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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需要去征求郁思白的同意，傅咏兮百分百地相信宋玉芳，脱口就答：“我在码头附近租了一套房子，这两天我一直在家里敲敲打打，告诉邻居在为搬家做准备。八点钟，搬场公司的车子会在楼下等我，到时候我会让思白藏在箱子里。等顺利到了那边，我们就坐船离开。”
说到“离开”这个字眼时，两个人的心同时痛了一下。
宋玉芳很快却摇头表示不赞成：“现在上海到处都是眼线，如果有人拦车要求检查，你该怎么办？”
此时，郁思白插言，说了唯一一句话：“想出去就要承担风险，我不能一辈子都躲在这间小屋子里。”
再看看傅咏兮，一直地点着头，看样子也是非走不可的。
想了一下之后，宋玉芳心里就有了一定的把握，说道：“我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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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钟，搬场公司的车准时到了楼下，一切计划照旧，只是车子朝着女子银行的方向开去。
宋玉芳和傅咏兮一道，神情淡然地找到了仓管员，问道：“那台坏掉的记账机呢？密斯傅今天搬家，租了一辆装货的车子。我就想到了记账机不是要寄回美国原厂才能修嘛，那就干脆借她租的车子用一用好了。”
仓管员闻言，笑起来道：“你二位总是这样，人家是为了自家省几个钱，搭着银行的便车去，你们却是倒过来的。”说着，便拿了钥匙去开门。
记账机分量不轻，所以围过来三个男职员，一起帮忙抬箱子。
宋玉芳跟在他们身后，走到仓库里随意地转了转，然后先一步出来，把两张盖银行印的封条偷偷交到傅咏兮手里：“去把这个给他贴上。”
傅咏兮很快明白了她的意图，趁着其他人不注意，翻进车里把装人的箱子伪装成银行的公物。
车子顺利出发，经过卡口的时候，也毫无意外地被拦了下来。像这样大件小件过路卡的人，现在是最容易被关照的对象。
宋玉芳率先下车，对过来检查的警察解释：“两箱行李都是衣服，男的女的都有，这倒可以看的。”说着，主动翻开行李箱，争取警察的好感。然后又主动地揭开银行的封条，“这边是两台记账机，预备送回美国工厂返修的。”
箱子打开，只见里头放着立式记账机，底部用铁架支撑，上头像打字机，但又比打字机多出两倍的按键。
傅咏兮在旁观察着，一见警察有话说，就拿着两人的名片，递上来解释：“我们是在银行做事情的，你们局长的太太还常常跟我们一处玩儿呢。”
警察看了名片，果然是那么回事，转过头交头接耳地说了两句。
宋玉芳也主动解释着自己的难处：“这个机子看起来像打字机，其实还能记账呢，也能做算术。唯一一点不好呀，就是娇贵，特别容易坏，坏了国内还没人能修。以前也出过问题的，为省几个钱，找了懂机械的老师傅来，结果没修好不说，还把机子弄得动不了了，维修费反而更高。老师傅说这里面的零部件比钟表还精密，碰坏一个，就是好多钱呢。”说着，慢慢地走下车来，从手包里掏出一叠钱，悄悄塞在了警察手里，“帮帮忙吧！你看我为了怕出事，裹得这么好。你们站一天岗不知要排查多少车子呢，动作太慢耽误事儿，可动作太快撞坏了东西，我就要赔钱了。”
终于，警察在两个女人喋喋不休的解释下，决定放行。
坐回车内的两个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她们都想说些什么，但碍于搬场公司的司机在场，却只能装作这一段路途无足轻重。
“师傅，开慢一些，不着急的。”傅咏兮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向宋玉芳传递着惜别之情。
而宋玉芳却拍了拍她的手，反而去向司机说：“还是快些吧，还要把箱子送还到银行，耽误了事情又更麻烦了。”
傅咏兮扭过头，错开了宋玉芳投来的目光，她实在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起来。
一直到下车卸货的时候，傅咏兮都是维持着这种躲避的姿态。
宋玉芳也不逼她，只在上车回程的时候，从汽车后视镜内望着傅咏兮的身影，格外用力地笑起来：“那么明天见吧。”声音明朗得好像这句话，一定能够成真似的。
直到车轮在地上碾出两道车辙印，宋玉芳才无可遏制地痛哭起来。
傅咏兮隔着窗子看那冒黑烟的车屁股，她眼前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只有一张哭泣的脸越来越清晰。她在心里希望，今天的离开能够换来下一次的重逢，然后永远地团聚在阳光下，诉说她们曾经热烈而跌宕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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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国民zheng府财政部计划以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前来与张庆元相商。财政部的计划是，名称使用中央银行，zheng府股份须多于商股。
在旁亲耳听见这个要求的何舜清，以身体不适为由暂时退出了会议室。他大步跑进盥洗室，将门牢牢反锁。颤着手转开水龙头，以水声掩盖自己的哭泣。
他进中行这十余年来，从不迟到早退，连基本的休假也没提过，不曾要求过加薪，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主动缩减年薪。这样拼命地工作，无私地付出，为的是什么，难道是为了重新回到银行人事与财长共进退的老路上去吗？时间的流逝有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流逝掉的时间换不来任何一丝光明。
