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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姐送老易下楼，我心里忽然很不舒服。我说不清为什么不舒服。去阳台上站了站，能听见楼前空地上玩耍的孩子们唱的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朝天上望一望，这个角度看不见一玲星，但我知道孩子们歌唱的星星中，也包括一玲星。
我去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客厅里等玲姐，等她跟我说出国和结婚的事。这么久还没回来，我觉得她真够磨蹭的。
玲姐回来了，脸色有点发青。那神情，像生了气但压在了肚子里。我问她是不是老易在路上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她没吭声，走进浴室里去放水洗澡。
听见哗哗的水声，我感到大脑深处有什么东西涌出来了。过了几秒钟，我才意识到我在试图理解老易的行为。如果他对玲姐有过感情，他应该不会这样计较房子装修的事。如果他对玲姐从来没有过感情，他又怎么会要跟玲姐结婚？又怎么会依着玲姐的意思装修房子？也许这一切的前提，跟感情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但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关系……我懒得想下去，对于我来说，只要老易现在跟玲姐没有感情关系，其它关系都没什么关系。现在我应该琢磨的不是这个。老易虽然下课了，但并不等于玲姐的丈夫非我莫属。老易说过的一句话表明，玲姐留给我求婚的时间并不多。
东想西想了一阵子，我忽然明白了刚才不舒服的原因之一：出国那么大的事情，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至少，玲姐不是今天才知道单位里要派她出国的，可是她一直瞒着我。我又拿起果篮上的杂志翻了翻，觉得很可能是这本杂志上的悲惨故事影响了她，否则她会一直瞒下去的，她会像那个女主角一样留下一封信然后悄悄出走。但愿我的感觉错了。但愿她从来没那么想过。
玲姐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我正靠在沙发背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那儿悬浮着好几对金牛和白羊。
玲姐说：“不早了，还是睡吧。”
我说：“你不是要商量出国和结婚的事吗？”
玲姐笑了，说：“我有些累了，这些日子我本来就够紧张的了，还是躺着放松些。”
我站起来，又坐下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定不能在床上谈。我半年前就已经得出了结论：床，基本上是一个排除严肃的地方。尤其是一男一女在床上。
玲姐走过来挨近我坐着，一边梳头一边说：“这次出国的机会很难得，争的人不少，我的申请在许可佳爸爸手里卡了好长时间，本来我都不抱希望了，谁知道前几天他又放手了，还帮我说通了另外一个副职。”
我说：“他要是早点放手，你早就悄悄溜了对吧？”
玲姐摇了摇头，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其实不是那样的。我觉得你现在成熟多了，不会听不进去别人的想法。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事情没有确定。已经有不少不确定的事情够烦的了。”
“你的想法是什么，直说好不好？”
“我是应该直说。有时候我是想得太多了，总担心这担心那的。认识这么些年，几次大一点的不愉快，差不多都是跟沟通不好有关系。”
接下来玲姐说了很多事，差不多把我们交往的过程反省了一遍。起先，我耐着性子听她说。接着，我觉察到我自己也在回忆，在用我的回忆去对照玲姐的回忆。玲姐的回忆改变了很多事情在我心中激起的反应。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老易为什么突然出现在前门烤鸭店里，我有点为自己当时的多心和斗酒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最后一次陪我在商场里买衣服时，她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歉疚。我这天晚上才知道，许可佳常常打电话给玲姐汇报最新进展，导致（至少是原因之一）玲姐在香山淋雨生病，在上海深夜的街头徘徊，在一个又一个夜晚失眠。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打算嫁给老易之后曾抱着我的衣服大哭了一场。我这天晚上才知道，我发高烧的时候把我的住址告诉许可佳的人是玲姐。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在湖边小屋里给我上最后一课的时候，她差点决定嫁给我，让我跟一起去隐居。我这天晚上才知道，玲姐借下棋来决定她是否悄悄出国……她从来没有像这个晚上这样坦诚过，不止一次翻开日记指给我看，不止一次泣不成声，不止一次微笑着望着我。
我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努力保持镇静。
我觉得她这天晚上真是过高地估计了我的成熟程度和承受能力，或者，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了，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安静跟平时的安静有何不同。其实我内心里异常混乱，愧疚，感动，焦燥，失望，屈辱，愤怒……屈辱和愤怒，以前很少出现过，特别是愤怒，这么明显地燃烧还是第一次。
上一次，玲姐谈到她在我和许可佳的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谈得比较抽象，我已经有些不满，我觉得她不尊重我，觉得她那些人为的制造大大削弱了我们共同经历的价值，但我把这一切压在了心里。这一次，她谈得比较具体，还加了不少燃料，让我的不满像火苗从余烬里升了起来，上升为越来越旺的愤怒。
