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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同作物和劳作的《豳风、七月》。
在文化输出类似于齐国当年在东夷上的政策。
一方面，以城镇为中心，建立学堂，推行“雅语”。印第安本地的贵族子弟需要学习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化，因为这些贵族是掌握文化的那批人，只要把这些人变了，文化这东西也就断绝了。
另一方面，也是将一些本土文化本地化。
比如瓜达卢佩圣母，这不是玛利亚，而是以当地印第安人为原型弄出的新圣母，这种行为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火刑架的。
推广圣经的时候，允许印第安人用他们习惯的方式礼拜祈祷。也有传教士为了让印第安人接受，讲最后晚餐故事的时候把餐桌上的东西变为了豚鼠、羊驼、龙舌兰酒或是扎茅酒……
短短四十年时间，这种十分适合青铜时代的古典殖民制度的弊病开始显露出来，因为已经是后农耕时代了，井田加国野之别这一套过时了，但是文化同化上还是别有成效的，这一点值得学习。
国野之别下，野民去耕“公田”，就要荒废自己的私田，自然心生不满。生产力已经进步到铁器牛耕时代了，这样弄是没前途的。
于是西班牙的王室往前走了一步，集权上走到了类似于半虚爵食邑，掠夺方式上走到了后农耕时代和手工业时代初期。
监护主仍旧管辖着那些“野民”，但是不再有征发劳役为他们经营“公田”的权利，而是只能收税。监护主成了食邑多少户的半虚爵贵族，而非原来的实权贵族，这相当于朝着中央集权走了一小步。
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开始的土地所有权并不明确，但是随着十几年前西班牙王室又一次破产，私有土地制度开始明确——王室需要卖地搂钱。
所有占有土地的人，缴纳一笔赎金税费，即可获得占有的土地的所有权。这是对白人或是土生白人或是买了“神圣血液净化证书”的酋长后裔而言的。
对于那些最底层的原住民，则适当地采用了等级分地的制度，按照原住民的不同等级分配一定量数额的土地。同时集村并屯，空出的大片土地由白人“开拓团”合法“购买”。
一些矿区，则是对原住民七丁抽一，七年一换，进行挖掘矿石的劳动。名义上给钱。但是抽的是丁而非人，给的那点钱比起每年要交的税和家庭的开支，最多也就是三分之一。
于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老婆孩子都要去挖矿，正常一家四口的话正好可以和缴税消费持平，如果再多出一个并且可以活到二十岁就算是赚到了。
开采的场面太过吓人，尤其是一些水银矿，剧毒的水银蒸汽让这些矿工的平均寿命在二十三岁以下。
一些心疼孩子的母亲，往往会在孩子成年前把孩子的手指头砍下来或是砍下大脚趾，这样就不用去服米达役。
说到底，殖民这东西玩来玩去也不过就是这么几个花样。虽然陈健的语言能力一般，可是有些东西用利益问题稍加分析也就猜到了个大概。
很多东西把名字一换，放到别的地方也没有多少违和感：把基层统治的印第安卡西克，换成士绅，更容易理解，也都免税有特权免徭役；买了净化血液证书的酋长后裔，那就相当于抬籍或是成了二等皇民。
至于经济掠夺上，西班牙王室也明白自己的斤两，明白自己的手工业不发达，也由于纸币还未流通出现，没法用军用券之类的方式掠夺，但是用了更为神奇的方式：商品强制配额购买。
垄断贸易的船一来，把王室贸易的货物分派到各个地方长官的头上，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每个村子分一些，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这政策若是掌握在先进生产力之代表身上，也不是不可以：如果能把这些强制摊派的货物变为国产机械、国产布匹、国产手工业产品，从而积累资金完成手工业发展，从国家主义之角度是未可厚非的。
问题是卖的东西国产的太少，西班牙作为一个产毛大国，呢绒却还要从北边穷邻居进口，强制摊派的东西也以外国货为主。
一比索的货摊派下去，地方长官可以卖出三比索的价格。
底层自是不满。
然而地方长官主管司法，上告只会出现堂下所跪何人因何状告本官的情况。
这是现在，再后来，贝拉斯科总督心说这样吃枣药丸，改革吧，定下了详尽的价格和摊派的数目，明确明目数量。
地方长官自然有办法，顺势来个“火耗”，商品摊派得有损耗，于是征收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的“火耗”，此乃合法之征收，而非私自摊派，总督默许。
再后来王室又破产了，觉得卖官是个搂钱的好办法，于是众人纷纷买官当县长。
当了县长是为了搂钱，买个县长两万比索，三年俸禄才八百比索，这明显是默许搂钱。
于是一些县长果断地在新西班牙和秘鲁，把摊派任务摊派到三五年之后。暂时还没干出在十七世纪就把摊派收到十八世纪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
当然，本地的克里奥尔们再过一阵就要喊着与民争利之口号，痛殴税监，反对皇室垄断的宝船贸易，希望走私合法化等等问题……
当法国人破四旧、打破乡绅教士特权、平均地权加土改杀的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时候，西属殖民地玩的是不用流那么多血的武昌起义，于是今后的命运也已注定。
虽然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竟走出了殊途同归之意境。
第二十三章 正义的走私（）
大致摸了摸底，陈健心中多少也有了点判断。
