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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很搞笑，他说给总局的那封信将以“信访”的形式交到总局“信访办”，不行就告到法院，再不行就告到“中南海”…… “我只是想讨个说法”，秋菊风餐露宿，就是要为被踢伤“鸟蛋”的老公讨回说法，这场越来越毫不相干的战斗，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呢？
想象这帮身家逾亿的商海在鳄混迹于信访群众人流中的样子，我真的很感慨：北京的冬天来了，风很大的……革命真像一场《中国式离婚》，都进入更年期了，很疲惫，很虚空，但了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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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1）
兼与楼世芳董路程建国商榷 2004年10月22日
当龙来的时候，叶公害怕了；当革命来的时候，呼吁革命的人们却发抖了。
我说的不是徐明、张海们，我说的是当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并迅猛无掣地向保守的堡垒发起无情进攻时，一群平时悲戚于中国足球的穷途末路并狂呼“活不下去”的善良人们，这时候却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以怀疑的目光、以冷嘲热讽的口气，以道德家的姿态抵住历史车轮，说：“要不得呀！不可以呀！要闹出乱子呀！”直至声嘶力竭地向主子大呼：“救命呀！”
今天，一场挽救中国足球的革命行动却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最危险之处不在于我们要革命的对象——中国足协以及它陈腐的体制，而在于鲁迅先生在历史上曾指认过的那群“帮闲”，他们用貌似客观的调子，以冷枪和暗箭（舒桂林先生语），以革命的“血统论”“人格论”“私欲论”……等等诡异角度来有力地、理论化地帮衬中国足协以及它陈腐的体制——革命的过程总是这样荒诞滑稽，究其实质他们是害怕革命会革掉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革命怀疑论者，在某个特定的时期，他们甚至可以成为革命的主攻方向。
（一）血统论——
（如果参加革命还需验明其血统是否纯正，那么几千年来的革命史将不复存在，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究其血统和出身，都不配当革命者，这实在居心叵测！）
上海滩的楼世芳先生说：“革命——请不要亵渎这个神圣的字眼。革命，令我想到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夏瑜、一个是阿Q，前者掉了脑袋，死后热血还被人用馒头蘸着，以‘治病’的名义吃掉，而那个阿Q，确实从未庄到过城里革过命的……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是阿Q回到未庄多了一些吹牛皮的资本而已”……楼世芳在《一统斋》里是读过点书的，所以他还举出圣经故事来：“法利赛人把一个通奸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女子用乱石砸死并嘲弄耶稣，‘这是摩西的法律，你还有什么话说？’耶稣沉默良久说，‘你们中间，只有没有罪过的人，才有资格扔石头’，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楼先生据此感喟：苍天在上，中国足球圈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革什么命呀？什么事不做最好。
楼世芳先生是读过点书的，这从他平时讲话喜欢引经据典可见一斑，但书还没有读够，所以道理就没有通。鲁迅恰恰在《药》里讴歌着为革命丢掉脑袋的夏瑜，但愤怒地鞭挞了那些围观在刑场边上“脑袋像鸭颈一样向上提着”的麻木人们，并且宿命式地安排了华小栓即使吃了蘸了夏瑜人血的馒头，也活不了命。
中国革命缺乏的就是胆敢第一个跳出来造反胆敢丢掉脑袋的人，但不缺在刑场边上伸长鸭颈了围看的麻木观众，更不缺如楼先生这样在革命者脑袋落地时还发出“哄”的一声的卫道士。
——所以，如果你真要以“夏瑜”来比喻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这真过奖了，抬高了他们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我倒希望他们的革命再赤裸裸再猛烈些；如果你真要以“阿Q”来讽刺徐明、张海们，我倒觉得他们不像阿Q而像小D，当小D也胆敢用筷子盘起辫子的时候，阿Q气愤异常：“妈妈的，就你也配用筷子盘起辫子，就你也配起来革命”……阿Q是有些失落，某一个夜晚当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人起来合伙搬走秀才娘子的大花床却没有叫上阿Q，他也骂：“妈妈的，儿子不叫上老子”。我们知道，这次上海申花是没有赶上革命的班车。
楼世芳先生戟指苍天；“谁有资格扔第一块石头？”我必须向舒桂林表示足够的敬意，因为他旋即反问：“革命还需要资格吗？”是的，认为小D们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阿Q，认为阿Q没有资格革命的是赵老太爷，认为赵老太爷没有资格革命的是长毛党人——倘若革命也要问资格、也要问出身，那就永远不可能有革命，这真是中国革命的悲哀。实德、健力宝确实是关联关系的祸首，国安确实也不敢说屁股上没屎，甚至中远、颐中、金德……但我要问楼先生的是——“即使马克思也从没有要求过革命者一定要是圣人，你有什么权力要求徐明、张海们的革命性纯金足赤？”这种苛求革命出身、抬高革命行列门槛的做法，是道貌岸然地变相反对革命和分化革命。
那好！既然如君所言，“因为谁的屁股上都有屎、谁都没资格去扔第一块石头”，那么中国足球就这么混帐王八蛋下去吧，就这样沆瀣一气继续通奸乱仑吧。让我们蹶着肮脏的屁股，把屎风干！
