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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为民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茶，侧身笑道：“钱先生，您学识渊博，您给王先生和古先生介绍一下吧。”
“乐意之至。”
思想不激进，只是想自保，完全把华侨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才是越南华侨应该做的。钱新霖极为认同他的主张，感觉他要做得比自己之前所做的更有意义，指着地图如数家珍地介绍道：
“所谓侬人，其实是讲客家话的汉人，细算起来有好几支，迁入安南（越南）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有17和18世纪从钦州、廉州、防城、灵山一带移居过来的。其中一些人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遭到清廷的镇压驱逐，于1849至1863年间，被迫迁到海宁地区（今越南广宁省）。
有明末清初，客家起师抗清，客家人兵败逼迫迁移的；有一部分是从广东东部和北部迁到中部及南部滨海地区的，还有一部分人继续远迁至北仑江以北的海宁地区，成为海宁地区的原居民，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
古建华惊叹道：“来越南这么长时间？”
“是的。”
钱新霖笑了笑，接着介绍道：“1885年，黑旗军刘永福大败法军，可昏庸的清政府却签下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以北仑江为界，将江南地方划归越南，原居住在海宁的中国人也随地而归越，1893年正式沦为法国殖民地。
日本投降后，法国人重返越南，海宁地区相继被收回。
法越当局随即进行人口调查，登记居民‘职业’等内容。海宁的中国人在填写‘职业’时，均报称‘耕农’。鉴于他们所居住地按‘天津条约’已划为越南领土，法方继续称作‘中国人’不太合适。
并且他们不懂越南语，其语言、文字、习俗、文化和生活方式都是纯中国汉人式的，因此又不能称其为越南人。最后，法越当局认定他们为越南的少数民族之一，以其务农种地‘职业’为依据，称之为“农人”、“农族”，并又因习惯书写为人字旁的‘侬’，渐渐变成了‘侬人’或‘侬族’，这就是‘海宁侬’的由来。”
王金贵恍然大悟，不禁叹道：“原来他们跟我们同文同种，跟我们一样是汉人！”
“不仅仅他们。”
钱新霖接过阿才递上的烟，微笑解释道：“其实越北侬族有两支：一支是他们，一支是壮族的分支。迁至越南后又分出许多支系，比如岱人、拉基人、布标人、高栏人。他们与侬人关系密切，尤其岱人，语言风俗习惯与侬人基本相同，其主要区别是18世纪以前从中国迁入越南的称为岱，18世纪以后迁入越南的称为侬。”
战死沙场的丈夫就是一个侬人，阮明秀对侬族非常了解，低声补充道：“海宁侬一直保持中国传统习俗，与西堤客家人唯一不同的是，侬人素来奉祀东汉马援伏波将军，每年正月初六都要参拜伏波庙。
另外现在侬区不全是侬人，有许多撤退至越南的国军溃兵，许多逃到越南的内地难民。他们与侬人一起生活，相互通婚，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所谓侬人，也只是法国人和南越人对他们的称呼。在北越没有侬人，只有‘唐山佬’，只有中国人。”
有国军溃败就可以收编！
大少爷有的是钱，像大少爷一样有钱的华侨巨富堤岸没三十个也有二十个，拉一支队伍，养两三万人的军队很轻松，反正越南山头林立，不在乎多一个华侨军阀。
古建华热血沸腾，不知道李大少爷有一个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的稳妥方案，急切地问：“钱先生，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兵，有多少条枪？”
钱新霖回想了一下，不缓不慢地说：“包括侬人、岱人在内，整个越北与我们同文同种的中国人不低于30万。至于军队，现在有两个师，全是黄亚生将军的部下。”
“黄亚生，好像听说过。”
提起黄亚生，阮明秀不由地想起丈夫，黯然道：“黄将军出生于海宁，早年赴法国陆军军官学校进修，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后派回越南，在法越军队服役。日军进驻越南后，因处境困难，他与第四战区张发奎长官联系，经同意率部撤入广西十万大山，与国军一起开展游击战，日军投降后率部重返越南。
侬族军队骁勇善战、战绩卓著，被整编纳入法军主力部队。
为了分化瓦解越南反法势力，减轻自身压力，法国人在重返越南的第二年，给予很多地方自治权，海宁侬人也实行了自治，成立侬人自治区，区政府设在芒街，黄亚生为侬区领袖，设有区旗、区歌，每周举行唱歌升旗仪式，甚至办有中文的《农声报》。
黄将军同时兼任海宁、谅山两省警备司令，先夫好几个军校同学在其麾下效力，其中包括前河内军校校长刘裕新将军的外孙陈润威中尉。我与先夫结婚时，张英贵少将和黄独清上校曾代表黄将军送过贺礼。”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为民倍感意外，没想到她婆家竟然与黄亚生有这关系。
不过细想起来也正常，她丈夫是侬人，婆家又挺有钱，自然要与越北有头有脸的华人交往，再说自己家老头子不也与法国高官打得火热嘛。
就在他琢磨着此行应该比想象中更顺利之时，钱新霖突然道：“李先生，五帮会馆在西堤有一定影响力，在北部就不同了。他们对我们不了解，想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估计没那么容易。”