知己知彼，才能定下今后施行的路线，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国内那部分极端狂热的战争派，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和军头之类的人物，战争是他们发财的机会。
波托西那么大一个银矿放在那，北方那些家族和被煽动起来的年轻人不可能不动心不狂热。
打不打得过先不说，自己族群这边在意识形态上就差了一大截。
在一些东西发展起来之前，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力和一神教抗衡，加之南美还有一大票耶稣会的人，里面有不少当世之英才。
耶稣会内部也有分歧。类似利玛窦等开明派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希望因地制宜以方便本土化。以另一群人为代表的守旧派则坚持原则，不希望做改变。
在明朝以符合本地传统文化的方式传播，借用了昊天上帝的名号，允许祭拜祖先等；在南美一些印第安人聚居区，弄出了棕色圣母和有羊驼豚鼠的最后晚餐。
能做出这样的事，证明里面的确是人才济济，这是无需讳言的，不教条不本本的人才有希望。
本身一神教内的人人俱为兄弟就容易被人接受，而以神学逻辑开始的宗教变革也开始尝试用新的方式方便宗教的传播。
基层组织基本崩溃的情况下，这种混杂了人类一些普遍道德的东西就会快速蔓延开。
这些东西都需要琢磨。大荒城距离这边和欧洲都太近了。
西班牙的一些殖民手段没法学，没有宗教手段辅助，难度很大。
英式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学了也没用。用了的话，用不到几十年上层就会被一神教渗透的如同筛子。
在大荒城陈健只能暂时靠阶级斗争横扫牛鬼蛇神这些更为普适的东西对抗和同化，而在意识形态方面必须弄出一个体系能够与之对抗。
有多大的碗，吃多少饭。这个碗不仅仅是士兵枪炮，还有文化。吃得太多，容易把自己撑死。
在这种文化、宗教、语言完全不在一个体系的现实面前，站在南洋贸易公司和背后的商人和作坊主集团的角度来看，对于西属南美的长期目标也就很明确了。
传播激进思想，培养“美洲人”这种想象共同体的民族意识，写激进文章抨击王室、总督和垄断贸易并翻译成拉丁文传播、干涉西班牙本土的战争、暂时不煽动南美印第安人起义——他们一旦起义，土生白人会站在王室这边，只有在底层不能威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反对王室，他们的摇摆性决定了他们想上升但极为恐惧底层革命。
这是站在南洋贸易公司背后的利益集团所考虑的。
陈健也想明白了，有些事他阻止不了。奴隶贸易之类的肮脏东西，对南洋贸易公司背后的利益集团来说不可能错过，如果要是国内人口过剩抓国内的人当契约奴也未必没可能。
这些人终究只是十几年之内的盟友，陈健觉得该脱身的时候就脱身，将今后的发展战略方向定下来就撤股或是卖掉。一边喊着人权平等渴望人民崛起幸福，一边去贩奴，这种婊子不当也罢，没什么意思。
几天后。
陈健宴请了所有西班牙殖民地内的走私贩、商人和商船的代表，没有邀请其余国家的人。
用的是族群的宴会方式，跪坐分餐，但是考虑到这些人不会用筷子，所以用的是刀叉。
精美的此时尚且可以算是工艺品的透明玻璃杯和本土瓷器的盘子，让这场简单的宴会贵气逼人。
商人们虽然不习惯这种宴会的方式，但陈健有人有枪还有利益，他们也只能尊重。
陈健编造了自己生日的谎言，得来了一堆的祝贺恭贺之词。
倒了半杯烈酒，陈健站起身，用从女神岛上买到的镀银餐叉敲了敲玻璃杯，叮叮的响声很快让场面安静下来，商人们注视着陈健。
“先生们，在说这番话之前，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们。是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还是梅斯帝索人？但我想，有个称呼一定不会错。”
“诸位，请允许我称呼你们为伟大而勤劳的拓荒者。这个称呼是合适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西班牙、秘鲁和群岛的繁荣。所以，不管是克里奥尔人还是梅斯帝索人，我想称呼们为东印度人，这是不会错的。”
“你们和你们的先辈，怀着对上帝的忠诚来到这片土地，用你们的勤劳开垦着这片肥沃的处女地。东印度是从你们和你们先辈的手中，从蛮荒走向了繁荣，所以你们是东印度人。”
“你们的先辈皮萨罗总督，曾经这样评价那些外来者：那些外来者从西班牙而来，表面上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王室的伟大。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要来享受你们用汗水浇灌的果实、舒舒服服地享受你们用鲜血赢得的一切。”
“从没有人怀疑你们对王室的忠诚，你们所做的一切已经证明，但是那些从半岛来的外来者却不劳而获地获得了本应该你们享受的果实。这是一件让我这个外来者感到愤怒与不平的事实。”
“你们是忠诚的祖国的勤劳者的子孙，祖国是第二上帝，她哺育着你们，教养着你们，让你们感受到无上的荣光。你们应该和葡萄牙人、低地行省、那不勒斯那里的人一样，忠于王室忠于上帝，但却可以如同他们喊出自己是葡萄牙人一样，大声喊出你们是东印度人。”
“你们的祖先，有过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塞维利亚和巴伦西亚的荣耀，也曾为保卫天主在勒班陀与苏丹决战的勇气。但同样，另一半祖先也曾在这里创造了可以媲美埃及的文明，先代诸王们英勇顽强而又拥有自我牺牲的品质高尚而又让人难忘。”