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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连电都不通，哪有电影电视看。
杜氏梅不无尴尬的摸了摸鼻子，敷衍般地问：“你姐夫经常去迪石？”
“不是经常，是天天去。早上5点，村公所门口准时出发，中午11点准时回来，不管刮风还是下雨。”
“天天去，去干什么？”
“他家要进货，其他人要去城里做小生意，不然种那么多菜，养鸡养鸭下那么多鸡蛋鸭蛋卖给谁？汽车要烧油，不能白搭他车。来回一人四块，东西多再加四块。你和安安跟他们不一样，不用给车钱，可以坐前面。不用跟他们一样在后面挤。”
去进货还能赚村民的搭车钱，一天一趟，搞得像大城市的公共汽车，不得不服气，华人资本家真会做生意。
从商店和商店后面的二层楼房能看出来。她二姐夫家绝对是村里最有钱的人。而她家也不简单，中午一起吃饭时神父说过，村长的大儿子也就是她大哥好像是伪军第3师的一个少校营长，部队驻扎在岘港，平时极少回来。
从饭桌上他父亲说话的口气，以及村民对他父亲的态度上，就能看出他父亲在村里拥有什么样的地位，简直说一不二。
没想到他家不但支持西贡伪政府，而且还同有钱的华人资本家联姻，杜氏梅不由地感觉到一阵厌恶。故作若无其事地问：“四妹，你大姐呢，你大姐结婚没有？”
阮氏莲情绪突然变得有些低落，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大姐死了，在老家被越盟打死的。大哥说总有一天要打回老家去，帮大姐报仇。”
“被……被……被越盟打死的？”
“我们是天主教徒，不相信越盟那一套。越盟却要我们放弃信仰，要我们帮他们打法国人，要没收我们土地，甚至要杀神父。我们当然不会答应。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我那时小，不懂事，不然我也会大姐一样去当民兵。”
杜氏梅猛然意识到这是铁杆反G的天主教村庄，如果思想进步他们根本不会从北边逃到南边来。
村庄不大。但布局很整齐。
东西走向的一条洋灰（水泥）马路，贯穿整个村子。
一排排瓦房在马路两侧以村公所、教堂、诊所、学校、配电所及商店为中心而建，村公所左侧的电线杆上，安着三个朝不同方向的大喇叭，正在播放迪石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劳累了一天的农民，三三两两聚在摆放在路边的小桌子边吃饭、聊天、纳凉。现在是商店生意最好的时候。孩子们跑来跑去，给大人们买酒，然后把找下的零钱换成汽水或零食。
回到学校宿舍，“特务丈夫”已经做好饭。
红烧肉、炒鸡蛋、炒豆角……两荤两素、四菜一汤，不愧为厨师的儿子，色香味俱全，一看就让人垂涎欲滴。
“慢慢吃，没人跟你抢。”
方乐先捏了捏儿子的小脸，拿起碗筷笑道：“肉、鸡蛋和这些蔬菜，全家长让学生送来的，厨房水缸里还有几条鱼，干柴快堆到房顶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杜氏梅夹了一块豆角，嘀咕道：“当校长一样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人家这是尊师重道，要是不收下，学生家长反而不高兴。再说这儿不是老家，入乡随俗，入乡随俗。”
尊师重道，在解放区也一样。
杜氏梅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淡淡地问：“你从明天就开始当教书匠，我做什么，难道就这么混吃等死？”
“什么混吃等死，说这么难听。”
方乐先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阿梅，我发过誓要让你过上好日子，从今往后你什么不用干，就在家当全职太太。对了，刚才去找你们回来吃饭时路过商店，我托商店钱老板明天帮我捎一台电视机。在家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再出去转转，不会闷的。”
校长工资乡里发，一个月2300皮阿斯特，别说在农村，在西贡也算得上高薪，足够一家人花销，何况他有一笔不菲的存款，她赚不赚钱真无所谓。
然而，他的钱上面沾满着同志们的鲜血。
杜氏梅不想花他的钱，嘟囔道：“我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跟安安，用不着当什么阔太太。”
闲着只会胡思乱想，有事情做或许不是什么坏事。
方乐先刚准备提议她把学校东边那一小块地利用起来，种点蔬菜瓜果什么的，一个村民兴冲冲跑了过来，扶着门框一脸不好意思地笑道：“高校长，教室有点灯和电风扇，四伯晚上要召集大家伙开会说点事，村公所坐不下，教堂一样，想……想管您借教室用一下。”
四伯就是村长阮文严，这个面子必须给。更何况学校电费本来就是由村里承担。
人家派人来说一声是给你面子，方乐先毫不犹豫答应道：“什么借不借的，来吧，没事。”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通知，一会儿就来。”
在敌人内部潜伏那么多年，方乐先对下六省农村基层组织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虽然不再从事情报工作，仍对村里的会议非常感兴趣。甚至决定如果发现什么不足就写一份报告。请蒯先生帮着交给上面，给决策者提提醒，毕竟在农村组织工作上他有一定经验。
