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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的尤滨建。高高的个子，四方脸，50岁上下，那梳理得整齐的头发里出现一缕缕白发，走起路来倒有些官架子。晃而晃，摇而摇的。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点他的名，当然不是好兆头。心里一阵慌张，面色苍白，尴尬地站在那里。自从他到沂南县当组织部长以来，他觉得自己犹如天空中又添了他这样一颗灿烂的星星。呼风唤雨，春风得意。大小官员只要见到他总是点头哈腰，笑脸相迎，没有人敢怠慢他半点。此刻，他感到自己是什么，是囚犯！是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来的小学生！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了。他无地自容地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汗珠从背上、头上泉涌般地冒出来。
管也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换了一种口气说：“坐下，我是说的一种现象，在沂南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待老百姓去评说。现在还有一种怪现象，请在座抽烟的同志把香烟都拿出来，放到会议桌上。”会场上顿时紧张得空气都凝固了，有的人偷偷看着旁边的人。这时管也平的目光从左边第一个人开始，慢慢地扫过去，当他的目光停留在右边最后一个人身上时，他站起来了，没有说话，那封一般的目光看着这些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们。人们开始以为这位书记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动真格的。可是被这冷峻的目光扫一遍，大部分人开始拿香烟了。有的人打开皮包，有的人掏口袋，接着把香烟送到会议桌上。管也平从口袋里取出那半包烟，也放到桌上，说：“请我们省市抽烟的同志也把香烟放到桌子上。”他说着慢慢地走过去。摆在桌上的香烟品种并不多，管也平拿着手里自己那半包“红梅”牌香烟说：“各位，我这个市委书记好丢人哪！可这红梅香烟，五块钱一包，我这还是为了应酬客人才买的好烟。请大家看看这桌子上的香烟，我们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葛运成同志抽的是上海的软盒牡丹，每包三块六毛钱。其余同志最好的烟和我一样，是我们心中的好烟红梅牌。就这样如果我们每天抽一包，每个月是150元钱。而我们沂南县的领导们呢？大家看，几乎清一色的‘玉溪’和‘中华’牌的。这两种烟多少钱一包？”管也平停住了，在会场上反复看着。
会场上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几乎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响声。管也平走到尤滨建面前，他突然停住了，猛回过头，大声说：“尤副书记，你说呢？”
尤滨建尤如芒制在背，吓得全身颤抖着，过了好久，才慌慌张张地说：“二三十块钱吧！”
管也平那双冒着火光的眼睛瞪着他说：“请准确点，难道你去买烟不问价格就买了！”
尤滨建更慌了，说：“我记不清了……”
管也平回到座位上，他没有坐，指着这些高档的香烟说：“这些高档香烟，谁是自己亲手买的，站起来？”
整个会场死一般的寂静，却没有一个站起来。管也平又说：“有的人千方百计给自己这种公款消费以合法的外衣，说什么抽点好烟，喝点好酒算什么。岂不荒唐！据我所知玉溪香烟一般都是350元一条，中华香烟也是350元一条，软包更贵。你们抽烟的人每月最少要三条，就得一千元出头，你们每个月工资多少？
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送的，要么就是花公款买的，要么就是有求于你的那些人自己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买的。你们真的好狠心唷！好了，不说这个小插曲了，请把各自的香烟拿走吧！“会场上的人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没有一个人去桌子上拿香烟。
这些高档香烟仍然放在那里。
这时管也平拿起自己那半包红梅香烟，对大家说：“谁愿意抽我这低档香烟的，自己动手！”他自己点了一支香烟，说：“黄友仁干什么走了？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刚刚上任几天的公安局长，驾驶轿车，带上几十万元钱，还有手枪，逃跑了！你们组织部是怎样选拔干部的？你们常委会又是怎么讨论的？人大是怎么通过的？我并不是在批评大家。工作到底怎么样，沂南县的100多万老百姓将会给一个结论的。好了，我说了一堆闲话，现在说正题。今天的会议两项内容：第一，免去汪登生同志县委书记职务；第二，兰晓平同志代理沂南县委书记。”管也平指指坐在旁边的兰晓平。他又说：“我不喜欢听那些慷慨激昂的誓言，我要看实际行动。现在汪登生已经不是沂南县委书记，县委的工作由兰晓平同志负责。”
这突如其来的震天的消息，太让在座的各位吃惊了！这么大的事事先连半点都无人知晓，而汪登生更是惊慌无比。刚刚和管也平谈了半小时的话，他只顾回忆自己的不幸的身世，竟然不探听领导口气。在他政治生涯中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免职之前上级都是要做一番工作的，尤其是他目前的处境。可是连日来发生了一系列令他无法分辨的事：黄友仁在任乡党委书记时，把市委书记管也平铐起来，关了一夜；他调县公安局当局长，刚上任又把省纪委三位领导铐了30多个小时；现在竟然又驾车逃跑！他把这一切怨恨全都集中在黄友仁身上了，以为省市领导出于上述两个原因，借机整他。因此，心中愤愤不平。会场上有人交头接耳，低声议论著，管也平大声说：“大家感到意外，是吗？如果你想想近年来你们身边发生的事，你们就不会觉得意外了。新四乡龙沟村那个叫陶广明的农民被打伤，女儿告状，你们信访局去轿车把人带回，却不管姑娘的死活，半路把人从轿车里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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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人干的事？