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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问题要正确对待党和国家、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我国青年一直是寄予极大的厚望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今后几代青年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对当代青年的厚望，并不是一个纯理想和纯愿望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当代青年的现实出发，从中找出如何加以引导扶植的路子问题。事实上，象早一些的张志新、新近的张海迪，在这两人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当代青年的整个队伍的身影。青年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同的一点是青年的可塑性，教育者可以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通过巨大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把青年培育成四化的栋梁之材。这里面重要的问题是看我们认识不认识、理解不理解当代青年，对他们的整个估量是不是正确。
应该承认，在青年问题上有两种偏颇现象，这应当引起人们、特别是领导和教育工作者注意。
一种偏颇是摇头、叹气，对青年持悲观看法。这些同志，这些青年的父兄师长，从十年动乱的消极后果出发，看到了青年中确实存在的消极现象和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问题，应该说，他们并非无缘无故地着急和焦虑。但是，着急和焦虑并不一定要悲观。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第一，当代青年并非铁板一块、都是一个模子制成的，青年中间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先进和后进，英雄人物和犯罪分子都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方面就断定其时代和队伍的全体。第二，五十年代的青年很好，这是事实，我们要发扬那个时代的好传统；但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青年即使有动乱留下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一些收获，虽然这些收获说来痛苦得很，花的代价太大，但毕竟是新收获。比如说张志新一类的青年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远不如这些青年的，在探索真理勇气上，我比这些青年差好多。再比如说有些青年，在别人武斗、打派仗时，埋头苦干一种事业，至今已成令人瞩目的人才。所以不能说现在青年“一切不如过去了”。过去有过去的好，今天有今天的好，明天还有明天的好。第三，一时之间的社会风气、社会思潮，自有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社会条件，比如实行经济上开放、搞活政策后，一些人失足落水、走向反面，或者本来就是反面的，这一回暴露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只是青年中有，壮年、老年中也有，党员干部中不也是有一些人很不象样子吗？所以发生一些问题，不能只是责怪“小青年”。持悲观情绪的同志的最大错处，就在于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朱伯儒、李燕杰同志就不悲观，他们深入到青年中扶正祛邪，乐观地工作，越做越有信心。
另一种偏颇是对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估量不足，看得太简单，说严重些是掉以轻心，任其自流，不管不问，或者是不敢管，不敢问，怕麻烦，只是讨好他们，迎合他们，不认真地进行规劝和引导。
还有一些人利用青年轻信、好奇的心理，以售其奸，以有害的思潮影响青年，把“一切向钱看”“人格商品化”的腐朽东西兜售给青年，对这类二道贩子、奸商要警惕，要打击，当然这种人已不属于认识上的偏颇了。
我的交心话人贵知己，知己必须交心。终日相聚，客客气气，但从不交心，并不算认识，更谈不上是知心朋友和同志。同志的“志”字底下有一个“心”字，人和人的距离是以心的距离来计算的。
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单写一段交心的话，并没有什么私话，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一生的痛苦、蹉跎太多，我总觉得形之于文，也说不尽我心中的衷曲。比如，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许多亏，这些亏教训过我。老了的时候，如有可能，就告诉后来者，向他们说一句：“小心上当！”当然，这只是愚者千虑之一得。
为了把话说得简捷了当，我把这些交心的话用短语形式写一写，说得不谦虚一点，也算自我杜撰之格言吧：一、自己看，自己想。书上的话，先生的话，要看、要听，但可悲的是自己无主见，不加分析判断，不管正确与否放开脑子叫人家来跑马。
二、敢爱敢憎，爱憎分明，愈分明愈好。不要做模棱两可的人，虽然这种人活着更保险一些，还可能飞黄腾达、万事亨通。但这是中了西方人的滑头哲学、实用主义和中国人中庸之道的毒。宁死不当这种人。这种人好象优点很多，可是只有一条缺点就够了——这种人对社会没有好处。
三、兴趣要广，精力要专。对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有兴趣，有可能就学一点。学多少，算多少，皮毛点也不可怕，只要有自知之明就行。但在学一样、干一样时，要专心致志，集中全力，不到一定程度决不罢手。广与精有矛盾，又可统一。
四、对知识如干海绵，要残酷地向对象榨取。在学业上我坚信这样的经验——浅尝辄止，一事无成；锲而不舍，金石可断。
