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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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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头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伙。老是梦见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脚烂了。他的双脚全黑了，几乎瘫了，快走不动路。他发出一种恶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着两米远也难以忍受。人们叫他去医院就医，他只是笑笑，像具死尸。实际上，他在等死。这个家伙的影子老是缠着我，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处于毒瘾半发作的痛苦中时。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样：我大汗淋淋，发出恶臭，呕吐。
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伤心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说，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一个吸毒者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瘾幸好只持续了四天。在这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觉不到身体从毒品中解脱出来了。柏林让我厌恶，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尽力克制不去这么想。
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药——我妈很晚才寄来，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满满一酒窖）。我胃口大开——吸毒者和其他人没有两样。早餐，我要吞进入5个小面包，下午还要吃整整12片蘸果酱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样，在凌晨2、3点钟以前我是睡不着的，我又要吃贮藏的水果酱，李子酱、桃子酱、草毒酱，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这种饭量，我很快长了10公斤。我的裤腰带都系不住了，臀部也长圆了，外婆全家都很高兴。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顽固地像以前那样瘦骨零丁。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饥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裤也穿不进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条方格子的可笑的裤子借给我，这种裤子我在柏林时，从11岁起就不再愿意穿了。这个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们的圈子。但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做梦：一个吸毒者，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打出剧终的字幕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从不谈吸毒，再说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这部精彩电影。但是我的毒瘾期一过，我就给戴特莱夫写信，让他给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夹了20马克。我劝戴特莱夫戒毒后，我又干这事！话说回来，我到底没有寄那封信，因为我怕戴特莱夫不给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20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骑马，由我表妹陪着游览周围的古城堡，我们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场玩，采石场以前是属于我外祖父的。这个采石场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脑溢血。我母亲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说，采石场某处原先有扇铁门，门后堆放着家谱，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谱。于是，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找这扇门。工人们有时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钥匙，于是我们就开着推土机在采石场里找。我表妹与我同岁，我俩相处得很好。我给她讲戴特莱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热恋者在谈她的情人。我告诉她我与戴特莱夫睡过觉。她表示完全赞同。
她给我讲了一个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来这儿附近露营。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觉，可她没有依他。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傻瓜。
我说不是，她是对的，最好是她把贞操留给她真正爱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来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简直成了克丽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给他们讲如何处人处事，告诉他们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但我仍然认真听着，而且我总是能够给他们提建议。一谈到别人的问题，我真有办法。只是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
一天晚上，戴特莱夫打来电话。我高兴得快疯了。他告诉我他正从一个顾客家给我打电话，一个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儿。我告诉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点儿成了疯子。我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戒毒，真见鬼。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不久就能见到他。他答应给我写信，谁知他写不写。戴特莱夫不想写信，但他后来又从那个顾客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这次通电话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莱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们患难与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他。只想他一个人。就像在祈祷。我计算着我们重逢的日子。
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