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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之前发生过起义，但是织布小资产者的生活却比以前好得多，不好的只是被冲击的纺纱工。所以很大一部分市民切身地感受到了旧时代的丑陋和压迫，但却还没有真正感触到新时代的竞争和肮脏。”
“他们可以和我们站在一起，而且很容易因为他们的狂热性被发动起来，在很多行业没有被资本怪兽影响的时候，喜迎资本主义反对旧时代的不公。而等他们也被吃了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更多的力量。”
“在望北城往北，这种道路那就绝无可能。那里的土地秩序根深蒂固，那里的资产阶级孱弱的毫无力量，那里的商人和土地的关系太深，那里的人口太多导致的学闽城搞土地兼并就是百万人大起义。”
“如果没有农民反抗的高涨，望北城不可能推翻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这种高涨以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这种同情和憎恨决定了他们只有反对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传统文化中的圣人治世和耕者有其田，才有可能推翻旧制度。”
“这也决定了就算我们在那里活动、播下了种子，参与者仍旧是心怀天下的主观的好人，然后发动起来的也只能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广大农民。下一步怎么走，我们已经难以影响，但可以确定闽城现在要走的这条路那里绝对走不通。这就是传统的力量和传统文化的伟大力量，那里从不缺乏心怀天下的人。”
“之后的路，要靠他们自己的双手去解放自己，我们无需担心，并且要相信他们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殊途同归的道路。”
“在大荒城，那可以直接越过这两步，直接走入下一步。如今我们正在做，一方面奴隶制城邦在我们眼中毫无力量，一方面那里的土地足够多，集体合作可以达到开垦的极限，可以使用一些新的畜力农具，可以联合在一起兴修水利。”
“从公平的角度看，这是治标治本的一个过程，就像是头疼时候吃的那些极苦的药一样。”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是可以扩大国民劳动财富总和的过程，这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从公平与生产力这两个、我们从进步同盟中分裂出来后所秉持的两种评判我们党派走的对不对的价值衡量度来看，都是正确的，那么我要说这么做就是对的。”
“从现实的角度看，是农民们容易组织？还是雇工们容易组织？是农民们容易组织在一起一同去维护公平？还是雇工们容易组织在一起争取利益？”
“要注意一点，这种社会的进步，不是我们强制的，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我们，就不会出现吗？”
“并非如此吧，我们只是在为这种进步护航，让这种进步变得更快一些。”
“我们支持这种进步，并不代表我们支持进步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的种种不公，相反我们从建立之初就一直处心积虑地消灭他们。但是要釜底抽薪地消灭、治标治本的消灭，而不是靠着一柄十年之剑去消灭。”
“倘若我们不支持，那么这种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引发一场偏斜，正如行会宗法制的鼓吹者们所想要的那样——原地踏步，重建道德与传统，靠善良、良心、道德这柄十年之剑去除不平之事。”
“那么，很显然，海浪同志讲的故事中那样的地主还会一直存在，不断轮回，悲惨的故事仍会发生。说不准，故事中那个坏人，就会是我们中的某个人的后代。”
“甚至我们可以知道，下一步的社会，比起之前来说，除了生产力进步了，吃人和不公之类的事只是换了个模样继续进行，甚至有了更为合理合法的选择——你在城市，有钱有资本，可以睡整个城市中最漂亮的那些女人，而不至于像是在农村一样只能睡佃户的，而且听起来比那个故事还少了几分愤怒。”
“但是，我们同样知道，想要走到更往下的、治标治本釜底抽薪的那一步，我们必须要走到接下来的那一步。”
“一二三，我们的未来是三，于是逼的我们不得不去为二保驾护航，防止落回到一。可是，我们要记住，我们不是为了二，而是为了二后面的三。”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定义，那就是闽城和闽城之外的农村是不同的。”
“闽城的资本主义已经露出了他们的血盆大口，而在闽城产生的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想法，在农村的组佃体系中自然会受到城市中产生的这种基于闽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味道，于是他们害怕农村走入闽城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想要直接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
“这种想法是危险的。甚至可以说，一些人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但在客观上，他们违背了达成‘社会主义’的条件。再严重一点说，他们和那些妄图退回到行会宗法制的人，很相似，是一种空想的、违背现实的、主观是但客观不是的、小资产者心态的‘社会主义者’。”
“换句话说，在城市的一些人，深刻地同情基于城市工厂制下的‘社会主义’思想，然后转手间在条件完全不同的农村，改造成反动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却完全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农村的租佃制和城市的分工工厂制，是相同的基础吗？”