当然，张庆元是不可能接受这种方案的，他不想也不可能成为中行的罪人，更不会背叛这十余年来全体同仁以不懈的奋斗所换来的自由。以强硬的姿态，电告各地分行，关于中行归并央行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以此稳定人心。而财政部看到这样的表态，也只好勉强保住颜面，宣称从未就此事进行过讨论。
虽然归并计划无疾而终，但中行也并没有因此而躲过国民zheng府的无度索取。为筹措央行，常凯申勒令中行速筹一千万元，并提出要在南京与张庆元碰面。经历过无数次扣押事件的张庆元，将电报一丢，一门心思寻求与华商同业结成联盟，共同抵御日本对青岛金融市场的野蛮吞并。
有一日，宋玉芳很突然地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何太太，警察带着逮捕令，把总经理跟何秘书都带走了，我们分行的库存也被查封了。”
此时的宋玉芳业已习惯了这样的折腾，没有任何的惊慌，只是神色严峻地问道：“罪名是什么？”
电话那边，同样对营救高层感到习以为常，冷笑着回答道：“又说是贪污。财政部还成立了审查小组，把总经理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这里的账查完了，还要去你们的公寓搜查个人财产。我先通知你一声，你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挂了电话，宋玉芳急急忙忙跑到学校去把小宝安置在娘家，以免那种场面吓坏了孩子。
为了审查小组来时，不要把家里翻得太狼狈，宋玉芳准备把要紧的资产，先行梳理出来，到时主动拿出来，也可保全家人的一点隐私。
当她核对完家里的银行存款时，心里那股愤懑和委屈，终于到达了顶点。她竟发现辛辛苦苦那么多年，攒下来的存款，也不过就是她在银行里接待的阔太太们，一年用来买鲜花赏玩的钱。
如果没有逮捕令，她不会把收入差距看得那么重，她只会望着那些肚子都填不饱的人，庆幸自己的日子总算富足。可现在她平静不了，她不服的不是不如人家家底厚，而是靠吸穷人血的生活奢靡横行霸世，而以最大热忱干事业的却要这样卑微地乞求生机。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理直气却不能壮，而别人理不直气却很壮。她不想坐以待毙了，她厌倦这种反反复复的无理取闹，她想把无止尽的自我证明统统结束在今天。
当审查小组风风火火向着何舜清的公寓而来，转到最后一个路口，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惊呆了。
宋玉芳把整个家都搬到了马路上来，自己端在中间。两手边各有一个玻璃门的柜子，里面摆满了器皿，连家里吃饭的碗筷都在其中。玻璃上贴着一张清单，小到牙签，大到瓷器花瓶，价值几何写得清清楚楚。
审查组的车子根本开不进去，只能停在路口，下车步行。
宋玉芳昂着头站起来，两手张开伸得笔挺，主动解释了起来：“家里的东西我都归置好了，衣服归衣服，首饰归首饰，钱归钱，统统都写上了价码，完全是按照银行查封个人财产那套办法。”然后，把手按在身前的书桌上，把分好类的资产一堆一堆地亮出来，高声数道，“现金总共是五百零七十八块五毛四，两个人的银行存款一共是两千零七块一毛五。还有我们夫妻名下的银行股份，票据都在这里。这个是我的工资流水单，这个是我丈夫的”
“何太太，这是何必呢？”审查小组感到很为难，来时的盛气凌人在下车的一刻都化成了灰。
“何必？”宋玉芳冷声大笑道，“你们都说他贪污了，还问我何必呢？我不知道人格对于你们来说值多少钱，对于我们夫妻绝对是无价的。”
“你这么做，让财政部颜面何存呢？”
宋玉芳不知从哪里变出一面镜子来，拿着手柄一转，一直照到这些人跟前：“脸长在自己身上，问别人做什么？每天都洗干净了，揣身上别忘记，那样就没人会说你们不要脸。”
这边的阵仗吸引了不少人打开窗户看热闹。
审查小组的人站在路中间，一时竟觉得进退两难。
宋玉芳可不管他们记不记恨，两手重重拍在桌上，使出浑身的力气，从丹田里喊出来：“你们可看清楚了，查明白了。真君子，一生河边走，从来不湿鞋！”
道路两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宋玉芳身后，多数住着中行的员工，他们带头鼓掌叫好。
这让调查小组的人一个个连头都不敢抬，互相小声嘀咕着，赶紧离开为是。
“什么时候放人？”宋玉芳快步追上去，挡在驾驶室外，一手死死按住车门，一手插在腰间，非得要个说法不可，“不会是怀疑我们把钱转到了我娘家，或者是南京何公馆吧？那就接着查，我跟着你们一路去。免得两家上人不理解，以为这是羞辱。我亲自动手翻，绝不让你们做这个恶人。”
最后，被财政部派出来调查资产的小组，硬生生被逼成了中间的调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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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何舜清又一次从枪膛下脱身，然后游走在危险的边缘。
月刊开始连载一部题为北方银行的，一时间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
宋玉芳也是忠实的读者之一，以她从业者的目光来看，这部之所以能获得轰动的原因，可并不是简单用才情、运气所能概括的。
“你怎么也在看这个？”何舜清站在妻子身后，略望了一眼标题，便走到餐桌前坐下，喝了一口热牛奶。
“你不知道，礼拜六四点钟发刊，三点钟就在门口排长队了。”宋玉芳把书举到他跟前，眼带笑意地冲他说道，“尤其这个北方银行里的人与事，不得不让人联想，这是在影射你们呢。”
何舜清也笑了一下，说道：“总处已经给行员发公开信了，希望大家对银行有意见能直说，而不是勾结外头的有心人士，生出这些是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