有十几分钟，我有一种被蒙蔽被操纵的感觉。如果她当时不打算把她的未来和我的未来捆在一起，那她凭什么蒙蔽和操纵我的生活？即使她是我妻子，也不应该这样！她有什么权利诱导和安排我的感情？有什么权利把她关于人生幸福的观念强加在我头上？我觉得满屋子的气球（金牛，白羊，其它怪模怪样的东西）都在哈哈大笑，都在嘲笑我对玲姐的感情……血液的激流一点一点涨上来，慢慢淹没我的五脏六腑，灼热的岩浆在拱动，在寻找出口……我觉得一切都汇聚成了一句话，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她，让这句话冒了出来：
“你出国之前，跟不跟我结婚？”
玲姐捂着脸说：“对不起，天儿，我不能。”
我脑子里轰了一下，像最后一根人生的支柱倒了一样。我轻轻地吐出一个字：“好。”然后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玲姐在哭泣，趴在沙发上哭泣。我觉得她的哭泣是那样虚假，像是在表演一样。我觉得我这几年简直像是生活在这个女人导演的电视剧里，整个现实是那样荒谬和虚假，而我是那样愚蠢无用，将近５年的努力化为了泡影。我走到阳台上，阳台被玻璃密封着，我打开一扇窗子，想把自己从这个窗子里扔出去，像扔垃圾一样。我爬上去，一声不吭坐在窗台上，双脚悬在阳台外面晃荡。
星空一下子近了很多，虫鸣一下子响了很多，有什么东西在虚空里诱惑着我，让我飞过去。我头一次感受到自己掌握着自己的生命，像掌握着巨大的力量。我头一次发现人不能轻易动自杀的念头，这个念头一动，就像一块磁铁在铺满锈钉子的地上翻滚，会吸引一个又一个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这些理由正在我身上聚集。这些理由仿佛与生俱来，在每一个细胞里沉睡，现在一个接一个苏醒了。
玲姐在我身后惊呼了一声：“小天，你这是干什么？”
我头也不回地说：“看星星。”
“你快下来！”
我说：“你别过来。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嫁不嫁给我，十二点钟以前，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然后我再决定是走，还是留。”
玲姐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张着嘴说不出话来。几分钟后，玲姐哈哈大笑起来，说走吧，走吧，都走吧，我早就想走了！你逼我，他逼我，我逼我，数不清的人逼我！我也该走了。她一边疯言疯语，一边顺手抄起门边的晾衣叉在客厅里乱挥乱舞，气球一只接一只爆炸了，玫瑰花瓣和纸条纷纷扬扬飘落。突然，吊灯爆炸了，屋子里一片漆黑。玲姐走到阳台的另一扇窗子前，打开窗子。还没等我从这边的窗台上下来，她已经爬上那边的窗台坐下了。
（）
我说：“你这又是何必？”
玲姐轻轻地哭泣着，说：“要不是想到你会难过，我早就从这里走了。”
我有些发懵，说：“也好。”停了停，叫了一声姐，说：“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会难过的。”
玲姐说：“天儿，我也有话要跟你说，你别在我前头走，我看了也会难过的。一会儿我数一二三，我们一齐走。”
我嗯了一声，说：“好。那边还有几个孩子，等他们回家后，我们再走吧。”
“嗯，好。”
我和玲姐就这样一人占据一个窗台，面对星空和万家灯火，坐着说话。说一玲星。说人死后还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会不会跑到某一颗星星那里去。到了某一个星球，原先认识的灵魂会不会不认识了。诸如此类。说着说着我们有点高兴起来，我发现，人只要当自己是个死人了，就很容易变得轻松一些。玲姐不时发出笑声，双脚不时晃荡那么两下，像个坐在父亲膝头的小女孩子一样。接着，她的一只鞋子掉下去了。我听见什么东西掉在绿化带的草坪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才发现玲姐的一只脚光着。虫鸣停了几秒钟，又接着响起来。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回到跳楼的技术问题上来了。
头一个问题，是如何避免脸先着地，死相难看。我当然不在乎，但玲姐有所顾忌。如果一定要头先着地的话，玲姐希望最好是后脑勺先着地。不过她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不清楚如何在空中控制身体。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两个人死在一起，我们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清楚两个人跳到空中后，能不能在空中抱到一起。我说，你等着我，我来抱着你。我从窗台上爬下来，走到玲姐那边的窗台前。窗台有些窄小，两个人不容易并排坐在一起。我几次想爬上去，都差点把玲姐挤了下去。我们终于抱到一起了，可是，似乎还有问题，如果一个人先着地，另一个人很可能就死不了，还很可能要落下残疾。第三个问题就是残疾，玲姐说有一个人从６楼跳下去没死，落下了残疾，丢人现眼，还失去了再次自杀的能力，生不如死。我们所处的位置正是６楼。玲姐提出到楼顶去，我同意了。高一层楼，毕竟多一分把握。把玲姐扶下窗台的时候，发现她抓着我的胳膊都站不稳，她全身都软了。
玲姐干脆坐在一只蒲团上，说歇会儿。要我去鞋柜旁把她的鞋拿来，我走进黑暗的客厅，听见自己的鞋踩在碎玻璃上的声音。摸索着打开落地灯，看见沙发上、茶几上和地上有一些花瓣、字条和碎玻璃。
这天晚上去楼顶之前，玲姐找出了一床蚊帐，还揭下床上的凉席让我抱着。玲姐有时候会上楼顶练瑜珈，在楼顶的阁楼里放了一床棕垫。我们很快就在楼顶布置好了。 钻进蚊帐，躺在凉席上，望着星空和附近高楼群的灯光，听着虫鸣和呼吸，觉得生命是这样美好而让人感伤。我们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
玲姐又把跳楼死相不好看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们一边爱抚，一边讨论着各种自杀方法的优劣。去山中上吊，去海里自沉，去铁路上卧轨，割腕，吃安眠药，打开天燃气……据说天燃气中毒身亡的人，几天内脸色很好看，玲姐差点选了天燃气加安眠药，因为我想死在湖边，玲姐才表示放弃。末了，我们决定带安眠药去湖边。
方案定下来后，讨论自杀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