五、对生活要热爱。人生的道路宽阔得很，人活着很有意思，何况又是“万物之灵”。生活里充满乐趣。当然，对于自己羡慕的东西要多想一想：值得羡慕吗？
如真值得，那不只是羡慕，自己也要做。
六、有雄心、有抱负，但不骄不躁。不要怕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认准方向就干下去。但不可任性，不可违反社会公德；那不是雄心，是私心。
七、随时准备赴大义。灾难会有的，祖国和社会，同志和朋友，都可能遭遇灾难。比如敌人来了，或者坏人在干坏事，或者自然灾害，就要勇于赴义，甚至不惜一身性命。
八、朋友要多。但一生中真正的知己也许不多，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很有道理。连祖国和人民、生你养你的土地都不爱的人，不必和他交朋友。
多好啊！活得很美
皇冠
刘墉
“我最近好为难。”有个条件不错的男学生对我说，“我有两个女朋友，都很爱我，我也很喜欢她们，不知该选哪一个。”
“表示两个条件差不多。”我说。
“不！条件差满多的。”学生瞪着我说，“一个很有钱，家里放了一架史坦威的大演奏琴。另一个很穷，我常给她打电话，打一半，就没法说了。因为她的卧室正靠着铁道，火车过，整个房子都震动，什么也听不见，只好拿着电话发呆。”
隔了半年，遇到那学生，他已经结婚了。
“娶了有史坦威钢琴的？”我笑道。
“不！娶了铁道旁边贫民区的。”
“噢！”我点了点头，“不简单哪！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有！有一天，我到她家去，坐在她卧室聊天，突然火车过，好响！带起一阵风，把窗帘都吹起来了，那是一块很便宜的薄棉布的窗帘，她自己用手缝的。这时候，阳光射进来，我看见窗台上放了一个宝特瓶切一半做成的花盆，里面开着一丛不知名的小黄花。我问她那是什么花。她很不好意思，挡在前面说，是不值钱的花。我又问，很漂亮啊！是什么花吗？她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是野地里挖来的小草花，不值钱！”学生脸上露出一种好特殊的光彩，“你知道吗？我那时突然产生一种感动，冲上去抱住她，叫她不要那么说，不要说不值钱，美的感觉是不能用钱衡量的！就在那一刻，我发觉，我深深爱上了她。”
动心灵的美，不见得华丽学生的话，常浮过我的脑海，我常想象那个浴着午后阳光，被风拂起的窗帘，和窗台上逆光看去的那丛野草花。多么平凡，多么美！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去花店定花，花店老板随手拿了一枝玫瑰送我。
回家，我把那枝玫瑰插在细细的小瓶子里。隔两天，情人节的花也送到了，是24朵玫瑰。我又找了一个大大的水晶花瓶，放进去。
奇怪的是，那24朵馥郁的玫瑰，和旁边孤零零一枝，有种特别的感动。觉得好精巧、好细致、好有慧心。
也想起有一次到前历史博物馆馆长何浩天先生家去。他的家布置得很清简，案上没花，只有一盆番薯冒出的青苗。淡红色的番薯皮，翠绿弯转的藤叶，给人一种特别的雅致。让我回到童年，记忆中父亲用小水皿养的蒜苗，在冬天的窗前，盎出一片新绿。
真正会心的美，常像是简简单单的禅宗水墨画，不必华丽的色彩，也无须复杂的构图，却能在那“空灵”处引人遐想，给人美。
美，帮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自从女儿上幼稚园，也常常给我这种美。
她有个放劳作的篮子，乍看好像垃圾桶。里面有用超级市场上的牛皮纸袋做的帽子，用衣服夹子和钮扣组成的小人，用纸盘做的面具，用黄豆组成的图画。
学校动不动就发通知，要家长给孩子准备空的鲜奶盒子，或卫生纸用完剩下的“纸轴”。跟着就让孩子从学校带回用那些废物组成的玩具。
问题是，大人眼中的废物，却成为孩子的宝贝。他们不在乎世俗的价值，只在乎自己有没有感动，有没有想象。
于是，常看见小丫头举着她的劳作炫耀。先觉得她傻。想想，才发觉是自己俗。她让我又想起那个学生的女朋友，窗台上放的宝特瓶花盆，和里面的小草花。更让我想起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一段话：“你们将来教美术，目的不应该是造就几个专业的艺术家，而是培养一批有美感的国民，让他们能从最平凡的东西上，见到美，也懂得利用身边平凡的东西，创造美；使他们对生活有一种积极快乐的态度，而不只是现实的价值；更使他们能以美的感觉，面对人生的苦难。”
人，就是一种美记得初到纽约的时候，去苏活区看一位艺术界的老朋友。进入他的工作室，我差点窒息。
只见一片烟尘飞扬，四处弥漫着浓浓的油漆味，他正埋头修理古董。
他把顾客送来的瓷器碎片，慢慢拼起来。先用胶水黏合，再用瓷粉填补、打光。然后把断缺的花纹，照原来的样子画好。再用喷飞机的罐装油漆，将表面喷成釉彩的光亮。
朋友摘下口罩，陪我走出工作室，小心跨过残雪的泥泞，步上曼哈顿昏暗的街头。
“多美啊！”他一面呵着手、吐着白烟，一面抬着头，看那四周像要围过来的高楼，近乎咏叹地说，“纽约！一个真正看到人的城市。”指指高楼，又指指蹲在街角的浪人，“都是人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人，多美！”我看着他的脸，看那脸上的感动，也从心底产生一种感动——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那么不如意的时候，他依然快乐，依然生活得很美。
二十年前的女性
常州日报
苏童
对于女性的印象和感觉，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变化。世界上基本只有两类性别的人，女性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学原理和我个人的推测预料的。
20年前我作为男童看身边的女人，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恰适70年代的动荡社会，我的听觉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脆的宠亮的女人的高呼声×××万岁，打倒×××，那是街头上高音喇叭里传来的群众大会的现场录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厂会场的亲耳所闻。女性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