说到这里，陈健也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历史上的争论、派别、‘异端’会这么多，会出现那么多的内部路线斗争，实在是不谈不行，太容易走歪——主观同情者和客观科学之间，有时候走的让人浑身难受，更会让一些“好人”心寒，可缺乏客观物质条件下又不得不需要主观的社会主义者“好人”做基本盘，这是个非工业化下的悖论。然而面对这种变革期，没有“好人”敦促，又很容易让资产阶级过早露出吓人的一面，从而把一些人吓到空想和反动社会主义甚至帝制那一边。
这话说的如此之重，下面传来一阵阵的讨论声和嗡嗡声，陈健尽可能地将这种事变为内部讨论而非扣帽子的行为。
压住情绪尽可能平和地说道：“我这不是在评价某个人。事实上，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基于此时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即便这种思想成为主流在此时成为主流我都不意外。客观条件决定的嘛。”
“但是，当五年后十年甚至更久远的、但显然咱们能活着看到的年代，当农村的资本主义改造完成、当闽城到处都是各种分工制的大工厂，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地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
“而这一切，当然需要我们不断地促进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在现实中理解我们的思想，接受我们的思想。当闽城到处是黑烟弥漫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想法被广泛接受的时候，更是空想者自发转变的时候。”
“我相信，每个加入的人心头都有一柄三尺剑。这是好事。所以我说此时说的‘主观的、空想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我们可以团结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客观的社会条件如此。”
“我希望，每个加入的人心头的那柄三尺剑，知道斩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斩，并且将千万人心头的三尺剑凝聚成一柄强大的、有思想的、团结的剑。”
“不去斩人，而是去斩落‘坏人’存在的基础，斩个翻天覆地，哪怕暂时有漏网之鱼，但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基础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些漏网之鱼也会自然而然也就不复存在。”
“斩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剑，会崩的；这心，会累的。”1
第九十一章 挑动城市斗地主（）
在陈健口干舌燥地讲了许久后，关于下一步怎么走的争论并没有这样轻易地解决。
这是好事，证明了墨党在逐渐成熟，也证明了内部派别的出现和更多的人开始自我思考。
而且这种好事看样子还能继续持续一阵，继续保持党内的这种氛围，暂时看来外部压力不大，不太至于立刻陷入到必须团结一致对抗外部压力的时候。
这场最开始被认为很简单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用时间证明了这件事并不简单。
关于这件事的讨论从海浪发难到讨论结束表决通过，持续了九天，期间多次发生辩论和叫骂，这是墨党成立以来一个问题讨论时间最长的一次，整整九天外加很多次夜晚的会议。
这场最开始被认为很简单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用票数证明了这件事并不简单。
饶是陈健一手带起来的许多‘嫡系’，也在这场关于土地问题的投票中投了反对票——墨党自进步同盟分裂后的代表大会中，陈健第一次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支持。
四百一十二名代表中，八十多人以还需要时间学习和理解为由投了弃权票；八十多人旗帜鲜明地以反对派的身份投了反对票；也就是说支持陈健的只有二百多人。
这二百多人中，真正理解的大约七八十、半解半不解的三五十、理解但是情感上过不去的六七十，还有一大批暂时不理解但认为陈健应该是正确的，这是之前种种威望的最后残余。
除了讲道理讲理论，陈健还必须要加上一些其余的、满足那些人情感的内容，才获得了那六七十张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支持的票。
比如谈论到地主不道德但在私有制体系法权之下、在遵守闽城议事会法律的前提下不会受到惩罚的问题上，陈健打了一个擦边球。
暂时，不去用墨党体系的法权思想来解决这件事，用墨党的基础去解决这件事，那就意味着和闽城议事会决裂，彻底单干。
但是陈健告诉那些心中不满的年轻人：在我们利用减租减息发动佃农并且站稳脚跟后，很多罪恶滔天但不违此时的法的地主，真的就一点问题找不出来吗？
税都交齐了吗？交税的土地都登记在册了吗？就算按照以前的国法没有偷税漏税的情况吗？免税的资格够吗？是否有串通当地旧官员偷税漏税的嫌疑？
谁的屁股都不干净，等到站稳脚跟，从这些问题上找事，很多地主不死也得扒层皮。墨党可没说过自此之前、既往不咎。
不说，意味着随时可以说，也意味着随时可以不说。说不说，在于具体情况。
在农村站稳了脚跟、拥有了基本盘，那当然就可以说，说了之后补交税款和利息吧，稍微加一加不敢说家破人亡，但是没有现金那就只好用土地抵押贷款补交税款了。
至于那些开明一点的、顺应时代的、平时名声不错的、愿意投资工商业或是自主经营的，到时候自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查就不会有问题，查就不可能没有问题。
当然，现阶段肯定不会查。减租减息这事已经很麻烦了，墨党不打头阵，闽城那议事会只能喊喊口号，真有那么几个热心肠的去了农村，也八成是被人弄死的结局。
墨党出面靠枪靠钱靠佃农和组织水平搞减租减息，地主们反对的同时，墨党又假装不谈过往，也不至于把他们逼到彻底翻脸的地步。
等到这件事办的差不多了，合理合法的翻脸，追查地主土地的免税、逃税、不上报等问题，管叫他们欲哭无泪。基层已经组织起来，之前只是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