黄亚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军阀，让一个有人有枪的土皇帝听命于一帮商人确实不太可能。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李为民伸了个懒腰，信心十足地笑道：“这一点钱先生大可放心，形势逼人前，现在除了与我们合作，接受我们帮助，由我们来安置，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全世界只有我们才能帮到他们，否则，只能呆在他那个所谓的自主区等越盟清算。”
第三十章 被抛弃了！（）
芒街，越南最东北部的一个小城。东临东京湾（北部湾），西接谅山、海兴、海防等省市，北与中国广西东兴市接壤。
李大少爷对这里并不陌生，重活前来过几次，跟国内朋友提及过的次数更多，无一例外全是忠告，因为这里堪称游客的陷进，骗子的天堂。
后世国人想出国开开眼界，各种跨国诈骗集团应运而生，遍布东兴与芒街。
人一到东兴，导游就将你的身份证资料传到芒街。你一入境，老乡认老乡的煽情故事与一个个骗局就顺理成章开始上演。
手法层出不穷，花样推陈出新，叫人防不胜防。
官方有没有统计过李为民不知道，反正他知道的朋友在这里上当受骗和买到假货的概率超过90％。破点财就算了，每年还有不少中国人在芒街的赌场里输得倾家荡产，跳楼身亡。
内地没“改革开放”，越南也没有“革新开放”，国界线两侧的百姓现在仅勉强能吃上口饱饭，民风总体上还比较淳朴，走在老街上故地重游，倒不用担心上当受骗。
本以为想见到黄亚生会费一点周折，毕竟之前从没打过交道。
有阮明秀这个前侬家媳妇在，一切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她跟守卫小码头的一个少尉说了几句话，在船上等了大约十几分钟，一个身穿法国军服的中尉军官就兴冲冲赶过来，热情无比地招呼众人上岸。
“嫂子，乐生也……也殉职了，在奠边府。那边变成了越盟的解放区，没法去收敛遗体，我们只能帮他建个衣冠冢，丧事刚办完没几天。”
他就是阮明秀丈夫的军校同学陈润威，二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三十岁，很憔悴，能够想象出他们现在承受着多大压力。
人家谈私事，李为民不好插口，注意力全集中在路边那一面面在法国国旗中间嵌有“忠孝”二字的区旗上。
丈夫战死了，丈夫的同学也战死了，想起表妹夫在船上说得那些话，阮明秀心如刀绞，难受至极，因为他们死得太冤，死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似乎知道勾起她的伤心事，陈润威不再吭声，就这么一路沉默地把众人带到一所应该是指挥部的大宅子前。
“李先生，钱先生，王先生，请稍候，我进去通报一下。”
“没关系，我们就在这儿等。”
初次见面不能两手空空，法国人指望他们牵制一部分越盟军队，枪支弹药自然不会缺，李为民更不会搬石头往山上送，而是准备了价值五十万皮阿斯特的西药和一批现在比较紧缺的布匹。
越盟游击队经常骚扰侬区，零星战斗几乎每天都有发生，许多伤员得不到救治，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伤口感染而死，这批西药无疑是雪中送炭，黄亚生一听到汇报就亲自出门相迎。
他五十多岁，个子挺高，身材却不是很魁梧，一见面就用一口带着浓浓口音的国语招呼道：“李先生高义，黄某没齿难忘，外面不是说话的地方，里面请，里面请。”
李为民抱拳笑道：“黄将军言重了，血浓于水，这都是晚辈应该做的。”
“好一个血浓于水，果然是名门之后。李先生，令尊还好吗，河内一别，与冠云兄已七八年没见，想想时间过得真快。”
李家在河内有生意，日本投降时老头子去河内接受过被日军征用过的几个仓库，黄亚生当时也在河内，见过面、打过交道很正常。
他愿意拉这个关系更好，李为民一边跟着他往会客厅走去，一边恭恭敬敬地说：“劳黄将军挂念，家父身体尚好，只是劳心劳力这么多年，精神大不如以前。所以前几天带家母和家妹去了法国，打算安心静养一段时间。”
李冠云不仅是赫赫有名的华商，而且是西堤举足轻重的侨领，日军入侵越南时都没走，现在却走了，可见他对政局有多悲观。
黄亚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准备打听他的来意，阮明秀小心翼翼地说：“黄将军，我是明秀，您还记得我吗？”
侬区领袖不是那么好当的，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他一时半会间想不起来眼前这位漂亮女子是谁。
陈润威急忙凑到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他猛然反应过来，一脸凝重地说：“原来是明秀，你怎么没去香港，怎么同李先生一起来芒街了？”
阮明秀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梨花带雨地哭泣道：“公公婆婆说明秀还年轻，又没孩子拖累，用不着守活寡，就没让明秀一起去香港。住在河内，免不了触景生情，明秀就回西堤投奔娘家了。
李先生是‘造船大王’吴达远先生的乘龙快婿，也就是明秀的表妹夫。在西堤整日无所事事，心里更难受，便主动请缨给李先生当秘书。有事情做，有事情忙，明秀就……就顾不上去想，顾不上去想就……就没那么难受。”
跟越盟打到今天，一千多部下战死沙场，要是算上在其它部队服役的侬族子弟，死的人更多。
慈不掌兵，义不掌财。
黄亚生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但面对阮明秀这样的遗属，他心里真难受，真堵得慌。
“好孩子，苦了你了。”
他把阮明秀轻轻拉到身边，慢声细语地劝慰道：“孩子，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你公公婆婆说得对，你应该振着起来，不能总活在过去。”
“我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