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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刀 右一刀-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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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又飞刀:左一刀 右一刀 作者:李承鹏
一枚硬币疯狂旋转(1)
1969年,一个叫“胡登辉”的青年用一根绳子勒住脖子,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胡登辉是文革时代中国足球最好的前锋,速度比郝海东还要快,技术比郝海东还要好,因为打成“反革命”,所以在秋天一棵开始落叶的歪脖子树上终结生命。
  胡登辉死后,没有人敢去看他的尸体,除了戚务生。中###员和中国队队长的戚务生蹬了一架平板三轮车就直奔“圆明园”去,把胡登辉已经发硬的尸体放上去,铁青着脸回到龙潭湖。
  多年以后,当王立仁、蔺新江、徐根宝、王俊生这一辈提到戚务生那天的举动,都要高高竖起大拇指,说:“这人够义气!”
  我曾经跟大戚探讨过他的腰,一个58岁的人还能保持这么笔直的腰很不容易,他说:“腰杆直了,好做人”。大戚的“板儿腰”在圈子里是出名的,而比“板儿腰”出名的是他的人品。昨天和大戚媳妇刘学民聊起最近火得不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致的意见是,大戚很像“石光荣”,一个一根筋的人,一个不见得讨人喜欢却绝对值得尊重的够义气的人。
  因为“够义气”,所以眼里不容沙子,围绕着区楚良和云南红塔的假球传闻是这个江湖公开的秘密,这让戚务生火得嘴唇都起了大泡,他总觉得“足球不该这么玩,就算玩也不能玩过了”。昨天和他那帮来自天南地北的老哥们儿一起陪他喝酒,喝着喝着,发誓不看足球的他就忍不住打开了客厅里的电视机,然后一通狂找终于找到了“云南二台”,二台正在直播红塔与力帆的比赛。
  他不太习惯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指挥比赛,板直着腰很像一个固执守候地头的农民,“冲啊,冲,愣那儿干嘛”,“孙治你脚软什么”,“往里切,又不是黄花鱼溜什么边呀”,“阵型距离要保持,对,注意横向关系”,大戚是不可能离开红塔队的,像他这种踢了40多年球的人真退下来,会和退出军界的石光荣一样郁闷。
  然而球还是输了,“红塔二连败”——最后两分钟萨乌的脚后跟进球让大戚居然崩出这句新闻标题式的话。一帮老哥们都不敢看他那著名的铁青色的脸,只说“喝酒,喝酒”。大戚最后端起盅子,一气就“咕咚咕咚”掉。第一次坐在家里看自己球队比赛的戚务生至少5分钟就念叨一句:“不行,这种作风不行,绝不行。”然后冲到楼上不知给谁大骂去了。
  我向大戚述说了昨天在重庆采访区楚良的情形,小区很郁闷的样子,他指天发誓称自已没有打假球,并说一定要玩命拼下这场以证明自己。大戚静静地听着,竟静静地回忆起15年前他和区楚良的第一次交情,“那个小孩真好,漂亮的广东仔,全队长得最漂亮的就是他了,才19岁,扑了国家队多个必进之球,是我把他招进队里的,是我……”他说区楚良再高5厘米就是世界第一门将,他说小区的聪明完全可以是个好教练,然后又大口喝酒。
  58岁的戚务生与34岁的区楚良都属猴,年维泗曾说:“大戚的腿,小区的手”,在这个领域里他们都有天赋,属于应该踢球的料,但江湖上的波诡云鹬最终让整整15年的交情出现可怕的细隙。这个时代的复杂就在于谁也无法绝对得知真相,在同一件事情上,人的辨别力是弱小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像戚务生和区楚良这两代人,对足球的标准究竟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在这次风波中他们的生存态度是什么。
  江湖说:这场球肯定被幕后庄家操纵了;江湖又说:这场球并不止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球员在猫腻。比“红塔假球”更可怕的是中国联赛已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而且就在一场球一支队里会分出好几种势力在比赛进程中抗衡——江湖是什么?江湖不是江和湖,江湖是一种无力自拔的漩流!当冲突出现时,我们看不到所谓江湖,而只能看到事件推出了“大戚”和“小区”作为事件形象代言人。
  永远得不到真相,所以引起我注意的已不再是真相,而是这两个曾经相濡以沫的师徒在这样一个混乱江湖中的分道扬镳,这是中国足球的悲剧,是江湖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区楚良对我说的是:足球对我意味着全部,我还想发展,还想当国家队教练;大戚说的是:足球对我也意味着全部,我要善始,也要善终。他俩说的是同一种理想,但他俩却永远不可能在同一种理想得到同一种现实,就像一枚硬币,它们都在江湖的桌面上旋转,但A和B永远聚不在一起,就像大戚和小区以后因为这件事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复到过去。
  要么赌了,要么没赌;要么是“技术性”的,要么是“非技术性”,这已不重要。在两座城市、两代人的两种答复之间,我看见一枚硬币在桌上疯狂旋转——一个腰杆笔直的像一杆标枪的人,一个是手指颀长得可以弹钢琴的人,一个曾为圈子里传为佳话的师徒关系,从此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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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硬币疯狂旋转(2)
这种悲哀让人透骨冰凉!
  
