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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从那家伙手中挣脱胳膊，向门口冲去。我已跑到街上，他还没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辆小汽车上撞。我没感到撞击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莱夫，很为他担心。他们知道我与戴特莱夫是一道来的，他进舞池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场上了。
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有一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独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独地死掉。经常是死在肮脏的厕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个吸毒者，干嘛活着？
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毁灭，同时也毁坏别人吗？我想那天下午我真应该死掉，这全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总之，我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坚持一会儿了。我必须去见警察，否则他们就该来找我了。但是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去。我四处打电话找施特拉，后来在一个顾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亲刚刚提醒过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来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15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大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