夜幕降临，村里只要有点影响力的人，吃饱喝足、说说笑笑来到学校。
神父换上一身庄重的神袍，趁开会前的一点时间，先到宿舍看看他们一家有没有安顿好，抱着安安打听他们一家的宗教信仰，得知不是天主教徒，便滔滔不绝地宣扬有信仰的好处。
杜氏梅很讨厌这个“神棍”。认为国家就是被他们搞分裂的，但为了孩子不被歧视，不仅能够保持极大克制，而且勉为其难的露出一脸笑容。
幸好会议即将开始，神父作为村里的二号人物必须参加，不得不意犹未尽结束布道，并热情无比地邀请这一家“迷途羔羊”旁听。
走进高年级教室，方乐先被眼前的一切搞得哭笑不得。
村长和一帮男人坐在中间，周围挤满女人，织毛衣的织毛衣、串珠子的串珠子。一边做着各自的手工活，一边拉家常，声音比男人们还大。
杜氏梅最熟悉的村长千金阮氏莲也来了，正坐在角落里跟张医生卿卿我我。大庭广众之下拉手。她父亲居然对此视若无睹。
见她流露出一脸惊诧的表情，商店老板钱阿贵微笑着低声解释道：“芒村离迪石远，村民看病不方便，好不容易来个医生，人品和长相又不错，当然要把他留下。看样子快成了。过几天请高校长和高师娘喝喜酒。”
他是村长的亲家，有资格发出邀请，方乐先乐了，不禁露出会心的笑容。
“喂喂喂，说你们呢，过来乘凉就乘凉，干活就干活，哪来那么多废话，正在谈事呢，给我把嘴闭上。”
女人们拉家常拉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村长不高兴了，起身训斥了一番。他才坐下正准备继续，一个女人竟起身谄笑道：“四伯，一会儿就好。钱老板，过来帮我看看，这是不是串错了。”
“好好好，我看看。”
亲家面子必须给，村长气得一声不吭。
无组织无纪律，杜氏梅感觉很是好笑，方乐先倒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反而认为这样的氛围很轻松，凑到妻子耳边低语道：“她们做的是手工活，那些毛衣和装饰品全出口，钱老板是厂家的经纪人，拿材料过来给她们做，做好帮她们送到厂家拿工钱，听说收入不错。”
开商店，搞运输，又做什么经纪人，这个华人资本家太黑心了，简直是在变着法榨取村民的剩余价值。
就在杜氏梅为村民被资本家剥削愤愤不平之时，会议终于进入正题。
村长再次敲了敲桌子，一脸不快地说：“前天去乡公所开会，乡长说侬村又开了个什么水泥制品厂，专门做水泥下水管、楼板和水泥电线杆。北边要修渠，要用多少水泥管？新会那些没通电的村子要拉电线，要用多少电线杆？
奶牛养殖场、奶制品厂、砖瓦厂、木器加工厂、扎绸厂、冷冻厂，现在又开什么水泥制品厂，村民收入是我们几倍，一个生产队顶我们一个村，队长开汽车，村民开摩托车。过几天他们村长的儿子结婚，我都不好意思去喝喜酒啊！”
刚从北越撤到南边时，由于有教会帮助，芒村日子过得远比侬村好。当时沾沾自喜，几年过去了，人家后来居上，越搞越好。
太丢人了！
村长没面子会发火的，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不敢吭声。
别人怕他，阮氏莲不怕，突然冒出句：“爸，这只能怪您，要是那会儿不杀牛吃肉，现在我们也有奶牛养殖场。”
这芒村人引以为耻的一个大笑话。
刚安置到这里时。澳大利亚志愿者送来十几头奶牛，谁都不会养，又不能用来耕地，再加上快过年家家户户饭桌上不能没点荤腥。阮文严干脆让村民们把牛杀了，过了一个有牛肉的年。
隔壁侬村没人送奶牛，但听说周围几个天主教村庄要杀牛吃肉，就家家户户凑钱去收购，把其它几个天主教安置村的奶牛全买下来。并派人去西贡请会养奶牛的人过来传授技术，于是有了奶牛养殖场，有了奶制品厂，有了冷冻厂，差距就是从这儿开始拉开的。
“这儿没你事！”
阮文严老脸涨得通红，又敲了敲桌子：“先说眼前，侬村我们赶不上，总不能不如新大罗。再不想办法搞几个像样的厂，再不想办法多赚点钱，别说年轻人留不住。就算留下来也是麻烦。”
一个村民不解地问：“四伯，留下有什么麻烦？”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好姑娘嫁给外面的好人家，好小伙子娶不到好姑娘，这不就是麻烦么？”
神父深以为然，一脸严肃地补充道：“去年全村二十六个姑娘出嫁，八个嫁到城里、七个嫁到工业村、四个嫁到侬村，只有七个嫁在村里，这么下去多少小伙子要打光棍？”
阮文严点点头，接着道：“种地赚钱没去工厂上班多。去年男男女女加起来出去70多个，有的去迪石工业村，有的去侬村，最远的去富国岛。回来一次带几个，回来一次带几个，再这么下去地谁种，周围谁去巡逻？”
迪石工业村本来就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那些大老板为了工厂安全，又偏偏喜欢来这些坚决反G的天主教村庄招工。年轻人出去开了眼界，赚到比在家种地更多的钱，就不愿意再回来了，直接导致村里出现严重的劳动力流失和男女青年不平衡等问题。
这些问题在解放区是不存在的，男人参加革命，好多人一去就没能再回来，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寡妇，男女比例同样失调，不过是女人多男人少。
杜氏梅情不自禁地拿芒村与解放区对比，村民们则你一言我一语商量办什么厂好，怎么才能让年轻人在家一样能赚钱。
这个议题显然不是头一次讨论，讨论了半天依然没能讨论出结果。
第二个议题是传达乡里的指示，村长捧着一个小本子，咬牙切齿地说：“越G亡我之心不死，在北边越闹越凶。我们全是九死一生逃过来的，不能因为过了几年好日子就忘了以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