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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沈阳采访“十强赛”，有一座立交桥经常被沈阳人提起，那座桥因为设计失误，或者说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流的可怕增长，所以建成不久后就在桥面中央安放了一组红绿灯，以避免四个方向的车辆互挤互撞——沈阳老百姓流行“沈阳十八怪”，其中有一怪就是“立交桥上安红绿灯”。“整哈呢？立交桥上安了红绿灯那还叫立交桥吗？那你立交哈呢，这不国际玩笑吗？”每逢冬天，桥面上就会结上一层冰碴子，停泊在桥面上等红绿灯的车辆就常常拉不住刹车往后直溜，造成很多交通事故，所以沈阳人就管它叫“追尾桥”。
再后来，我在成都也看到这样的桥，那就是玉带桥，这时候我才明白嘲笑其它城市是很不厚道的，这样的问题会在中国每一个城市碰到，中国人流车流的疯狂增长，使任何一个设计师都无法保证自己的方案不会在三年后落伍。即使那气势磅礴的北京国贸桥现在也很尴尬，早上高峰期，各种车在桥面上蠢蠢欲动却又欲速不达，有专家担心，迟早有一天堵在上面的车会把桥压垮。
玉带桥要拆了，因为影响到交通，想想也是，转盘立交桥上可以向左逆行绕小圈子的可能只此成都一例，它已不像是在为畅通无阻服务，而是在为制造堵车作祟，而且太影响商业的发达，你敢去骡马市吗？那种单向绕圈子的行驶办法很让人想起银河系的运行法则，人如尘、车如埃，在一头雾水中行进，在惊惶失措中寻找警察的踪影，忍气吞声地避让着粗暴的大公共汽车的挤压，稍有不慎，一个急于下班煮饭的大姐就会骑着自行车披头散发地向你冲来，并甩下句“瞎了嗦”一骑绝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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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不见得好，但不拆肯定糟，“立交桥”这个曾经让我们以为是现代化标志的词汇，现在却具备地雷阵般恐怖的含意，每一天经过此处，你得准备好这天是踩上“连环雷”还是“拉丝雷”，抑或“地挂雷”，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走过一段弯路，现在是还债的时候了。
不仅是中国，外国人也很痛苦，曼谷主干道上的高架桥已经出现“桥上桥”的奇观，一层不够再加一层，最多的有三层，有些像麦当劳的超级汉堡王。前段时间重温布鲁斯·威利主演的《第五元素》，片子开头就是未来世界疯狂的交通状态，不过美国人很能幻想，他们在想象中为未来的交通状况设计了无路面式立交桥——也就是说，未来的车辆可以像飞机一样不用在路面上行驶，而是直接悬浮在空气中按照某种既定轨道往来交错，这既减少了修建立交桥高架桥的钢筋水泥成本，又极大化开拓了实用空间，最重要的是，那个惊艳无比的外太空美女要不是因为这种“隐形立交桥”，就不可能一跃而跳入男主角的空中计程车顶上，从而拯救地球拯救全人类。
其实美国人是在装潇洒扮浪漫，他们也没有办法清除症结，否则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关于“立交桥”的疯狂设计了：一个道路专家兼漫画家给美国的大报投稿，他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彻底解决立交桥堵车问题——他画了一个类似中国老百姓夏天用的蚊香形状的模型，路面呈陀螺状盘旋而上，在任何需要的方向都有出口，绝不会有红绿灯，绝不会有错车的可能。问题在于，这个立交桥的长度实在太漫长了，从路东到路西直线距离不过一百米，但这种盘香式立交桥将走上二千米以上……费油不说了，而且上去桥面后绝对晕菜，举例：如你买了家具要从锣锅巷到陈麻婆吃饭，很有可能绕到饿休克也只到达欧典家具门口，或者没发现出口，一脚油门一去已经开到了驷马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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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闷有多闷（1）
晋代有个诗人叫王徽之，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我要去看我的老朋友戴逵。”他离戴逵家的距离大概有几百里，那时候又没有高速路可走，所以他花了七八天才到达。据不完全统计，路上吟诗一百六十四首，捻断胡须七十二根。诗人通常是神经质的，雅士通常是有怪癖的。当王徽之到达老朋友门前时，他突然对书童说：“回去。”书童不解：“已至此，何以回去？”王徽之说：“我思念老友，如今已尽兴，何必亲见一面，可以尽兴而返了！”成语“尽兴而返”从此而得。
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故事，但是一直以来被那些自恃高雅的人们当成格调之典。我读大学那会儿，老师就用什么“见是缘，不见亦是缘”，什么“高山流水，后会有期”来陶冶我们的情操，而我在文学鉴赏课的随课考试卷子上这样答题：“丫要么脑子进水，要么尿急，驾一屁遁跑路了。”结果当然很悲惨，我不仅得了零分，而且气得前列腺炎复发的老教授告到系主任那里，说我境界低下，难为人师（我读的是师范大学）。
我得承认，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所折磨，不仅是因为我给系办公室写的那一叠检查，而且因为我不明白人类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居住关系。“同居一城，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居住悲哀，而天天串门访友又太累了，人类就像豪猪，近了会扎得肉痛，远了会很寒冷。人类注定是一种群居动物，孤独是我们精神世界最大的敌人，所以城市才会产生，所以无数的小区、社区才会被建设。前两天有个房地产老板找我出主意，他宣称他将建造一种真正高尚的别墅群，“幽静！间距大！你根本看不到邻居家，就算在家里开PARTY也没有人找小区保安投诉你”。我看着他说：“那就算家里发生凶杀案也没有人知道，直到变成木乃伊。”