像士兵一样战斗!
那天晚上,我的战友潘超在巴黎十三区灯火阑珊的一家桥头酒吧告诉我:“要是再有战争,我就是《足球》报第一个申请当战地记者的人。”潘超的理由很简单,他喜欢激烈的工作状态,像电影《We Were Soldiers》一样,在硝烟中烧烤青春。
  这部中文译名为《越战忠魂》的电影被大部分足记奉为教科书,是因为它对战争状态的极端体验——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可完成的任务,AK47有节奏的点射,“格林”机关枪大雨倾盆的洗礼,有时可以精准射杀200米外“猫耳洞”里点烟的敌人,有时3天3夜都嗅不到对手的一丝狐臭,直到被一个加强营的北越士兵包围。战争对士兵的诱惑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在过程中的反复绝望。
  2002把我们猝不及防地推向前沿,这一个故事的混乱性与重大性并存,每一次你都来不及反应,满脸迷彩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离枪尖只有3公分的地方。反黑、世界杯、留洋、选帅、“西安事件”……能经历这一年的战斗,等于读4年上海体院新闻系,多年以后,新闻史可以证明它的显赫地位。
  “我们曾是士兵”,在今年3月与赵震、徐杰一并加盟《足球》后,姬宇阳这样总结这一年的记者经历。《足球》大部分记者都有士兵的潜质,有观察家的眼睛,有狗仔队的执着,在七大经典战役中布满他们的体味和思想。
  告诉公众“事实背后的真相”,这是《纽约时报》的铁定法则,作为一张严肃报纸的严肃士兵,我们必须做的是深入新闻事件躯体之内吸食养分,正如蚂蝗一样,客观来源于深入,真理来源于直接——绝非为现象编织解释。
  当然,正如曾经的战地记者和体育记者海明威说的那样:我们写的,不过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八分之一。当严肃精神与事件的隐秘性发生矛盾后,我们托不起整座冰山,但八分之一足够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剩下的八分之七,历史自己可以完成。
  鲍勃·迪伦的摇滚在轰鸣,“We Were Soldiers”!一个接一个的战役被拿下前充满绝望,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敌人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不知道战斗最后的结果将怎样,只有一种希望支撑——熬到天明,总有直升机会载着我们回家,所幸,我们等到了。
  
像刺客一样紧紧相随
2002年11月12日巴黎时间下午15时10分,我们的车经过塞纳河畔一座“下穿式”隧道,那是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的地方,我们下车,点燃一支香烟插在公路边上的泥地上,用足3分钟向戴妃致敬。这一刻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帕帕拉齐’?”
  这个问题曾经痛苦地折磨我,直到我们把“阿里·汉”这个答案像恐龙化石一样从地底艰难挖出,我给自己的回应是——“如果公众需要,我们就是‘帕帕拉齐’,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伤害到公众的利益,没有让明眸善睐的戴妃随风夭去,我们就是——光荣的——帕帕拉齐!”
  潘超后悔的是,我、路东和他“横行欧洲的经历没有用摄像机记录下来”,那将是中国记者最高采访能力跟踪的写照,可以作为新闻系的课外教材,一个让中国足记可以释然的情节:《图片报》《队报》的大牌记者们与中国同行每天“狗影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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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大名鼎鼎的菲利浦·关托在寒风凛冽的塞纳河边守候了3个小时;有一天,《北荷兰日报》的摄制组在零下6摄氏度冰天雪地里把手指差点冻坏……在我和刘晓新的争论中,我们发现必须为“狗仔”正名。
  刘晓新认为:“只要现实需要,我们就可以是狗仔”,我认为:“做一个狗仔,中国记者不一定合格”。一个真正的记者,必须“身体力行”,必须在第一现场、第一时间掌握蛛丝马迹,他才有资格向公众发布信息。对于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编织情节,“意淫评论”的家伙,我回击是——你都没吃过葡萄,凭什么批评葡萄的味道?
  作为专业足球记者,中国人不是做得太过,而是做得不够,拿到红包的次数永远与拿到新闻的次数成反比,“大腕是怎样炼成的”,现实需要中国足记像刺客一样对事件紧紧跟随。
  “猪湾事件”、“越战最高机密”、“水门事件”一个个光荣的揭发离不开光荣的“狗仔”,记住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兼总编雷斯顿说的:“不揭开盖子,我将终身寝食不安。”
  2002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狗,并越来越讨厌矫情的猫了——谨以此文献给可爱的戴安娜王妃。
  
出来混,该还的已经还了
蓝西服,黄尸袋,绿菊花,白血病,以及浅灰色的“死亡卡”……“黑哨”龚建平死去的时候竟然和这么斑斓的颜色混在一起。
  北京304医院的太平间在地下二楼,在那间3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病例号“290016”的龚建平和其它7个已经过去的人躺在一起,属于他的是一间靠里的铝合金停尸柜,属于他的还有一袭黄|色的标准尸袋,靠胸口处是二三十朵中国刺绣的淡绿色野菊花——室温22℃,一切都很平静,据看到他遗容的人说:龚建平的样子非常平静,非常平静,就像根本没有经过非常痛苦的切喉手术,就像很多事情根本没在他的生活中发生。
  长长的拉链合上黄|色的尸袋后,一个曾经搅起中国足坛惊涛骇浪的人物就去了,就在北京一场大雨中去了。
  龚建平,男,生于1960年7月,就职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国际级足球裁判,于2002年4月17日因涉嫌受贿被正式批准逮捕。属鼠,终年44岁。
  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串文字,当我们得到“龚建平死于白血病”的突然消息,有一种极度难言的感受——“为死者讳”,中国人的传统是不能去说死者的坏话的,即使他生前再作奸犯科,但人去了,一切将随他之去而去……何况在我们已知的圈内秘闻里,他并不算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何况在他去了之后,留下的是一对孤苦伶仃的母女居住在北京石油学院那间破筒子楼里……
  无法评说,无法面对,当你这时候面对“龚建平”这个名字和事情时竟然和一年半前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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