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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玲姐，然后一起商量怎么办。这件事早就该原原本本告诉她了。
此后我跑了几天业务，多数时间在烈日下奔走。开始的时候跟粘糊小妹在一起，后来我一个人。粘糊小妹发现，有我在场，远不如她单独作业时有效果。几天下来，一单也没签成。我有些心烦意乱，很难维持好心情。我觉得带着这种心情给玲姐打一个长长的电话，太考验自己。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天生就没长销售那根神经，跟人打交道时有点庄重严肃。庄重严肃，当然是给自己挑的好听一点的词。拿粘糊小妹的话来说，就是太死板，太老实。有一次有个主任让我在会客室等着，我就等了一下午，下班了，还想等下去，锁门的人对我说主任回家了。另一次，有个科长第一次见到我就大发雷霆，我觉得莫名受辱，忍不住跟他理论起来。还有一次一个科员要我开超出实际金额一倍的发票，我差点痛骂他一顿。
才几天时间，我就怀念起在总部的日子了。在有空调的办公大楼里一个人呆在小隔间里，手里拿着咖啡杯，另一只手晃着鼠标修改图表。幸好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大半年。要是时间再长一些，做销售员的难受劲肯定让我更难受。
业务毫无进展，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心里的积压越来越沉重。
一天，我正在昌平城外建筑工地的水龙头边喝水，许可佳打电话来了。许可佳又唱又叫的闹了一通后，我才知道这天是我的生日。虽然我一直没把过生日太当回事，可是，第一个祝贺电话不是玲姐打来的，我心里还是格登响了一下。这几年玲姐从来没忘过我的生日，每次生日都变着花样做一些好吃的，都会有一些生日礼物。
许可佳要我晚上到她家里去吃饭，说是她母亲要我去的。我说我在昌平，很晚才能回城里。她说好吧，改天再补上。听上去她有点不高兴，但强压着。最后她说她爸爸前几天还夸过我，她模仿她爸爸说话的声调说，小伙子在不错的公司工作，不错不错。我笑了起来，望着烈日下工地上的水龙头，我觉得许可佳爸爸的话真像是在讽刺我。我打断许可佳，说我这会儿不能多说了，有时间我再给她打过去。她说那她就挂电话了，我又犹豫了一下，能感觉到还有一些话堆在我舌头上，我知道那些话会让她难堪，就没说出来。
我又喝了几口自来水，决定这一天不跑业务了，从昌平区回到了住的地方。母亲打来了电话，她祝我工作顺利事业有成后，勉励我加强业务学习，最后叮嘱我谈对象要认真负责，对象年龄大小不要超过我３岁。我到北京这么多年，她每次给我打生日电话都是这些话，而且一本正经地说出来，我只有嗯嗯着答应。挂上电话没几分钟，父亲打电话来了。他说话越来越小心翼翼的，好像怕我突然朝他发脾气。我长大以后，跟他说话是不大对劲。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在等玲姐的电话，到了晚上，我忍不住拨通了玲姐的手机。我笑着说，你可真忙，把我的生日都忘掉了。她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哎呀了一声，然后笑了一阵，说现在祝贺也不算迟吧。接着就祝贺了一通。除了谈对象的事，祝辞跟我母亲说的那些话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是用戏谑的语气说的。听上去玲姐心情还算不错，我就把我跟许可佳的事告诉了她。她没有打断我，没有问细节。末了，我问玲姐，我该怎么办？
玲姐笑了，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
我没料到她会这样说。从湖边回来后，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一个人了，我处理不好的事情，当然可请教她。现在看来，我这些想法太不成熟了，也可以说太不懂女人的心了。亲近的人有可能更敏感，更挑剔。但当时我想不到这些，我脑袋像发昏了一样，还问能不能请她跟许可佳谈一谈，把我没有意思的意思转告给许可佳。
玲姐不笑了，有好几秒钟没说话，等她再说话的时候，我觉得电话那头仿佛换了一个人。
玲姐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我可是当真的。”
玲姐说：“这叫人怎么相信？你要是真的一点意思也没有，人家怎么会亲你？又怎么会亲得着你？”
我有点给闷住了，说：“你不相信算了。”
玲姐说：“不是我不愿意相信，是你叫我怎么相信？拜托以后编这种故事的时候，多用点心思，让人相信起来容易一些。”
我心里仿佛塌了一个洞，继续谈这件事的劲头从那个洞里迅速流走了。
我说：“算了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了。”
玲姐又笑了起来，她说：“你本来就可以不跟我说这些的。这也不关我什么事。”
我嘟哝着说：“当初要不是你把她推过来……嗯，现在时候不同了，再说这个也没什么意思。”我吸了一口气，“反正我不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玲姐停了一下，说：“你要说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没话说了。你要说现在怎么样怎么样，我倒觉得你应该好好问问你自己现在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叫我怎么相信？”
“你实在不相信就算了。”
玲姐再次笑起来，说：“好好好，我信我信，我相信人家先把你捆起来，手和脚都捆起来了，然后再亲你，所以亲着了你，行了吧？”
“你！我要是真有那个意思，干嘛跟你说啊？”
“谁知道。这怕是又要问你自己了。”
“我确实没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还这么不了解我，不相信我。”
