物散乱地扔在马桶的周围，把药倒在也是从蒂娜那里借来的勺子里。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为她还在等着注射器和勺子。后来，我发现忘记了柠檬。可是，海洛因的质量不错，没有柠檬也会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静脉。实际上，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样，惟一的区别是，这是我最后的一针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针。第二次刺入时扎入了静脉，注射器里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药一下子注射进去。我没时间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脏被撕裂，颅骨从头上被掀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的汽车发出强烈的噪声。我倒在马桶边上。我从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试着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腿好像瘫了一样。我能略微动一动，但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要命的疼痛，特别是大腿关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厕所的门打开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来。我靠着墙，用一条腿跳着向前走。在厕所的入口，有两个15岁左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绸衫的男孩——两个小兔子——盯着这个用单脚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时候，他们恰好扶住了我。他们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嘿嘿，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在动物园地铁站见过我。他们把我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个10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个男孩子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为什么这些相公都爱抽骆驼和万宝路呢？”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死去。
我给他们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骗了我，我又怎样给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这两个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这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想也没想，便对他们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条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发抖，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建议把我送到医院去。
我不愿意要什么医生。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非常热心的家伙，一个相公，一个喜欢鸡奸的医生，这使我放下心来：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地，这倒更让人信赖。他们招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了他们的伙伴那里。那家伙果真非常热情。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开始给我检查。他想让我谈谈毒品，讲述这一切。我可没有这个兴致，对任何人都没有。我向他要安眠药，他给了我一片，还给了其它的药。
我又开始发烧和流鼻血。我几乎是一刻未醒地睡了两天，第三天，当我的大脑几乎可以正常干活的时候，我坚持不了了。我不想思索，强迫自己不去思索。两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是善良的上帝不希望这回要了你的小命；二是下回你得注射整整一克药。
我想出去。到大舞台去，去注射毒品，去获取那注射后的快感——特别是不要再思索了——直到注射的极限。此刻我走路还很困难。喜爱鸡奸的医生对我十分关切，弄来了拐杖，我架着拐杖走了，可又在半路上把它们扔了：我可不愿意拄着双拐在人前露面。只要咬紧牙关，离开拐杖也是可以走路的。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动物园地铁站的广场上。我接了几个客人，其中甚至有个外国佬，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个希腊人。老实说，我不反对外国人，但我不和外国佬打任何交道，这定约可真有点古怪。不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反正不过如此了。
可能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妈妈来找我。她如果寻找我，就一定会到动物园地铁站来的，所以我才没到库尔夫斯特拉街那边去。但是我也深深地感到不再会有人找我了，这已经不是妈妈焦虑地等我回家的时代了。
我买了一份药，给自己打了一针，然后又干起营生。我需要钱，准备着万一找不到过夜的客人时使用，那时我就得住旅馆。
突然，我碰上了沃尔弗，他是戴特莱夫的老主顾，最近，戴特莱夫不曾到他家去过夜。不过他不再是一位主顾，他对海洛因上了瘾，所以现在跑到生意线的这边来了。可能他拉客人很难，因为他都26岁了。我问他有没有关于戴特莱夫的消息。他的热泪夺眶而出。不错，戴特莱夫是在治疗所，没有他，生活就彻底完蛋了，活着没有一点意思，他想脱钩，他爱戴特莱夫，他想自杀。总之，他向我唠叨了一大堆吸毒者们常说的废话。关于戴特莱夫的那些昏话弄得我糊里糊涂。我真不能理解，这个可怜的小相公，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他在戴特莱夫身上有着某种权力。戴特莱夫应该离开治疗所回到他身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一把公寓的钥匙留给了戴特莱夫。听到这句话，我不禁脱口说道：“你真是一个混蛋，一个蠢货！你把你家的钥匙留给戴特莱夫，这样，他就知道，万一治疗所把他赶出来，他就会有落脚之处。要是你真的爱他，你就该想方设法让他脱钧。但是，你不过是个下流的鸡奸犯而已！”
沃尔弗正当瘾发之际，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弄得灰溜溜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我到他家去过夜又如何？我平静了下来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为了酬答他的好客之意，我马上接个客人，给他买上一份药。他特别高兴我能到他家去睡，因为除了戴特莱夫和我之外，他再也不认识别的人了。
我们一起睡在他的那张大床上，由于戴特莱夫不在，我还能够和他相处。他让我讨厌，但还能忍受，这个可怜的小相公。
于是，戴特莱夫的两个爱人就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老一套：沃尔弗没完没了地重复他多么爱戴，大哭一场然后入梦。这使我的神经焦燥不安，但我还是忍住不发火，因为我需要这张床位。甚至有一天他向我宣称，在戴特莱夫戒毒之后他们俩将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同居，我都没有发怒。再说，左右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此外，我想，戴特莱夫和我对他还该有点爱怜之意：如果当初他不是结交了我们，他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小相公，偶尔地，到酒馆里买个醉醺醺以忘掉他的不幸，仅此而已。
我们就这样打发了一周的时光，注射毒品，地铁站，地铁站，注射毒品，晚上是沃尔弗无止无休的哀叹。
一天早晨，我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打开了公寓的门，在走廊里弄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沃尔弗。我喊着：“别吵了，我要睡觉！”走进来的是戴特莱夫。
我们拥抱。我们接吻。重逢的快乐。突然我明白了：“你溜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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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我解释。像所有新到医疗所的吸毒者一样，人们要他担任三周司晨员。要一个扎吗啡的人遵守时刻，这几乎比要他登天还难。戴特莱夫必须每天在同一时刻醒来，然后叫醒其他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极为可怕的考验。所方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对接受医疗的病员进行选择，是希望把他们掌握得太少的床位保留给那些还有些意志的人。戴特莱夫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