要从严处理、查办！简直是无法无天，你们吃的是国家的俸禄，却不给老百姓办事？你这里是独立王国？在这里我还要提醒有关同志，过去做错了事，甚至有了较大的问题，只要积极主动向组织上讲清讲明白，相信组织上会正确对待的。不要自作聪明，比如说订立攻守同盟，相互通气，相互包庇等等。当然，我们是相信同志们的。如果有的同志需要谈问题的，我们在座的省纪委三位领导可以谈，市里的葛运成书记，高亦健副检察长，还有新上任的代理县委书记兰晓平都可以谈。有人想和我谈也可以。“会议结束了，四套班子个个提心吊胆地低着头，悄悄地走了。尤滨建夹在人群中，汗颜无地地溜出会场。没有人敢提出宴请省市领导。这在沂南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会议一结束，汪登生刚回到他的单人宿舍，这是他到任后县政府特地为他兴建的“招待所”宿舍，地点在县人武部招待所旁边。一个二层小楼，前面有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里精心设置了一个很别置的小水池，里面有假山，翠竹，喷泉。前面有一个大门，轿车可以开到院内，停在假山分。小楼旁边还有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书记可以悄悄地从小门出人。一日三餐，除了宴请，陪客之外，书记如需单独用餐，人武部招待所设有专门一个小餐厅，只有书记使用，主要是用于书记私人宴请，小吃。
汪登生进了宿舍，他像霜打似的躺在沙发上。手机响了，他慌忙打开手机，传来县政协主席兼县粮食局长侯希光的声音：“汪书记吗？我是侯希光，我马上派车来接你，我们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边吃边谈好吗？”
汪登生犹豫了一会说：“老侯，现在不行，大白天，目标太大。晚上7点，你把车子开到我的后门，不要进大门，在后墙外等我。好，再见！”
中午吃了饭，兰晓平已经安排把省市所有办案人员住到县水利局招待所。整个招待所不对外接待客人。办案人员按业务各住一层，服务人员重新作了调整，三名厨师负责一日三餐。空房间留作机动使用。这一切安排好后，他立即单独接触县委、县政府领导，了解情况，进入角色，抓好全县主要工作。
下午，管也平正准备和葛运成、高亦健以及省纪委三位同志谈谈近几天的情况。突然汪登生来了，他还要和管也平单独谈谈。管也千只好对葛运成说：“你们立即商量把抽调来的人员分组。我的意见是：重要嫌疑人物，设专案小组，每组3人。此外，重要经济部门设专案组，由审计人员组成。干部人事部门再指定2～3人专案组。每组指定组长，严格保密制度。你和肖克俭同志为总指挥，省纪委两位处长、老高为副总指挥。你们看怎么样？”
葛运成说：“好，这个意见很好，我们马上去具体落实。”
管也平回到房间，汪登生还在闷着抽香烟，见管也平进屋，他慌忙站起来，面色变得铁灰。管也平和他握着手说：“请坐。
怎么，感到有些大突然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你应该相信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工作受到影响，也是为了对你和老百姓负责。只要你在任期间成绩是主要的，相信市委会公正对待你的。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也是需要你配合的，你一定要积极配合。像黄友仁，这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后果只能由他自己负！“汪登生苦着脸说：”我一定按照管书记的要求，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自己。但是，管书记，像沂南这样有100多万人口的大县，穷县，总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的。当然我作为县委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
管也平说：“你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大部分群众。”他突然转了话题说：“我们接着把上午没有讲完的话题再讲下去，不要整天总钻在官这个圈子里。人不要总是自寻烦恼，要自找乐趣。”
转了话题，汪登生也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管也平问：“你记得你家在什么地方吗？”
汪登生说：“这些年来，我养父也不知问过我多少次，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家到底是在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
所以尽管我的养父千方百计地努力，我长大后也想尽种种办法都无法找到我的家，当然也就无法找到我的母亲和弟弟。“管也平又问：”你记得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汪登生说：“我的养父把我救过来之后，看我哭着要找妈妈，问爹叫什么名字，那时我很小，大概是家乡话的原因，他们无法辨清到底姓什么。我记得农村很少叫他名字，我印象当中人家都叫我父亲为‘关大爷’。”
管也平心里在重复着关大爷，关大爷，他回忆着家乡的方言，马良集虽属安徽边境，但总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他当然会说家乡话，心里默默地反复重复着“关”、“管”、“关”，突然他心里豁然开朗了，他老家那里的方言把管读成“关”。于是又问：“那你妈妈姓什么？”
汪登生摇摇头，深思着，在他幼年的记忆中，人们都称他妈妈为“他大娘”，所以他无法记起母亲姓什么！
管也平又问：“你弟弟叫什么？”
汪登生说：“我记得很清楚，我弟弟叫小冬子，因为全家整日都这样叫他。”
管也平又问：“哪个小冬？”
汪登生说：“那我就不知道了，现在想想，不是东西南北的‘东’，就是冬天的‘冬’。不过我弟弟应该是冬天生的，也许是冬天的冬吧！”
管也平点点头，没有再问什么，汪登生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他为什么追问得这么细？为什么一谈起他的身世他就这样感兴趣？他立即又想，也许这是领导关心人的一种工作方法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