居心叵测啊，按照这个逻辑，武松就不是革命者，因为他街头斗杀西门庆就是犯了“扰乱社会治安罪”，宋江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手刃阎婆惜就是犯了“虐待妇女罪”，陈胜吴广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首先触犯大秦律例“遑期未行”罪当立斩，甚至恩格斯、毛泽东、周恩来也不是革命者，因为他们一个是资产阶级子弟、一个是富农成分出身、一个是江浙富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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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才能活命（2）
“革命者往往是从旧的堡垒中出来，因更清醒地认识到旧堡垒的罪恶，才有革命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如果书读得够多，请查一下这句著名的革命者成分论断出自哪位伟人之口！这群中国足球最初的革命者，注定不可能是记者、是球迷、是官员，而是如徐明、张海这样的打出旧堡垒的人，因为他们的反击最有力！最到位！最能打到旧体制的七寸！哪怕他们并不十分干净。
谢谢楼世芳先生提起了“文革”，但我要说的是，在“文革”期间最流行的就是“革命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天生会打洞。那个年代，很多血统不正、出身不好的人被剥夺革命的权利，那个年代，死了好多人——不知向我力荐《往事并不如烟》并对文革痛心疾首的楼世芳先生是否记得这本书里描写的文革“血统论”对中国人民的戕害！
（二）人格论——
（如果中国足球的问题只要提升“人格”就能解决，那么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或者耶稣来担任足协主席吧！在错误的体制下，再高尚的人格也对大环境无济于事，在正确的体制下，体制会逼迫不那么高尚的人们来适应新形势，打出“人格论”，其实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的“清官论”，天哪，包公包大人、海瑞海大人！）
“在一个‘非革命的年代’里，革命通常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字眼……‘革命’俨然一跃成为中国职业足球领域最新流行语……遗憾的是，在革命降临之前，夜幕首先降临了——大宝饭店门外，各家俱乐部老总们彼此说着‘大宝啊，明年见’……”这是由于最近专攻评论的董路先生对于新闻事实把握不准造成的，这怪不得他，因为他以为俱乐部开了个务虚会议就妥协了，没有深入第一线的他不知道的实际情况是，老总会只是斗争中的一个幌子，更激烈的角逐是夜就在“投资人”与阎世铎之间针锋相对地展开。
但因为徐明、罗宁们与阎世铎有一个酒局就认为双方耳鬓厮磨握手言欢就未免武断，革命难道不需要请客吃饭吗？曹操与刘备不是也在亭子上煮酒论英雄吗？李自成与张献忠不是也并驾齐驱笑谈“双雄会”吗？毛泽东与蒋介石不是也在1945年于重庆某个山顶茶居上推杯换盏吗？用这样世俗的标准来怀疑10月18日晚、19日晚徐明们与阎世铎们的碰头性质是一种苛求，至少，这一场中国足球革命是一桩正反利益碰撞的大事件，而不是飞短流长的胡同邻里纠纷——急了，拎板儿砖往阎世铎头上砸去，真正的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动声色之下却惊心动魄，不是每次都有看官们需要的血腥感官刺激。
今天，对于这场革命的评论有种危险的道德化倾向，用封建的道德标准来误读今天的革命和革命者，除了楼世芳先生手执“血统论”外，还有董路先生的“人格论”，和敌人喝了酒就不是革命者？和敌人握手拥抱就意味着妥协投诚？在我的印象中，董路是一个难得的正直评论人，但如果正直到了《十五贯》里那个“过于直”的县官境界，就会出现狭隘、简单的倾向。
董路认为，中国足球首先需要的是一次“人”的革命而不是“体制”的革命，中国足球的祸根是出现在具体的“人”身上，任何一种先进的体制下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最终结果依旧是“穿新鞋走老路”——并且善良地认为，“即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现有体制下，如果相关人等能够实事求是、克已奉公、各司其职、公正公平的话，中国足球也不应该混乱不堪了……”
是的，中国足球从业人员的人格素质低下造成目前中国足球的困境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首要原因，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下，社会结果的造成根源肯定是体制而非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如果本末倒置的话，那极易倒退向封建的几千年来的“清官论”——希望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清官大人就能够改写历史环境，希望包大人的铡刀能一刀下去就为秦湘莲伸冤让封建时代的妇女们从此得到解放，希望刘罗锅能带皇帝微服私访从而一举根除长江堤防的丑行，希望冯玉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正直宣言就能让蒋王朝的劣习尽收……拜托，“清官”从来没有救得了中国的任何事情，包括中国足球，比如许放先生临死之前也没有一双新鞋可穿，但他撒手尘寰后却钻出来那么许多蝇营狗苟。
从我10余年的一线采访中，我能够（包括全部长期采访中国足协的记者们也能够）肯定郎效农是一个清廉正直的足协官员，即使延伸到整个中国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序列中，郎效农也是一个在品德操守上无可挑剔的人，几乎每天早上、每天夜里你都可以见到一个老僧入定般的郎效农孜孜不倦地在为中国足球工作，他从没有收过红包，他甚至从没有去过桑拿房……还有王俊生，还有阎世铎，还有李晓光，还有王彬、董华、冯剑明、张吉龙……等等，他们算不上高尚，但从某种意义而言，由于中国足协10余年来面临的批评和压力，已使他们夹着尾巴成为中国机关干部里还算清正勤勉的一族。
（）
革命才能活命（3）
但于事无补，“中超之父”郎效农救不了中超，足协前后两任主席王俊生、阎世铎也救不了中国足球，如果好人、圣人能救得了中国足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