“了解！相信！这些话你对许可佳说去吧。我这里就不用费这口舌了。”
我再也忍不住了，说：“真是白认识这么多年了。”
玲姐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说：“我还这么想呢。这么多年？我才离开几天？你就这样？你叫我怎么想？”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我没那种想法。事情已经都告诉你了。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就是那样的。”
玲姐沉默了几秒钟，叹了口气，说：“我累了，不想听这些了。”
我说：“再说下去，我也觉得没劲了。”
挂断电话，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清醒一点后，我觉得这不是玲姐在说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去阳台上吹了吹风，更清醒一些了，又觉得这才是玲姐在说话。我忽然意识到玲姐很可能是在吃醋。跟玲姐谈我和许可佳的事时，要是考虑到她会吃醋，我也许会省略掉从热带丛林餐厅出来的那天晚上拉着许可佳的手散步的细节，还有许可佳亲我那么一下的事实。不过，我也可能会更夸张一些的。当我像说别人的事那样说那些细节时，当我要她去跟许可佳谈一谈时，她要是没有这样的反应，我才应该感到吃惊呢。
这么想了想后，我心情好一些了。靠在沙发上仰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想法跟玲姐说说清楚，表明我对她的心迹，不要让她在误会中自己折磨自己。我应该说明业务上的不顺，闷热的天气也让我心烦，然后为刚才的焦躁道歉。也许我还应该在性格上再反省一下，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些软弱，告诉她我确实没勇气直截了当地拒绝许可佳。
再打电话过去，玲姐的手机已经关掉了。我每隔几分钟拨一次，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拨通了，但只响了几下铃，就没声音了。打到她房间的座机上，是她的同事接的，同事说她不在，问有什么事需要转告的。我想了想，觉得不应该影响她在单位里的形象，就说不麻烦了，我打她手机吧，谢谢。再打查询电话，查到宾馆附近的一家花店，要花店给玲姐送一束花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来上海，请回电话。小天。”
一个多小时后，玲姐回电话了，她说：“对不起，我刚才在开会。我明天回北京。”
我上街买了些东西，把玲姐的家布置了一下。客厅里放了一些鲜艳的气球，有的是胖娃娃，有的是胖动物，高高低低悬浮着。我是金牛座的，就让一头气球做的大牛斜挂红缎带，站在进门处的鞋柜前伸出双臂。红缎带上写着：“热烈热烈欢迎阿胖回家！”阿胖，是湖边那几天里启用的新昵称。餐桌上、茶几上、床上摆了一些巧克力和玫瑰，摆成了一行行字：“小天爱阿胖！”“阿胖爱小天！”诸如此类的肉麻话。梳妆台上斜插了一支玫瑰，玫瑰旁放了一张字条：“这支玫瑰是专为你开的！”
布置之前，我参考了美国浪漫专家格戴克写的一本书。有一些点子和肉麻话，还来自《魅力》杂志里的专题《给爱情加分１００招》。没办法，要从这个时候的我身上找浪漫，无异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像很多男人一样，一般情况下我宁肯把感情藏在心里沤烂，也不轻易拿出来示人。我一般也不看浪漫书刊，觉得那是些小花招，小把戏。现在，我喜欢不喜欢那些小花招小把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格戴克说：女人的血管里流的都是浪漫。我应该相信他一回。
浪漫工程完成后，我出去跑了半天业务，照例一无所获。欢欢喜喜回到玲姐家中，我吃惊地发现，我布置的东西都不见了。每个房间里瞄一眼，都像没被我布置过一样。玲姐不在家，如果不是梳妆台上多了一根长头发，我简直要怀疑她还没回来过。捻起那根头发又去每个房间里转了转，回到客厅长沙发上闷坐着，我能从头发上嗅到玲姐的气味，我的脑袋里一阵一阵地发懵。我当然不会真的认为我是在梦中布置过这套房子的，但此时的感觉，又真的像从一场梦中一点一点醒过来一样。
我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才知道她还得在单位的宾馆里住几天，继续开会。关于那些气球、鲜花和巧克力，她只字未提。很多天后，我实在忍不住提了一句。不记得当时为什么事我们又发生了争执，我说：我一番辛苦和用心，你完全不放在眼里，甚至不放在屋子里。玲姐竟说：“你把家里弄那么乱，害我收拾了半天，累死了，那些小花招小把戏你还好意思说。”
我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出去。我不希望我和玲姐之间的别扭继续闹下去，我渴望玲姐温暖柔软的一面，但是，我不知道除了离开以外更好的办法。玲姐从上海回来后，性情变得很厉害。几次见面，常有冷冷的重重的话朝我摔过来。开始的时候我还要回她几句，后来，我干脆把这当成是又一节训练课，练习一个男人应有的宽容和忍耐。有一天，我试图讲和，尝试了格戴克的一招：“吵嘴的时候让女人住嘴的最好办法，就是吻她，用你的嘴勇敢地堵住她的嘴。”根本不管用，被她冷冷地重重地推开了。我对格戴克的信心一点一点落下去了，我对我自己的信心，也一点一点落下去了。
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玲姐明明在北京，她也会在手机里说她在外地。好不容易见着了，不是她家里有别人（一般是丁当或孙姐），就是她找借口很快出了门。长时间没跟她在一起交谈或演奏，那种滋味不说也是清楚的。可我也不愿意表现得太下作，尽管那种滋味比去湖边之前更不是滋味。
跟玲姐闹别扭的那段日子，我经常睡不好觉，白天经常精神恍惚地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