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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和平认识简谱，欧阳健不仅认识简谱，而且还认识五线谱，并且欧阳健似乎还更习惯用五线谱，因为倪和平发现欧阳健常常是先拿五线谱写曲子，写好之后再翻译成简谱，翻译简谱的目的是为了让倪和平看懂。于是，倪和平马上就有点感动，同时对欧阳健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是一种让倪和平脸上发热心跳加速的佩服。在“长征”途中，有时候他们俩在煤油灯下讨论曲谱，俩人挨得很近，近到倪和平能够感觉到欧阳健身上的体温，于是这种心跳速度又加快一倍。
那时候他们长征的队伍其实也就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们这支队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做不了播种机，但是做宣传队还是绰绰有余的。其实这样的业余宣传队，有一个真正懂行的就可以了，像他们这样有两个台柱子，实在是人才过剩了。事实上，当年红卫兵唱的许多毛主席语录歌就是欧阳健谱曲的。前几年“文革”歌曲回潮，倪和平还给欧阳健打电话，说你听见了吧，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
“那又怎么样？”欧阳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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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呀，”倪和平说，“要版税呀。”
说的欧阳健还真动了一回心，但是再往深一想：没有凭据，没有凭据连打官司都不会受理，只好作罢。
其实最让欧阳健激动的不是为毛主席语录谱曲，而是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一共两次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但是第一次只是他们看见毛主席，而毛主席并没有看见他们，所以说“接见”似不确切。那一次他们被安排在西长安街上，根本就望不见天安门，当然就更望不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只是伟大领袖在来的时候，路过西长安街，欧阳健远远地看见伟大领袖站在敞篷车上向两边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据说欧阳健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东长安街上的红卫兵，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只是通过广播喇叭听见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讲话。第二次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是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好在这一次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面对面地见到了伟大领袖，但是他们光顾着喊口号了，忘了跟毛主席讲话，更没有跟毛主席合影留恋。就这也把他们激动的半死，真正地激动半死，不是装的，完全不是装的。根据他们后来回忆，那一天欧阳健曾经两次奋力托起倪和平，他们的身体进行了最紧密地接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零距离。当时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从来没有实际接触过异性，有时候排练偶然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对方，也会沸腾半天，但是奇怪的是，那一天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心事全部放在伟大领袖身上了，实现了真正的忘我。
第一章 狐狸精！
3
从北京回来后，重庆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倪和平的父亲作为走资派已经被揪斗，胸前挂一个大牌子，牌子是黑色的，上面用白广告色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头上带着高帽子，高帽子是白色的，上面用红色写着“倪振威”三个字，并且还打了叉叉，像押伏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一样。
家肯定是被抄了。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重庆，倪和平正跟着欧阳健他们一起投入革命的大串联，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名誉损失没有躲掉，不久，二中的红卫兵组织悄悄地流传一个秘密，说当初抄倪和平的家的时候，倪和平不在，却从她的枕头底下抄出一个塑料东西，至于是什么东西，大家不明说，任你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比明说更可怕。
这些变化对欧阳健的影响似乎不大，反正他本来就是平民子弟，但是对倪和平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相当于从高贵的公主一夜之间变成灰姑娘，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倪和平已经被排除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之外，也没有人通知她，她自己就“自觉”地不去了。那时候倪和平恨不能把自己退化成甲壳动物，干脆缩在甲壳内，不出来，当然不能再去文艺宣传队这些地方抛头露面。