上海有个单价超过四万元的地产项目，口号就是“旁若无人”！它牛逼的地方是，如果你在自家任何一个角度不小心看到了邻居家的一抹影子，房产商会马上在那个角落种上几棵价逾十万元的参天古树挡住。我有个做IT业做得精神崩溃的朋友准备在那里置业，他两眼放光地说：“这才真正像个人一样生活啊。”人如果没有邻里做伴、没有隔壁突然发出的少许代表人气的噪音、没有生活中那些鸡零狗碎的烦事儿，就一定会变态。这是我的理论，特别因世青赛在荷兰的乌德勒支生活了二十天后，我觉得这简直是真理。
乌德勒支是荷兰第三大城市，但估计也就北京朝阳区那么大。在这个宁静得吓人的小城，每天我们一干中国记者的生活被迫很有规律——早餐，采访，午餐，晚餐，睡觉。如果一定要描写更多的细节，那就是没事儿的时候在城市的街道上走。荷兰的阳光很灿烂，我们经常呆呆地看着阳光把我们的身影拖得长长的，或者把荷兰人高大的身影压得短短的。荷兰更靠近北极，加上实行了夏时制，所以白天无比之长，早上不到八点天就亮了，晚上一直到十一点天才黑尽，在这样漫长的白昼里生活其实很恐怖，因为你基本上无事可干。每天我们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就会偷偷观看道路两边的民宅（荷兰人喜欢阳光，所以很少有人家用窗帘把窗户挡得严严实实的），发现他们要多闷有多闷，有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有在电脑前查股市行情的，有夫妻俩对坐餐桌两侧无语凝滞的；在我们每天经过的有一家更绝，那主妇每次都在拖地板，像和地板有仇似的用劲地拖！但我们没有一次看见有人在与朋友们聚会，荷兰人民像生活在各自的试管里被孤独浸泡的婴儿。
其实我想说的是，以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外国人比中国人活得郁闷多了，特别比起斗地主、诈金花、泡空瓶子、打麻将等，每年玩法都推陈出新的成都人，他们几乎就像住在监狱里。荷兰是欧洲较开放的国家，但由于教育程度和历史原因，他们很少与朋友们在一起，好不容易聚一次就当是特别重大的事，提前两周预约不说，见面时候那种做作劲让人受不了。“噢！亲爱的，上帝保佑你，你看上去好极了。”“哇，这样的聚会真让我终生难忘，我会把这张合影寄给我的妈妈”——你瞧，都是闷出来的毛病！
我们的房地产商和设计师们有责任让我们像真正的群居动物一样生活，而不是泡在各自试管里的孤独婴儿。现在的不良倾向是，越号称高尚的住宅就越自觉不自觉地在制造冷漠和距离，恨不得把人与人隔出八百里，彼此用古代的烽火来联络。幸好咱们国家人多地少，否则越有钱的人就会越“变态”了。
比如我那IT哥们现在添了一毛病——他的耳朵可以支楞着动起来，据说是因太盼望有朋友来访，门口稍有风吹草动便竖起耳朵。那天路过上海去他那单价四万的豪宅做客，他无比激动顺便还表演了他的绝技，我冷冷地说：“这可是返祖现象，你本来要‘像人一样地生活’，一不小心却像狗一样地存在了。”哥们没有气得打我，却伤感得一把抱住我，“知我者，鹏哥啊。这几个月，我简直就像生活在聊斋故事里一样冷清啊。”
要多闷有多闷（2）
只要是人，就应该住得有人味。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都熙熙攘攘惯了，何必学什么格调呢？除非你不想像人一样活着，即使神仙如逍遥子和李秋水那样，天天在巧夺天工的无量山洞练剑谷里猫着，但最后也弄得反目成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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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烦有多烦
小时候住大杂院，一家吃回锅肉全院都闻得到香，这一方面是因为那时猪们并不用添加剂属于自然生长，另一方面在于居住的关系实在紧密。我们院的“胖虾”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当哪家吃回锅肉，他就端着碗踱到哪家去，顺手夹一片，顺手夹两片，弄得家家都烦他。
我家隔壁一度住着一位曹娘，60多岁了，平生有两大爱好，一是吃核桃，再就是半夜起夜坐马桶——这两件事又常常纠缠在一起，构成我在大杂院居住的深刻记忆。不知为什么她总是喜欢把装核桃的口袋放在马桶盖上，起夜的时候就先把核桃口袋拿开再蹲点。但有一夜悲剧发生，曹娘可能忘了自己的老习惯，或者一时手滑，全院只听得“哗啦啦”一阵狂响，然后曹娘大呼救命，原来她没有把核桃挪到位就蹲点，人踩到核桃上摔了好大一个跟头。
钟三伯是我们的远亲，由于旧社会时他是成都的侦缉队长，所以自然在新社会就被打倒并踏上一只脚。有一天他奉命在屋子里学习革命文件改造思想，反复念“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由于合辙押韵的原因吧，但也可能精神太紧张，他居然把这句话念反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是可以直接枪毙了的。等我们再见到他时，他的脑袋被打得很像一只大菠萝。
上述三个大杂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总结其原因，就是因为人的居住关系太紧密，人们都住在一个互相可以清晰听到屁臭的院子里，所以钟三伯怎能不被人听见念了反动口号。
虽然上一期我写了“要多闷有多闷”，力举人居关系冷漠的悲哀；但说句实话我很矛盾，要是人们居住关系太紧密是更大的悲哀，你没有隐私没有尊严也不可能有个人的生活习惯，因为在一个透明的环境里，个人习惯将被无情同化。包括Zuo爱。
作家张贤亮写了很多在那个时代的Xing爱与情爱故事，有的写得比较残忍，有的写得比较美；但统统不够幽默，他没有从人的居住关系来诠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