倪和平离开了文艺宣传队，但是欧阳健没有，欧阳健仍然是宣传队的活跃分子。这时候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革命歌曲，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稍微改动一下歌词，当作新歌唱，有的是新写的。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反正都是革命歌曲，反正很多，多得连现学都来不及，根本就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了。不但不用欧阳健自己写曲子，而且也不用欧阳健拉小提琴。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太重，声音太小，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革命歌曲需要手风琴这样朴实的乐器伴奏。于是，欧阳健就直接唱歌，好在欧阳健嗓子不亚于年轻时候的老欧阳，再加上乐理知识和乐感好的人发音准确，欧阳健竟然没用多长时间就唱出了名气，有时候造反派搞什么活动，竟然也请他们二中的宣传队去捧场。据说他们主要是冲着欧阳健的，特别是欧阳健唱的《赞歌》，两边的造反派都十分喜欢，成了他们这个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把听众带到空旷博大而且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没有一副好嗓子和乐理功底是唱不了的。事实上，不仅造反派喜欢听欧阳健的《赞歌》，其他人也喜欢听。比如项茹梅。
项茹梅比欧阳健低几级，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艺术的欣赏。事实上，项茹梅并不懂音乐，当然也根本就不识谱，但是艺术和科学一样，不懂科学的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同样，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项茹梅就属于那种不懂艺术但可以感受艺术美感的女孩。
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里面居住的大多数是挑夫和纤夫，因此这里离码头不远，这就注定了坡坡屋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教育不怎么样，但是见识并不少。和大多数坡坡屋的孩子一样，项茹梅从小并没有上过什么幼儿园托儿所。小时候的项茹梅最羡慕的就是那些穿着幼儿园制服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坡坡屋没有，但是码头上经常有。项茹梅非常喜欢那种上面印着“小朋友”三个字的白兜兜，项茹梅曾经想象过自己穿上那种白兜兜的样子。想过，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深圳富婆的项茹梅回重庆探亲，跟父亲谈起小时候的事情，说到这件事，父亲还老泪纵横。父亲说：如果你当时提出来要，爸爸一定会给你买的。父亲这样说并不是马后炮，父亲是放木排的，放木排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面也偶然能有一两件好东西，就像他们家经常是咸菜稀饭，但是偶然也能够吃上大鱼大肉一样。听老辈说，放木排的人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平常没有什么积蓄，挣了一笔钱马上就花掉，如果当时项茹梅要是跟爸爸妈妈说自己想要一件印上“小朋友”三个字的小兜兜，没准哪一次爸爸放木排回来就真的给买了。
坡坡屋的小孩都在江边小学读书。那时候国家并没有强调什么几年制义务教育，但是那时候项茹梅他们全部都上学，好像没有见到哪个孩子不上学的。那时候学费便宜，学费每学期只有一块五，书本费更少。
上学之后，项茹梅就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就是她以前在码头上看到的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和他们坡坡屋的孩子不一样。那些孩子不拖鼻涕，那些孩子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而坡坡屋的孩子没有。项茹梅下雨天穿的是元宝口的胶鞋，元宝口的胶鞋鞋帮子容易灌水，元宝口的胶鞋没有红色和绿色的，元宝口的胶鞋只有黑色的，而且项茹梅的元宝口胶鞋是哥哥穿旧的，因此是那种完全没有光泽的“土黑”，仔细一看，表面还有许多细细的小裂纹，一点都不好看。
“文革”前夕，项茹梅升入中学，并且进的是离家不远的重庆二中。项茹梅能够进入重庆二中，还得益于“文革”开始前的一些小的“运动”，这些小的“运动”提出了就近入学的新概念，所以项茹梅他们这些坡坡屋的子女也能够进入二中。不过既然他们都能进二中，那么此二中已经非彼二中了，正像如今既然花钱就能买文凭，那么此文凭已经非彼文凭一样。事实上，项茹梅在二中还没有正儿八经地上到一年，他们就不用上学了。老生们成立了一个一个战斗队，他们这些新生也跟着后面学，并且这些新生由于来自五湖四海，更有战斗精神，事事都不甘落后。特别是破四旧立四新，他们冲在最前面，反正做什么都是对的。
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赞歌》中冷静下来的。因为她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整天瞎闹更美好的东西。比如《赞歌》，比如欧阳健。项茹梅发现欧阳健跟他哥哥不一样，跟他们坡坡屋的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至于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项茹梅没有细想，也不知道，但是她知道欧阳健身上有一种她所喜欢的东西。
当项茹梅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毛主席发表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本来第一批上山下乡是轮不到项茹梅的，但是发现红榜中有“欧阳健”这个名字，于是马上去报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要求上山下乡毕竟不是要求去当兵，只要你态度坚决，最后当然是获得通过的。
项茹梅上山下乡，他哥哥也上山下乡。父母是不敢反对子女上山下乡的，父母只是希望他们兄妹能下放到一起，而且就下放到重庆郊区。但是项茹梅不同意，项茹梅说她是有组织的，组织上说下放到哪里她就下放到哪里。项茹梅的“组织”是二中，跟欧阳健是一个组织。一想到能跟欧阳健一个组织，项茹梅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地激动。带着这种激动，项茹梅在父母的泪水中依然决然地踏上了征途。系上红色飘带的汽车从重庆一直开往大巴山区。
那天项茹梅早早地就上了那辆属于他们的车，她不象别的同学那样跟父母依依不舍，她觉得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只要能跟欧阳健在一起，别说是到大巴山区，就是到天涯海角，她也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不但不会觉得那是一种苦，相反，她会觉得很甜，很幸福。再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父母心中根深蒂固，现在的表现就更加明显：父母跑到哥哥那辆车前面去依依不舍去了。
第一个上车的项茹梅坐到了最后一排。她想象那么高大的欧阳健上车之后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